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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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农民含泪民谣
一、干部下田
组长下田头，耕牛在前头；
村长下田头，手上捏烟头；
乡长下田头，秘书在后头；
县长下田头，记者抢镜头。
二、农民苦
买的都是贵的，卖的都是贱的，
要的都是现的，给的却是欠的。
〔注〕这一民谣反映农民买化肥农药都是高价，卖农产品都是低价，各种摊派都要现金，而卖农产品所得到却是赊欠的白条子。
三、农民怕
集资摊派是万能，无论啥事都能成。
千只手，万只手，齐向农民来伸手。
部门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
四、农民血汗
这达标、那达标，都要农民掏腰包；
这大办、那大办，都是农民血和汗。
五、基层干部
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
农民弟兄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
〔注〕现在农村基层干部多数已经蜕化变质，忙于赌博，输光了便巧立名目，对农民层层摊派，一罚二扣，好不威风，一幅雄赳赳的样子。对农村工作，是只管种不管收，没有钱收购便打白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虽然气昂昂的，但也只能又骂爹来又骂娘。
六、吃贫
扶贫小组下乡来，官小可真有口福；
走一路来吃一路，管他是贫还是富！
〔注〕这个顺口溜对一些扶贫干部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挖苦得淋漓尽致。中(和)共中央一再指示要作好穷县的扶贫工作，也拨有专款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但一些扶贫官员只知吃喝应酬，下乡跑一趟穷山沟，竟然走一路来吃一路，把扶贫的有限款项都吃光了，结果扶贫变成劫贫，管你农民是贫还是富。
七、吃农民
四只金钱豹（工商税务等），
十三顶大盖帽（公安武警等），
通吃一顶破草帽（农民）。
〔注〕这首民谣生动反映了农民的无奈与悲哀。他们任由乌纱帽、大盖帽的罚款、敲诈和掠夺，何来法理之有！
八、回家乡
多年不见老村庄，山川依旧穷模样；
不见庄稼绿又长，青壮外流跑异乡；
记得那座化肥厂，以为日夜生产忙；
谁知还是老模样，原来资金吃喝光；
可怜我的老村庄，征地开发一哄上；
没了昔日禾苗壮，只见未完工的商品房。
〔注〕这首民谣表达了大学生回乡的深切感受，唱出令人辛酸的悲歌，表达出各地当局荒废农业，一窝蜂搞开发区，炒地皮，最后多落得一座座没有完工的商品房的残酷结果。
河南人上访未果,吊死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
河南义马市义马煤炭集团公司机电厂工人冯江山因被义马市委门卫2警察殴打进京上访未果,12月17日夜吊死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的大柱子上.
据一起来京上访的家乡人说,3年前冯江山被人殴打致伤,上诉法院.义马市司法官员歪曲事实,枉法判决,包庇罪犯.冯江山因此上访3年无果.2004年12月15日求见义马市长,被市委门卫2警察殴打.16日进京上访,17日夜吊死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的大柱子上.
台湾法院以向大陆提供机密罪判处前官员10年徒刑
台湾的一所法院星期五判处一名前台湾军事研究机构的官员有期徒刑10年，罪名是企图向中国大陆提供机密。据美联社报道，台湾的高等法院认定，前台湾中科院官员黄正安曾搜集中科院的机密并试图将这些机密出售给中国大陆。与此案有关的另外两人也分别被判处7个月和15个的刑期。据台湾官方透露，黄正安企图向大陆方面提供的是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新型导弹的机密。
美情报系统如何分析中国？
(美国之音记者何宗安报导)布什总统签署了情报系统几十年来最大的改革法案，美国情报系统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是今年媒体报导的重点之一。解决方案可能是新的，但情报收集过程中的问题却由来已久。最近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在冷战期间难以获得确切情报，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情报。
50多年前，解读隐秘和孤立的中国对于美国情报界来说决非易事。今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把1948年到1976年期间关于中国的大量最高机密文件解密以后，当时情报界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过失才被公之于众。
71份国家情报评估的时间跨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30年间。
乔治城大学的唐耐心教授说，中美当时没有外交关系，这是美国情报界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准确情报的原因。她说：“在这些情报评估的涵盖时期，美国人没有实地经验。因此他们完全依赖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情报。”
*两个重大错误*
