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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资料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二○○一年八月號‧第六十六期
華 譜
寫 在 前 面
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保加利亞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1997年，保加利亞「克利門特．奧赫里茨基」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日記》（, 9 1933-6 1949, , 1997）。全書794頁，正文591頁，照片90幅。
日記記載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經歷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國法西斯誣告參與「國會縱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後開始寫日記。1934年2月，季米特洛夫獲救後到了蘇聯，出任共產國際總書記。共產國際解散後他成為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負責人，在共產國際解散的同時，成立了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為避免引起西方國家的猜疑，莫斯科任命什切爾巴科夫為部長，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爾斯基為副部長，但該部的實際工作由季米特洛夫主持。1945年11月季米特洛夫回到保加利亞，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工作。1949年2月病重住院和去蘇聯治病後，停止記日記。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病逝後，其12本日記一直秘密保存在原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黨務檔案館。在這部日記中，有相當篇幅反映了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情況。日記中提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王明、張國燾、林彪、蔣介石等近30個中國歷史人物的活動，收錄了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及其兩黨領導人的文件和材料，共產國際同毛澤東、王明等中共領導人之間的往來電報，季米特洛夫與中共領導人的談話內容，以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討論中國革命的情況等。其中對西安事變、皖南事變、延安整風運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都有較詳細反映。尤其是關於中共黨史和近代史中一些頗有爭論或疑義的問題，例如斯大林對西安事變的態度和指示，蘇聯在抗日戰爭期間對中共軍隊的物質援助，蘇共對皖南事變的立場和對策，中國是否向蘇聯提供了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等等，日記中都有十分明確的記載。因此，這部日記對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歷程的研究也是十分珍貴，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文中的季氏日記是直接從保加利亞文翻譯為中文的，我們從中選編有關中國問題的部分內容，供研究者參考，文中黑體字為原文所加。為便於讀者閱讀，編譯者將日記中提到人物的職務放在後面括號內，我們並請中共黨史研究專家，重點介紹部分日記的背景，介紹的文字放在評點日期一段外面的方框中。
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
1936年9月7日
在克里姆林宮。
討論中國問題。
建議：認為可以同意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計劃草案（通過向寧夏和新疆運送武器支持中國紅軍等）。
1936年9月11日
1、確定對中國問題的決定：
（1）同意中國紅軍的行動計劃，即佔領寧夏的部分地區和甘肅西部，同時明確指出中國紅軍不得繼續向新疆方向推進，否則紅軍便有可能脫離中國的主要地區。
（2）事先決定在中國紅軍攻佔寧夏地區後將提供1.5-2萬枝步槍、八門火炮、十門迫擊炮和相應數量的外國制式的彈藥。武器將於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邊境，將通過知名的烏拉圭洋行售出，為運進寧夏做準備。
1936年9月20日
與烏里茨基（時任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阿格拉諾夫（1893-1938，時任蘇聯副內務人民委員）等開會討論對中國的援助問題。
（向政治局寫關於貸款等的書面報告。）
1936年11月26日
在克里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