美国和中国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唐耐心教授说，由于缺乏直接情报，国家情报评估作出了一些相当不确切的判断。她说：“两个最重大的错误反映在对当时中苏矛盾和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度缺乏了解。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苏矛盾不像实际上那么严重，而且低估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能力。”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卜睿哲在1995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亚洲部主任。他说，美国情报界关于1958年中国和台湾的冲突是为了试探美台的关系的结论是准确的。
卜睿哲说：“这是中国的内政吗？是支持其它地方的反美力量吗？还是为了试探美国和台湾的意图呢？我谈到的最后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试探’，在当今的学术领域并不被看好。但是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来自中国方面关于毛泽东的想法，‘试探’一说实际上是对的。因此从判断来说，情报界看来是正确的。”
解密的文件只代表了美国对中国情报分析的一小部份，但是维吉尼亚大学的陈兼教授认为，被公开的内容足以揭示中美两国的思维方式。
陈兼说：“从这些公开的国家情报评估中，学者们可以试图了解一些因素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冷战期间导致那些错误观念的。通过了解和最终理解错误观念形成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而且还有助于理解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技术进步情报分析更困难*
现在，象卫星照片这样的技术进步是美国情报收集的重要构成部份之一。虽然各种手段能产生许多数据信息，但情报分析却没有变得更容易。
惠廷在60年代担任国务院东亚情报负责人。他说：“情报分析更困难，更复杂，我可不羡慕那些要在一大堆信息中整理出卫星资料的人。”
乔治城大学的唐耐心教授说，技术和情报来源的扩大，确实使美国的情报分析比几十年前更为复杂缜密。但是她同时谈到了今年早些时候美国911调查委员会提交的的冗长报告，报告分析了911恐怖前后的情况。唐耐心说：“情报分析不是严密的科学，我认为911调查报告表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采取行动来改善情报工作。”
唐耐心教授认为，美国情报界的工作基本上是好的，但是她提醒说，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国家，情报永远不会象美国官员希望的那样可靠。
胡锦涛凶相毕露;江泽民的手下人被逮捕！
江泽民的手下人被逮捕！中国报纸稍早曾报导说，于1999年创立Apex
公司的美籍华人季龙粉(DavidJi)因拖欠四川长虹巨额钱款于10月份在南
方城市深圳被拘留。季龙粉是美籍华人，原籍江苏常州，出国前曾经担任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秘书，靠着与中国前主席江泽民的特殊关系驰骋中国
商界。美联社报导说，警方在四川逮捕了季龙粉。美国大使馆一名不透露
姓名的官员说：“美国在成都的总领事已经证实季龙粉被逮捕。”四川是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SichuanChanghongElectricCo.)的根据地，长
虹公司表示Apex公司积欠它4亿6千750万美元。Apex公司进口中国电视与
DVD放影机到美国。出生在中国的季龙粉与一名台湾籍合伙人共同创立这家
公司。Apex靠着与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廉价拿到中国电器在美国倾销。喜
欢看盗版片的人，一般用Apex的DVD放影机，兼容性很好。以Apex眼下的知
名度和赚取的暴利，如果雇佣Anderson那样的会计师做账，卖给纳斯达克
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可惜的是季龙粉只是一个海派的共产党官僚，没学
会在股市赚钱。小胡巩固了权力，收拾老江遗留问题不会手软的。（智叟）
朱学渊：胡锦涛凶相毕露
二〇〇二年六月，《开放》杂志刊登过我的一篇《胡锦涛的性格与运
气》的文章，评论即将上台的胡锦涛，该文后来在互联网上流传，题
目变成了《政治辅导员胡锦涛》。赞同此文的人不少，但批评的意见
也有，如：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是一个戈巴乔夫呢？你为什么不能让他
先做做看呢？有一个朋友还问：“他如果不行的话，怎么能爬到这么
高的位置上去呢？”更有一位“博士”同学说：“中国的政治就是阴
谋，能一言不发，在接班人位置上坐十年不倒，就是他政治上的成熟。”
两年多来，胡锦涛在民众对“新政”的期待，和自我打造的“亲民”
形象中，步入了聚光灯的焦区。中国的问题太多了，因此人们对“胡
温”两人的期望也太大了，有人盼望“宪政”时代的到来，有人期待
他释放老迈了的赵紫阳，有人希望他平反“六。四”和“法轮功”，
还有人亲切地唤了他一声“胡哥”，想必还热泪盈眶。可是一个访友
告诉我，胡锦涛是手段很毒辣的人，他是因为杀喇嘛而被邓小平相中
的。无疑，胡锦涛是一个城府很深，而面目不清的人。
两年多来，胡总书记一直在恋栈的“江主席”阴影下过活。此间，中
国的泡沫经济虽然愈做愈大，而严峻的国情也愈来愈快地恶化了。有
人说，这并非胡锦涛胸无大志，只是受到了江泽民和上海帮的制肘。