「……應該改變對中國工作的決定。目前不能搞蘇維埃。要建立民族革命政府，全民國防政府，以保衛中國人民的獨立。只有在城市可以搞蘇維埃，但不是作為政權機構，而是作為群眾的組織。不搞沒收。您起草一個初稿。我們再看看！」
同伏羅希洛夫談對中國的援助。
1936年12月2日
收到政治局今天做出的決定。
1,166噸箱裝貨物（這裡指向中共提供的援助。──原注）。
由外貿人民委員會負責提供卡車、燃料、彈藥等。
已給財政人民委員會發電報，在撥出200萬盧布之外，再提供：
50萬美元，
5000盧布
（其中15萬美元已用於訂購外國制式的飛機）。
484名相關專業的軍人（駕駛員、技術員、指揮員）將列入新疆政府服役。
遠征隊隊長為莫雲科夫大校。
1936年12月9日
博戈莫洛夫（1890-1937，時任駐中國公使）來見，談到：
1）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將繼續下去；
2）南京不會再做出重大的領土讓步；
3）中國將對日作戰；
4）統一戰線運動正在迅速發展；
5）蔣介石將在對日本開戰前夕並同蘇聯協商後才下決心同共產黨和解；
6）蔣介石不會在西北追剿紅軍。
宋慶齡（孫中山夫人）已近乎是共產黨員。
1936年12月13日
有關於張學良的部隊在陝西起義的報導。逮捕了蔣介石。
斯托馬尼亞科夫（1882-1941，時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來見。他對張學良做出好的樂觀的評價。蘇聯應該謹慎和巧妙地對待與西安事變有關的反蘇運動。
1936年12月14日
2、關於中國工作的會議。
把鄧發的報告送給斯大林。
請他對我們的中國同志的立場提出意見。建議是：
「建議他們採取自主的立場，宣布反對內訌，堅持和平解決衝突，爭取和解和協同行動，在強調共產黨在致國民黨的信和毛澤東答記者問中所持立場的同時，爭取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各黨派發表民主宣言。」
深夜12點，斯大林來電話：
「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生的嗎？
（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們那裡做甚麼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
（我不知道有這種事！）
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隨後莫洛托夫來電話：
「明天下午3點半請你們到斯大林的辦公室來，我們一起討論中國的工作。只有您和馬努伊爾斯基（1883-1959，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別人不用來！」
1936年12月15日
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
（有庫西寧〔1881-1964，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馬努伊爾斯基、莫斯克文〔1883-1940，時任共產國際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席團成員〕、王明、鄧發、愛爾科利〔即帕爾米羅．托利阿季（1893-1964），時任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曼達利揚〔季米特洛夫秘書處工作人員〕參加。）
1936年12月16日
到克里姆林宮見「五人小組」。
（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缺席者為伏羅希洛夫〕。）
對中國事件交換意見。
磋商後同意向中共中央發以下電報：
「覆電建議你們採取以下立場：
一、張學良的行動不論他的意圖如何，客觀上只能損害把中國人民的力量團結在抗日統一戰線中，並會鼓勵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二、由於這一行動已經做出，我們應該考慮現實情況。中國共產黨要堅決宣布在下列基礎上和平解決這一衝突：
1、通過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抗日運動的代表人物參加政府，進行政府的改組；
我們在草案中建議的文字為：『由主張中國領土完整和獨立的抗日運動的最傑出活動家來改組政府』；
2、確保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
3、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在反對日本侵略的鬥爭中同紅軍建立合作關係；
4、與同情中國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解放出來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最後我們建議不要提出『與蘇聯結盟』的口號。」
1937年1月19日
在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莫洛托夫、安德列耶夫〔1895-1971，時任蘇聯國家監察委員會主席，農業人民委員〕、日丹諾夫〔1896-1948，時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葉若夫〔1895-1940，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
對中共中央的指示：
1、對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旨在停止內戰的一切措施採取支持的方針──團結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為反對日本侵略而鬥爭。
2、詢問中央是否已認識到是從蘇維埃制度向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及時轉變，並由此得出一切結論的時候了。
1937年2月5日
答覆中共的電報（關於告國民黨中央全會書）。
莫洛托夫（用專線電話）──中共中央的建議可以接受。
（我按此意思修改覆電稿。）
1937年3月23日
關於中國的會議。
給中共中央關於張國燾問題的電報！
1937年3月26日
同蔣介石之子談話。
蔣介石之子啟程回國去見其父。
1937年3月28日
蔣介石之子來電：
「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我在旅途中向您致以最熱忱的布爾什維克的問候。您的全部指示都將完成。」
1937年4月13日
致斯大林的信，關於中國西路軍問題。
1937年7月7日
與剛到達的中國同志談話：王稼祥、王明、鄧發。
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宮同斯大林談話。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共產國際書記處的決定已經過時了。
「這就是人們坐在辦公室裡冥思苦想的結果！」
「要用一切手段加強對托派的鬥爭」（決定中的話）。「這是不夠的。托派必須追捕、槍斃、消滅。他們是全世界的奸細、最惡毒的法西斯走狗！」
（1）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基本的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
（2）現在主要的問題是戰爭，而不是土地革命、沒收土地。
（稅收必須有利於戰爭。）
中國共產黨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以前是沒收一切，現在是甚麼都不沒收。
（3）口號就是一個：
「爭取中國人民獨立的勝利戰爭。」
「爭取自由中國，反對日本侵略者。」
（4）中國人怎樣打擊外部敵人──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當這一問題結束時再提出怎樣互相打的問題！
（5）現在中國人所處的條件比我們在1918-1920年時的條件更加有利。
當時在我們這裡，國家在社會革命方面是被分割的。
在中國，民族革命、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把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了。
（6）中國有巨大的人力資源，我認為蔣介石說中國將取得勝利是對的。只是必須在已經打響的戰爭中堅持下來。
（7）因此必須創建自己的軍事工業。
生產飛機。飛機容易生產，但是運輸很困難。
（我們會提供製造飛機的材料！）必須創立飛機製造業。
還要生產坦克。
（製造坦克的材料我們能夠提供！）
如果中國有自己的軍事工業，誰都不可能戰勝它。
（8）八路軍必須要有30個師，而不是三個師。
這可以通過建立後備團的形式做到，以便補充現有的師。
必須建立新的團隊。要日夜進行軍事訓練。
（9）在八路軍還沒有炮兵的時候，它的策略不該是直接進攻，而應該是騷擾敵人，把他們引進自己一方並在後方打擊他們
必須炸毀日本軍隊的交通線、鐵路橋。
（10）不管英國還是美國，它們都不願意中國勝利。出於它們帝國主義的利益，它們害怕中國勝利。
中國的勝利將影響印度、印度支那等。
它們希望日本由於打仗而削弱，但是不允許中國站起來。
它們希望有日本這條拴起來的狗嚇唬中國，就像過去嚇唬沙皇俄國那樣，但是不希望這條狗有獨吞獵物的可能。
（11）對於中國的黨代表大會來說，討論理論問題是不適宜的。理論問題可以往後放放，等到戰爭結束以後。
談論中國發展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現在比起過去，機會更少了。
（資本主義在中國不是正在發展嗎！）
（12）建立民族革命聯盟的問題遲遲未決。
（13）在武漢的八路軍和黨的合適的代表。
1937年11月13日
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的最後一次談話。
（我們決定把王稼祥暫時留下作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
1937年11月14日
王明和康生動身。
1938年2月17日
我和馬努伊爾斯基被叫去見斯大林、莫洛托夫。
斯大林：
……
3、中國。
兩個方案：（1）國民黨和共產黨聯盟；（2）建立由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的民族革命聯合會（其他黨派參加）。聯合會不要加入共產國際。
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
1938年10月19日
鄧發（通過耿丁〔共產國際執委會在遠東地區的聯絡員〕）1938年10月14日的來電：「飛行員訓練班的25人中已有24人能夠獨立飛行了。訓練班將於11月5日結束。17名技師也在學習中取得了成績。但是督辦（指新疆的盛世才）只有已經超過飛行期限並在高速飛行時有危險的S-2型和P-5型飛機。請撥給我們三架供高速飛行、轟炸和殲擊訓練的飛機。」
1939年2月14日
中國同志林彪（此地的名字是李廷）──八路軍115師師長、延安軍政大學校長。
他帶來了中共中央六中全會（1938年11月）的材料。
中共七大預定5月召開。