几个月前，几个将领把“江主席”扫出了军委的大门，於是耐心候补
的“政治辅导员”坐了正。这理所当然的人事变动，却迎来了举国欣
狂，似乎航船又将升帆，新舵手将拨正这个苦难民族的航向。
可是，他在“四中全会”上的“登基”讲话，一下就将他的凶残曝了
光，他说：“一段时间以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
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
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佈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
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针对这种错误，绝不能手软，要加
强新闻舆论管理，不要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渠道。对错误问题，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区别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一旦出现，
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宣传上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不动摇，不要让人猜测。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佔领宣传阵
地。”
这些“绝不能手软……不要授人以柄……不要让人猜测”的毛式语言，
立刻唤起了人们对恐怖年代的回忆。说来，中国的问题本来就是毛泽
东制造的，如果把毛泽东从水晶棺材里请出来，他第一个要枪毙的就
是邓小平，还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而胡锦涛承了邓小平的统，又
去西柏坡祭了毛泽东的祖，他究竟是要走毛泽东“永不变色”的路，
还是要将“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想，他是要用毛泽东
思想来纠“邓小平的偏”。可是时至今日，就是的毛邓两人精诚合作，
也解不了共产党脖子上的死套；而如果辅导员找到了的是毛邓“南辕
北辙”的交点——“专制”，那等於是把绞索收得更紧，共产党可能
就要死在他的手中了。
然而，他讲了这些太离谱的话，反倒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怀疑：“清华
大学毕业的他，会说这般的背时话吗？”可是，你把他的话多读几遍，
就可以读出他的心思：“今天这社会太自由，我要把弦儿来绷紧。”人
们都说出自“团派”人物有胡耀邦“造就一个宽松环境”的情；而这
位当年的“思想警察”，却更象民国初年留辫子的张勳。
说到胡耀邦赵紫阳这些追求解放的后辈精英，就不禁想起共产党的思
想前卫——陈独秀先生，他对民主制度的理解远远超越了几代不肖徒
孙；而即便是被权力糟蹋了名声的毛泽东邓小平，当年也都是有思想、
有能力的少年英雄。人，大凡在少年时代就可以看出究竟，胡锦涛既
没有“虎气”，也没有“猴气”，有的只是“羊气”，他是靠了驯服乖
巧的“天赋”出人头地；而直到上面无人，才露出了残暴的“狼气”。
今共产党的领袖们，大概多是这样一些“羊”和“狼”的两面体，他
们在强者面前是羊，在弱者面前是狼。
他刚上台，北京的几个大学生就因读书、聚会，而被判了重刑。不久
后，二十岁的小姑娘刘荻就因“思想罪”，而被这个六十岁老人送进
了监狱。这就是一个政治辅导员，一个共青团书记对青年的“关护”。
年初，被放逐的政治学者王军涛先生，又被罩上了“台湾特务”的帽
子。近年来，在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声鹤唳中，在押的“思
想犯”、“言论犯”愈来愈多。因此海外舆论对江泽民一片骂声，其实
“马大哈”是背了“辅导员”黑锅。沿着胡锦涛的这条路子走下去，
无数思想者又将在刑囚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林昭和张志新的惨剧，又
将会在中国重演。
这位口口声声“马克思主义”的胡锦涛，又要热炒“依宪治国”，又
要反对“议会民主”；而一句“西方的道路不适合中国”的话，我们
就可以把他人格的虚伪看得很彻底，他要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
也不是“宪政主义”，而是毛泽东和秦始皇的中国专制主义。而在谈
到腐败不堪的“国体和政权”时，他的确更像是一个“大清国”的遗
老遗少。
他还说“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
那是为了将一切主张改革的人物推入“里通……境外敌对势力”的陷
阱。他刚熬成了婆，就要拿着血淋淋的“党粹”，来恐吓党内外的清
流，做那些连封建帝王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也用不着去猜测：他究
竟承了谁的“师训”？对於他这种人，任凭天下有再多的好主意，他
唯独要选择的就是：“一抓就灵”的“死亡三角”。
我们更用不着怀疑这些话是不是他说的？单单“不要授人以柄”一句
话，就是一个“政治辅导员”无自信的表白，也是他小人得志的“格
言”。他是要用个人机会主义者的“小格局”，来改造一个陷入困境的
“大政党”；他要使中共成为一个不向人民做任何承诺“执政党”，他
要把用“阳谋”和“硬道理”治理的中国，改造成一个“不说不错”
和“为所欲为”的阴谋世界。
如同长舌妇间“不要告诉别人”蠢话一样；胡锦涛和共产党可能既是
一只心狠手毒的狼，又是一只“不要让人猜测”的羊吗？说白了，这