全會有40人參加（幾乎所有的中央委員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指揮員和政委）。
八路軍、新四軍、游擊隊、後方部隊、軍事學員等共有329,000人。
每月從政府領取600,000元。
需要：（1）錢；（2）武器；（3）幹部。
在延安（中央委員會）：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康生、陳雲、任弼時。出席全會：周恩來、博古。
1939年5月20日
晚上，任弼時、林彪來，談中國問題！
對中共中央會議（5月末）的建議。
「主要火力集中對付投降派。
對共產黨人的迫害問題在中國人民面前要作為投降計劃的組成部分來看待。
基本問題是鞏固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聯盟。
與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聯繫，依靠群眾，孤立國民黨內的投降份子，這是上策。」
1940年2月23日
向斯大林同志發了關於給中國共產黨援助（35萬美元）的信件。
1940年2月25日
和斯大林同志通話，斯大林稱不能接見我去談中國問題，因為他很忙。沒有閱讀送去的材料。他說：「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
1940年11月23日
起草了給毛澤東的覆電。把草稿交給了斯大林。
1940年12月26日
去鐵木辛哥處。
談中國問題（援助八路軍武器的可能性）。
1941年1月16日
戈利科夫（情報局）、潘菲洛夫（情報局）。比留科夫（哈巴羅夫斯克的遠東軍事委員會委員）來我處。開會商議了（中國）東北的事務（游擊隊伍和游擊隊組織）。
商定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臨時局和派遣黨的工作者至東北。
……
國民黨和在中國的我方部隊之間的武裝行動。令人不安的消息。重新發生內戰的危險。
收到中共中央書記處如下內容的密碼電報：
「按照蔣介石的命令，我們新四軍的萬人以上部隊在葉挺（此處原文音譯為葉里海．霍尼納，可能是密碼的翻譯問題）的指揮下由長江以南地區向北推進，但受到蔣介石派來的七萬人部隊包圍，雙方已血戰八晝夜。
在西北已集結了30萬名士兵，他們包圍了陝甘寧邊區，在其周圍建起了軍事設施，封鎖此邊區幾千里長的地方。
我軍有被全殲的危險。與此同時，蔣介石派了20多個師對我軍在江蘇、山東、安徽、湖北四省的游擊隊根據地展開了大規模進攻。他們正準備在全國範圍內搞大規模的逮捕和屠殺。反革命氣焰甚為囂張。我們準備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堅決反擊蔣介石實施的這種廣泛進攻。」
1941年1月17日
打電話給莫洛托夫，告之中國發來的電報。莫洛托夫答應把問題向斯大林反映，並對蔣介石施加壓力。
因同一事由還給鐵木辛哥去電。
1941年1月18日
我把私人信件發送給斯大林：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我們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得到的兩份密碼電報和蘇聯現有的情報表明，蔣介石顯然認為目前是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總攻的適宜時機，因此，他手下的將領們卑鄙地襲擊了新四軍，並將進一步採取針對八路軍和邊區的侵略行動。
無論中國共產黨人的處境如何艱難和危險，他們都不可能不反擊蔣介石對新四軍的強盜式進攻，也不可能不對蔣介石軍隊對八路軍和邊區的攻擊進行自衛。
假如蔣介石不終止其總的侵略行動，則不可避免地將燃起內戰。當然，這種戰爭只會對日本人有利。
為了避免這樣的內戰，在蘇聯方面採取可能的措施來影響蔣介石的同時，應該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掀起相應的運動，這將對中國政府施加一定的壓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輿論。我認為，這一運動應按下列兩種方式開展：
（1）在對中國友好的外國報刊上揭露中國反動派破壞中國人民團結抗戰的罪行。
（2）由中國人民的朋友（各種協會、組織、社會知名人士）向蔣介石發出抗議信，並向他和中國人民呼籲不應允許爆發內戰和分裂抗日統一戰線，不應允許日本人用「中國人的手」來征服中國。
我們有辦法以完全可靠的方式把有關組織這一運動的指示轉達給我們的朋友們。
懇請告知您有關我們是否應採取這些步驟的意見。
順致友好的問候
格．季米特洛夫」
深夜我得知此信已被轉交給斯大林。
1941年1月20日
我同莫洛托夫談了中國問題。他對我說：「為了討論和採取相應的措施，對已發生的事我們應獲得更確切的情報。」
重慶消息（1941年1月17日）
「……今天蔣介石要求通過張沖將軍把他的一項請求轉交給莫斯科，其內容如下：在第三區部隊和新四軍之間發生的事件應被看作地方性的軍事事變，不應賦予其政治意義，不應對其做出廣泛反響。他保證這一『事變』絕不會影響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而且不會影響他們在抗日戰爭中的繼續合作。新四軍的高級將領將被釋放。」
1941年1月21日
我同斯大林談了中國問題。
「葉挺是不守紀律的游擊隊員。應該看看他是否為此事件（即皖南事變）提供了藉口。在我國同樣有一些好游擊隊員，由於不守紀律和其他原因，我們被迫槍決了他們。」
「看來，三年時間呆在同一塊領土上的八路軍問題比這個要複雜。」
我們商定以後幾天討論這一問題。
1941年2月5日
給毛澤東發了下面電報：
「我們認為，（同蔣介石）決裂並非不可避免。你們不應採取分裂的方針。正相反，在依靠主張保存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的同時，共產黨應採取一切取決於它自己的行動，來避免決裂。請求你們重新審查自己的立場並告知你們的考慮和建議。」