是食肉的狼的梦呓。或许，还有人会欣赏他“不露”的“老成”；然
而，在举国腐败的严峻形势下，他没有疏导言论的卓识，而那些“老
成谋国”的虎狼言词，就是在为贪官污吏撑腰壮胆，共产党会更快地
步入绝路。
从胡锦涛说的“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
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恶果”。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完全不理解马克思
主义之於人类历史的伟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公平理念和
学说，正在自由世界理性地造福人类；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
国度里，却造成了无数的“人头落地”。既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又
背叛了社会公平主义的中共，何止比苏共远行了十万八千里，胡锦涛
又有什么脸来指责苏共的自责自省？
今天，对毛泽东时代的无数整肃，对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人们都记
忆犹新；而中国能够有所发展和进步，完全是“自由化”的成就；而
有中国特色的吏治腐败，则完全是“一党专制”的恶果。胡锦涛对自
由思想的仇视，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仇视；而他对专制主义的偏爱，也
必将使他对腐败实行宽容。
关於中宣部某副部长传达的胡锦涛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
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我想这就是他的心思和口气。“管理意识形态”，本是政治辅导员的“本
职工作”；以镣铐来管理“思想冲破牢笼”的人，则是他的根深蒂固
的“职业病”。胡锦涛满口“亲民经”的嘴里终於吐出狼牙了。
胡锦涛原来如此！我们怎么办？
一、我对胡锦涛评判的曲折与回归
本来我对胡锦涛群体是甚抱希望的。而在这个“本来” 之前我还有另一个“本来” ，就是本来对他们并不抱希望。之所以如此是我对中国社会中的这个群体实在太了解了。
胡锦涛群体大学毕业于文革前夕。即六十年代上半期为其大学时期。那是个什么时代呢？自1962年九月，毛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理论后，中国社会的政治气氛陡然严峻。文艺界、学术界的各种“批判” 运动渐次展开，直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毛共由阶级斗争理论推衍出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培养革命接班人” 。为“保证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远掌握在可靠的接班人手中”，由於大学毕业生将一律被列入国家干部。其中多数是技术干部，亦有一定数量将被选入政权执掌阶层，毛共政权对大学入学生从1963年开始进行了严格的政治筛选。同时对已
在读的大学生进行严格的思想塑造。令所有大学生都去作四清工作队一年。(大学年限因此由四年增为五年) 。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将政治思想“好” 的学生任命为政治辅导员，由他们去对其他同学进行政治洗脑。
那是个政治空气极为室息的年代。尽管它不象五十年代初的镇反那么恐怖，不象五七年反右那么横暴，但在校园中对青少年身心的毒害和扭曲是空前的。那时笔者正就读高中。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和记忆。有的同学为了入团以增加考大学的政治资本，其谄媚班主任、团干部神态，和在政治学习会上痛骂自己成分“不好” 的父母，宣誓要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复杂面部表情都深深嵌印在笔者的脑海之中。当然，笔者当年作为一个家庭有政治问题，又拒绝作政治输诚的“落后学生” ，尽管学习勤奋成绩优良亦理所当然地被大筛子筛了下来。
胡锦涛们是幸运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共太子党们大多还在读初中、小学。工农子弟由於家庭学习条件差，甚少可攀登入高等学府。那时亦尚未施行严格的政治筛选，以至胡锦涛们能凭成绩考入大学。这就使出身“不好” 或“灰色” 的大学生在校园中占相当比率。再接下来胡锦涛们还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积极表现进一步脱颖而出，成为学生党员并继而被选拔为政治辅导员。
胡锦涛们还有一个幸运是他们在文革狂飙起之前毕业离校了。免去了有可能在文革中站错队--参加造反派红卫兵--而被政治出局的下场。胡锦涛们携着一份亮丽的人事档案进入了共产党的体制内。这成为他们今后仕途的起码的、又是极为重要的基石。
我一直不相信在这个群体中会产生民主政治改革家。因为一，他们是这个政治制度的产物和受益者。二、他们本来在性格上就缺乏创新开拓精神，而习惯于依附权势上承下达。三、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共产党作了彻底的政治洗脑，人格已被严重扭曲。
在共产党专制政治的土壤上，由共产党的政治肥料所培植出来的岂会是民主之树，自由之花呢？
然而，前两年来胡锦涛的一些表现使我对自己的这一判断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胡锦涛拒绝住进中南海。多么好的抉择！中南海这由人民血汗修建的昔日帝王私苑在帝制被推翻后理应回归作人民公园。而毛泽东等霸占之，则将其成者为王的封建帝王心态暴露无遗。胡锦涛拒绝住进去说明他有清晰的政治见地。胡锦涛取消北戴河办公的廉政之举使之鲜明地区别于以奢华为能事的梳头总书记江泽民。对涉嫌颟顸处置萨尔斯病的高级官员予以断然惩处表明他有革新的意识。这些都使胡锦涛在海内外许多人亦包括笔者心目中赢得了好感。尤其还有个消息说胡曾派遣中央党校代表团访问北欧诸国，表现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趣，这更令我欣慰莫名。鉴此，我觉得自己以前对胡锦涛的判断不无偏颇。自古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怎么以固定的眼光看人呢？虽然，花丛中亦有杂草。怎么胡锦涛跑到西柏坡去“朝圣” ？毛泽东是什么货色胡锦涛还弄不清吗？然而，满怀希望者总是自己编制美丽的图案自我安慰。大概这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正统继位者吧，不必对之多作猜疑。我这样开慰自己。
晴天一声霹雳。胡锦涛在四中全会上秘密讲话的披露对我不啻提壶灌顶。我豁然清醒、骤然省悟过来。嗨！这不就还是那个政治辅导员吗？几十个春秋过去他仍然保持了政治辅导员的思维和本色啊！我对胡锦涛的判定遂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回归到最初对他的评判。
胡锦涛在秘密讲话中说：“一段时间来，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敌对势力总是从舆论入手占领宣传阵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手的。”这些话多么耳熟啊。突然，我感到时光在飞速倒转，倒转到四十多年前。1962年8月，毛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哦，这两段话何其相似。当毛在北戴河的讲话传达下来时，胡锦涛正在就读大学三年纪，时任政治辅导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的话深嵌在他脑海。四十多个寒暑的尘土风雪都丝毫没有
使这些深藏他心间的真言失去光彩。胡锦涛一旦把它抽出来，仍犹如一道寒光闪闪的达摩克里斯利剑。
无怪乎胡锦涛一接总书记之职，就迫不及待地率部前往西柏坡“朝圣” ，原来他是以毛主义的真传弟子自诩。
胡锦涛的秘密讲话十分精彩。除毛式语言俯拾皆是外，还对世界公认对苏联东欧民主转型和世界民主格局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戈尔巴乔夫厉声怒骂。将戈斥之为搞垮苏联、苏共的历史罪人。
至此，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胡锦涛，这个前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是中共党内新一代最大的政治保守派、顽固派。他咬牙切齿地咒骂戈尔巴乔夫系向世人宣告，他决不在中国作戈氏之举。所有把中国和平演变寄托于他身上，所有希望他能成为中国戈尔巴乔夫的人都百分之百地失算了、失望了。
或许有人还抱有一线希望。胡不是有亲民表现吗？不是在说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吗？别忘了。胡心中的导师毛泽东当年也是满嘴人民人民的。什么“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云云。胡锦涛的“为民” 调只是可用以说明他确得毛泽东的真传。
二、洞悉了胡锦涛的政治本质后，我们民主力量该怎么办？
将一个专制政权变革为民主体制，其途经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武装革命，一类是和平演变。就当代而言，罗马尼亚是前者，苏联和其他东欧诸国是后者。菲律宾马科斯的倒台和印尼苏哈托政权的终结也是后者。
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我不主张主动式的武装革命。因为这不符合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亦不具可操作性。当然我确认民众在受到专制政权的暴力镇压时有武装抗暴的权利。
我倾向的是和平演变。从当代的一些实例来看，和平演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当权者比较主动地进行，它表现得比较平缓有序。另一类是当权者在巨大压力下迫不得已地实行。其过程表现得较激烈亢奋。在东欧，匈牙利是前者，东德是后者。而亚洲的菲律宾、印尼都属后者。
由於胡锦涛群体已主导了中共政权，匈牙利式的和平演变已无希望，剩下的只能是后一类了。也即中国的和平演变不可能是“宁静革命” ，它必须由大规模的民众街头政治来催化。只有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胡锦涛们中共新一代保守派、顽固派才不得不弃守他们的专制主义城垣。毫无疑问这种急进式的和平演变是有可能变调为武装镇压和武装抗暴。这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却又是我们在思想上应有所准备的。
现在海外民运在做什么呢？可以说，所做的一切都仅仅是促使中共领导层愿意实行匈牙利式和平演变而已。无论是办民运杂志、民运网站、还是开研讨会，发谴责声明，到中领馆门前举行规模有限的集会等，其给予中共的压力都是很有限的。尽管抨击中共的语言十分激烈、尽管本意是想在中国大陆激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这种仅限於文字语言的冲击，在远渡重洋到达中国大陆后，顶多也只是强弩之末。有限的压力只能起到有限的效果。说它促使中共缓进和平演变已经是予之很高估价了。