1941年2月6日
把有關中國事務的信寄給了斯大林。告之發給毛澤東的電文，請求他接見我，以便對中國共產黨在當前局勢下的策略提出意見。
1941年2月7日
把林彪（八路軍115師師長和中共中央委員）有關中國事務尤其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關係的匯報寄送給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伏羅希洛夫、鐵木辛哥。
1941年2月15日
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黨組織書記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伊萬諾沃州委會主席蕾舍托娃同志來我處。他們介紹了兒童院的情況。共有28個民族的兒童，中國組人數最多（39或41人），其次為德國組（21人）、保加利亞組（10人）等。
1941年2月22日
中國兒童抵達莫斯科（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子女）。
1941年2月24日
研究了中國東北問題。科甘、久津、普利舍夫斯基。向他們做了相應的指示。
1941年2月25日
情報局負責中國事務的戈利科夫稱，蔣介石建議由蘇聯向八路軍派遣顧問。
1941年3月5日
卡加諾夫（前駐中國武官）來我處。
通報了中國的局勢、蔣介石的立場以及國共兩黨的關係。
科甘（共產國際機關工作人員）從重慶寄來由周恩來轉來的材料的大郵包。
1941年3月17日
久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談有關中國東北的消息（關於游擊隊領導幹部）。那裡極不順利。
1941年4月3日
同中國的林彪同志談中國共產黨問題。
1941年4月7日
就中國問題同林彪詳細交談。他陳述了自己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策略的批評性意見。
1941年4月26日
同林彪談中國問題。
（蘇日條約對中國國內發展的影響。）
1941年6月5日
給毛澤東發了以下電報：
「我們從這裡難以提出任何軍事性的建議。但我們十分清楚的一點是：儘管存在許多困難，你們必須堅決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積極行動來反抗日本的進攻。中國人民民族戰爭今後的命運、共產黨及其軍隊的未來均取決於此。我們覺得周恩來在他6月1日的電報中提出的有關此種具體積極行動的建議是正確的、及時的。」
1941年6月21日
在周恩來從重慶發給延安（毛澤東）的電報中曾指出，蔣介石堅定地宣布德國將進攻蘇聯，而且還說出了日期──1941年6月21日。
各方面關於進攻即將開始的傳聞很多。
我們必須時刻警惕……
早晨致電莫洛托夫，請他們同斯大林談談局勢以及對各國共產黨做必要的指示。
莫洛托夫：「情況不清楚。在玩一個大把戲。並非一切取決於我們。我將同斯大林談談。假如有甚麼特殊情況，我會打電話。」
1941年7月2日
向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送交了關於向中國同志援助款項的建議，由於當前我們的中國軍隊的軍事行動具有特殊意義。請求提供200萬美元。
1941年7月3日
收到通知，我們關於給中國同志100萬美元援助的請求已獲批准。
1941年7月7日
通知毛澤東，援款（100萬美元）已獲批准，將分批寄出。
1941年7月9日
向中國發去我們的共同指示。建議中共中央討論這一指示、做出有關中國黨的結論並把有關此問題的決定通知我們。
1941年7月16日
寫信給莫洛托夫，談給中國共產黨秘密送援款事宜。
1941年7月18日
收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電報，它通報了中國同志們將盡全力反對日軍從華北轉移去進攻蘇聯的決定。
他們請求獲得彈藥，以便展開更大規模的行動。
就上述問題我致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1941年7月20日
關於中共中央的電報莫洛托夫向我轉達了下列意見：
「我們同意中國共產黨的行動路線。關於彈藥現暫勿做出許諾。」
按此意思向中共中央做了答覆。
詢問了毛澤東來自重慶的有關八路軍和中央軍之間發生新衝突的消息有何根據，以及在同國民政府的相互關係中採取了哪些措施。
1941年7月21日
同即將回國的中國同志（林彪和軍事小組）座談。
1941年11月14日
莫洛托夫來電談中國共產黨的代表有必要參加即將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例會。我給毛澤東寄出了指示。
1941年11月17日
收到毛澤東回電，稱他們將參加會議。
1941的11月27-30日
聽取了（情報機關的）基斯連科關於延安和八路軍情況的報告。
同科若夫商定在莫斯科應提出哪些有關中國的問題加以解決。
1941年12月4日
索爾金（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從莫斯科打來電話，通報各方情況，並傳達了莫斯科委員會要求我們給他們派一位游擊技術指導員，去工作一段時間。
1942年1月11日（星期日）
就同中國、日本、滿洲國和美國的關係問題商討了具體的意見。
1942年3月19日
斯大林同志來電話詢問德國同志何時抵達，中國同志是否啟程。「他們到後，請馬上通知我，我現在關注的是德國人和中國人，其他問題以後再說……」。
會見崔可夫少將（駐中國武官），他通報了中國的局勢以及蔣介石和共產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1942年6月16日