有朋友或许会激烈地反驳说：我们是武装革命论者，我们一直在宣传武装革命，怎么说我们
也只是诉求和平演变？
海外民运中的武装革命论高扬了十多年，可曾见到持武装革命论的朋友回去向某个最凶恶中共公安局放几下冷枪，扔上枚土治炸弹？或许朋友们又会反驳说：我们主张武装革命并不见得要由我们亲自去进行，应是国内民众接受了我们的武装革命论后勇敢奋起。可现实是，武装革命论宣传这么多年了，国内有谁因接受了你们的理论勇敢奋起去向中共兵营、派出所、党政大楼发起武装攻击了？说武装革命论也只在促使中共实行和平演变，系考虑到它可以向中共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不和平演变就有暴力演变的可能。这是海外民运武装革命论唯一的价值。
在中共领导层毫无缓进和平演变意愿；在武装革命毫无发动征候的同时，另一种社会情况却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了，那就是汹涌澎湃的民间抗议浪潮。仅近一、两个月来就有重庆万州事件，五万民众包围市政府。广东揭阳事件，三万人聚集反对滥收过桥费。安徽蚌阜事件，万人抗议克扣退休金。广西钦州事件，千人包围殴打街头残障音乐家的警察。山西万荣事件，两百多名工人乘九辆大卡车冲击交警支队。陕西铜川事件，八百名矿难家属冲击政府部门。陕西榆林事件，两万名农民上书抗议遭受镇压。四川汉源事件，十万农民抗议建水电站征地不公。四川泸州事件，几千工人化工厂工人因抗议拖欠工资，阻路拦车，于千多防暴警察冲突......固然这些抗议行动都一一被中共当局用两手化解了。但是，如果今后某个时刻全国各地能持续地、大面积地、互有联系地发生这种民众街头集会抗议，并把其诉求提升到有民主政治内
涵，那么，中共政权就面临马科斯、苏哈托的命运。
海外民运如果不满足于清谈，就应把思路和努力方向转到如何策动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抗议行动上。海外民运组织虽多，但对国内的渗透都有限。国内挂了名的民运志士都在当局的掌控之中，难以行动。实际上国内这么多的民众抗议行动，除东北辽阳工人运动后期尝试争取海外支援外，其他都与海外没有关系。说干脆点，国内这么多此起彼伏的群众抗议行动都不是国内的民主志士发动领导的，也不是海外民运组织在国内的成员发动领导的。故此，目前海外民运加速推进中国民主步伐的重要手段应是大力支持国内民众的维权抗议行动。促使这维权运动大规模地、大面积地、由点及线及面地发生，成燎原之势。同时要设法使中国民运运动与群众维权运动结合起来。逐渐把群众维权运动提高到争取民主权利和民主政治的层次。
欲实现这一目标，海外民运对群众维权运动的支持不可仅停留在道义上、宣传上，更重要的须体现在实际上。其一是以经济力量予以支持。一个具体的作法可以是大规模公告于世：凡因组织民众维权抗议活动而被中共当局屠杀的，海外民运将给予某一数量的抚恤金。被中共当局抓进监狱的，则按其刑期给予慰问金。这并不是什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重赏之下的勇夫去做的未必是正义的事情。而当今中国大陆民众的维权抗争则完全是正义的。海外民运亦无力给予谁重赏，只是作经济上的有限支援。领导维权斗争的人士被杀害了、被监禁了，他的亲属、遗属生活陷入困境乃至绝境，难道我们可以漠不关心地坐视？我们应尽力给予抚恤慰问。经济支持是最实际的支援。海外民运的这种支援将使国内更多的正义勇敢者无后顾之忧地奋起，去串连、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民众维权抗争。而我们的这种大力支持将使我们能与国内维权群众运动的杰出分子联系起来，逐步得到他们的信任。据此，我们可以进而把群众的维权斗争引导上较高层次的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
当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主要须寄托于底层民众的斗争。中国知识阶层就整体而言已被中共收买。除甚少数坚持以文字对当局进行有限批评之外，一部分成为中共政权的谋臣、辩护士，大部分则以其知识技能致力于自己的安乐窝，漠视底层民众疾苦。更有甚者，一些无良医生、教师把病人、学生视为手中人质，肆意予以盘剥。对社会道德的沦落起了极坏的催化作用。他们对社会现状大多采取认可的态度。只有处於社会底层的群众才有迫切的变革要求。曾以欺骗蒙蔽手段裹胁民众来颠覆中华民国夺取政权的中共，现在反过来面临民众冲击的局面。可以预期的是，以前被中共欺骗蒙蔽的民众在觉醒以后会以维护争取自己的起码权益为出发点，走上终结中共这个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专制政权的道路。而且，还可以预期的是，这一终结不会造就另一个专制政权。在民主理念已扎根于世的今天，在民主运动的大浪淘沙之后，诞生的一定会是个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权。
要问支持国内群众维权运动的资金如何得来？海外民运参加者的自愿捐款。我谨建议，所有海外民运组织、人权组织的首席领导人都捐出相当自己一年工薪额的捐款。其它成员都捐出相当于自己一个星期工薪额的捐款。我相信，海外有正义感的侨界人士在看到民运人士的这一壮举后会给予支持的。这样，有希望募集到百万美元的资金。谨建议海外民运为此举行多层次会议进行磋商，推举某一数量(如十一名) 较有代表性、公信力的人员组成支援国内民众维权运动委员会，具体商议操办支援事宜。要办得廉洁、透明
和高效率。
在海外安全的环境下，除了那些全职主办民运刊物或操持某项具体工作者外，其他民运人士都应自食其力。并在此基础上作精力、经济上的奉献。然而，国内组织发动群众维权斗争的人士却应受到经济支持。因为他们时时处在危险之中。而且从事串连组织发动工作，必然使他们不能全职打工养家活口。我并不认为我的这个建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朋友们可以集思广益研究出其他方案。但是，我坚持认为，如果海外民运还是象现在这样作为的话，那无论你发表了多少篇精彩文章；无论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叫得多宏亮；其作用充其量是促使中共党内戈尔巴乔夫的出现。
我们已经等了十五年，等江泽民下台。等胡锦涛上台不受干扰地实行新政。望穿秋水总算盼到胡锦涛全面执政了。可是，海市蜃楼消失在顷刻之间。那我们再等吧。共产党领袖的年龄出局线是七十。如果胡锦涛遵守这条线，他还可在位十二年。如果有能力不遵守，将会更长。何况，在胡锦涛之后或许还会出现张锦涛、王锦涛.....
呜呼！“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朋友们： 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敬呈
2004年12月29日
朱小华：王光美不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她是刘少奇邓小平“偷天换日”的同案犯！
王光美会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吗？我一言难尽，但我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如果毛泽东能复活领导现在中国的话，那么给王光美天大的胆她也不敢凭现在她和邓小平背叛人民利益的腐败集团的所作所为说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给她的下场那也就可不是简单的让她和邓小平吃文革批斗的二遍苦，受残酷镇压的二遍罪那么简单了，我想他们会比刘少奇都不如！会在中国人民的一片咒骂声中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毛泽东的思想真正才是悬在邓小平腐败集团头上的刚刀！
不错，在本质的地方毛泽东和邓小平刘少奇相似甚至是相同，但事物的确是有千差万别的。以邓小平为首的腐败集团在经济改革中明目张胆大肆侵吞人民的财产，在继承了毛泽东政治上对人民残酷统治的同时却背离了毛泽东维护人民利益的经济政策，先把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改为国家所有［人民从此一无所有］的企业，再在江泽民朱容基改制这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争中中国的老百姓财产变为官僚资本私有！
邓小平的腐败集团是在继承毛泽东的旗帜下获取领导中国人民的权利的，他们贪污腐败的思想还是欺骗不了真正的毛共，他们极其害怕的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并可以名正言顺从内部将他们重新打倒的毛共份子。于是，他们在不危害他们继承毛泽东政治权利的前提下极力否定丑化毛泽东的思想，把文革时候他们狼狈为奸助纣为虐帮助毛泽东镇压反对派的罪行归为“四人帮”和毛林，极力曲解文革毛泽东对他们思想流毒的批判，在推行资本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行资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意图一劳永逸的将毛泽东思想复辟带来对他们致命无情打击斩草除根。
然而事与愿违，在胡耀邦推行民主自由时却引来了愤怒的人民对邓小平腐败集团反抗的学生运动，特别在８９年的运动达到了高潮，人们普遍流传：毛泽东的崽上前线，邓小平的崽搞诈骗，赵紫阳的崽搞彩电，李鹏的崽搞鸦片——人民逐渐觉醒邓小平的改革目的实际是以损失人民利益为代价下实现贪污腐败集团的美梦，人民重新拿起了邓小平无法完全否认的毛泽东思想合法武器来反抗，毛泽东思想的闪亮刚刀依然威胁他们并高高悬在他们头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为什么民运的特务们极力以民主的面目全力抹黑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你要民主自由吗？那么你要接受民运特务们的理论反对现在的人民用毛泽东思想和武装［特务说是带有贬义的词－－暴力］来反抗，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正统合法的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腐败更具威胁了，文革的记忆和噩梦让这些贪官仍然记忆尤新！邓小平不禁悲哀感叹：人民要到二十年后才能评价真正的毛泽东！
现在的王光美居然无耻的往自己脸上贴金对新凤霞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仅令新凤霞觉得恶心,也令我们好笑——现在伪共产党和王光美在宣传上真是炉火纯青！在打击人民反贪污腐败民主运动同时在国内外更加猛力的打击毛泽东思想，你可以轻易的如刘晓波任不寐等发表反毛泽东共产党的民主自由但邓力群等不可以有真正宣传毛泽东共产党的言论，在两者不可能由现伪共产党公开一起同时打击时，取其次而狡猾的造出现在的贪污腐败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的论调！你如果清醒的要打击我的贪污腐败我顺带要你帮我打击另一威胁我的毛泽东思想而减少对我的威胁，你如果善良的相信伟光正的毛泽东我则用伪装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换取你的同情谅解和支持。
中国已经是一片黑暗了，伪共产党打击人民反抗的雷厉风行和反贪污腐败的举步艰危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我不禁想起了一个老右派反革命在毛泽东将一大帮高级共产党反革命官员镇压下放江西时学来的真言笑话：毛泽东不怕你偷天上的星星，因为你怎么也偷不完，毛泽东害怕你偷天换日，因为偷天换日会让共产党的天下改变！
现在的中国的确是暗无星光了，现在的中国的确是让贪官王光美们“偷天换日”了。
胡平：从“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说起
胡平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写下一句惊世骇俗之语，曰“丧父之痛易忘，夺财之恨难消”（“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此话历来遭人诟病，我也不以为然。不过，对此话略作变换，或许可引出另一番意思。
生命不可替代，财产可以转移。毫无疑问，丧命要比夺财严重得多，原因之一是财产的损失多少可以赔偿可以纠正，生命的损失却是不可赔偿不可纠正的。财产可以失而复得，人却不能死而复生。再有，从事后追究惩罚的角度看，张三杀了人，张三死了，你不能抓张三的儿子抵命；但若是张三抢夺他人的财产，而他后来又把财产留给他的儿子，那么，张三死后，我们完全可以找张三的儿子还这笔帐。父罪不应子抵，父债却可子偿（只要父子间有财产继承关系，而这是很普遍的）。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结果：对于杀人这种大恶，在拖过若干时日之后，人们无法惩罚，无法对受害者给予实质性的补偿，因而不得不放弃追究（或者说只能进行象徵性的追究）；对于夺财这种较小之恶，即便经过若干时日，人们仍然能够惩罚，仍然能够对受害者给予比较实质性的补偿，因此会追究到底。
乍一看去，这不是很荒唐吗？这不是“丧父之痛易忘，失财之恨难消”吗？人们对较小之恶穷追不舍，对更大之恶反倒轻轻放过。其实，这不是荒唐，这是无奈。阿伦特说：“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简单地说，杀人之罪，一代之后，人们就很难追究惩罚；夺财之罪，即便经过两三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有些却依然是可以追究惩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里警告君主“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是有道理的。
同样是矫正正义，经济清算要比政治平反困难百倍。第一、政治平反主要涉及良心犯和政治犯。在今日中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数虽然也是个惊人的数字，不过在总人口比例上只占较小的比例。相比之下，在经济上受损害的人就多多了。经济清算涉及千家万户，在权贵私有化的过程中，大多数民众都遭到剥夺和损害。尽管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繁荣，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有改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被剥夺被损害的；而在贫富悬殊的刺激下，贫困者的被剥夺感尤其强烈。
第二、一般来说，政治平反要惩罚的人比较少，因为政治迫害是出自最高当局的决策，其他大小官员只是执行命令。经济问题就不同了。虽然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腐败不腐败毕竟是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上级的命令。追究“六四”罪责，也许只需要对一小撮领导者实行惩罚；追究经济犯罪，免不了要对一大批官员问罪。
第三、政治犯是为了自由民主的理想而受难，自由民主的实现本身就是对他们所受苦难的最大补偿，因此，政治犯及其亲属通常都比较宽宏大量，比较能宽恕放下屠刀的敌人；可是，那些遭到权贵们抢劫的大众，一旦得到讨还财产的权利，他们凭什么要自动放弃而不去尽力讨还呢？南韩的全斗焕，印尼的苏哈托，都曾经残酷镇压民运，但后来他们在民运的压力下让步，人们就赦免了他们以往的罪行；可是不久后他们又都因经济腐败而送上法庭。可见，在财产问题上，一般人是不容易善罢甘休的。
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愈演愈烈，民怨民愤越积越深。当局本该厉行政改，建立起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机制，以期遏制腐败，还财于民。但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加速权贵私有化，一方面加强对民间维权运动的打压。他们妄图借助暴力高压硬撑下去，让时间把黑钱漂白，让时间把欠债赖掉。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着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因此当局的这种做法，其效果只能是饮鸩止渴，错上加错；它使得良性的民主转型愈加艰难，恶性的社会崩溃愈难避免。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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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大纪元的这篇文章，哈哈，笑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