「向毛澤東發出以下電文：
目前局勢迫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做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蔣介石的相互關係，鞏固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我們知道，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千方百計向共產黨發起挑釁，妄圖詆毀和孤立共產黨，但如果我們不巧於周旋，而屈服於挑釁，那我們的策略就是錯誤的。另外，有消息說，周恩來在重慶未意識到這一點，有時助長了挑釁者的氣焰，他組織反蔣份子和反蔣外國記者召開秘密會議，而蔣介石當然會了解這一切並利用這一藉口進行反共叫囂，為自己的挑釁行為開脫。
請認真對待這一情況，採取緊急措施，黨駐重慶辦事處要堅持一貫政策，改善共產黨和蔣介石及國民黨的相互關係，避免可能使相互關係尖銳化的一切作法，對於有爭議的問題必須同蔣介石一起澄清解決。
請把你們就這一問題採取的措施和做出的決定通知我們。」
1942年6月17日
潘菲洛夫少將和從（中國）延安來的兩位情報局工作人員斯克里尼克中校和格爾馬諾夫中校來我處，通報了邊區的形勢，我黨的政策、八路軍的狀況，黨和軍隊的領導等。
總的看法是，在黨和軍隊的工作和領導中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必須採取緊急措施改變狀況。
1942年6月25日
收到毛澤東的電報，電報說，他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指1942年6月16日電報）並已採取了措施。
1942年7月15日
向毛澤東通報，蘇聯代表（傑卡諾佐夫〔曾任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和駐德國公使〕）正在新疆處理與盛世才的關係，為此，目前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留在新疆。
1942年7月16日
（情報局）鮑爾沙科夫和基斯連科來談新疆和中國問題。
通報說，王明臥病治療九個月後，現已瀕臨死亡。中國人認為，造成的原因是蘇聯醫生奧爾洛夫使用了磺胺口比啶，此地專家的結論否定了磺胺口比啶的這種作用。
1942年10月6日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西林（聯共〔布〕中央工作人員）報告說，盛世才拒絕了允許中國共產黨人從新疆起程的要求。
1942年11月5日
接見我駐中國大使潘友新。
他向我詳細匯報了中國的局勢、蔣介石的立場以及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1942年12月9日
我要求毛澤東調查一下同我們聯繫使用的密碼的可靠性，因為有跡象表明，這套密碼已被國民黨人掌握。
1942年12月16日
我駐中國大使潘友新來我處，通報有關中國問題提出的建議和對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關係的處理情況。關於蔣介石與中共關係問題，他提出了談判協商的六條綱領：
（1）承認蔣介石對八路軍（又稱第十八集團軍，共20萬人）的最高指揮權並在自己直接指揮的條件下納入中國軍隊。
中國共產黨的其他武裝力量為游擊部隊，聽從蔣介石軍事指揮部的軍事指揮。
（2）向八路軍提供各種武器和給養。
（3）八路軍的代表參加所有軍事指揮部和軍區，任命中共代表為軍隊政治部副主任。
（4）解除對邊區的包圍，停止對共產黨人的追剿，釋放葉挺和新四軍被捕官兵。
（5）制訂和公布同蔣介石政府達成的中國戰後民主體制聯合協議。
（6）共產黨在中國全境公開化並為共產黨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發行創造正常的工作條件。
我們商定，在這一綱領得到上級批准後，他通過外交途徑，我通過共產國際執委會，對類似解決蔣介石和中共之間關係問題給予協助。
1942年12月17日
潘友新電稱，通過同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交談了解到，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目前不打算處理蔣介石和中國共產黨的相互關係問題，因此，必須暫時把原定計劃往後拖延。
1942年12月26日
（我駐蒙古共和國大使）伊凡諾夫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瓦爾馮格來我處。
我們探討了在蒙古共和國和（中國）延安之間建立「通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之間建立直接聯繫的問題。制訂了具體措施。
1943年2月1日
收到王明（發自中國）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存在分歧的電報。他認為毛澤東執行的政策不符合共產國際關於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他請我們方面加以干預，以避免黨分裂。
電報是發給斯大林和我的。
1943年2月3日
收到毛澤東指責王明的電報。
1943年8月19日
伊利喬夫（蘇軍情報局負責人）中將和博利沙科夫（蘇軍情報部處長）少將來談關於向南斯拉夫和中國輸送人員問題。
毛澤東的兒子（在軍事學院學習）。
1943年12月22日
通過伊利喬夫給毛澤東（延安）發去如下個人書信（密碼）：
「1、關於您的兒子。我已把他安置在軍事政治學院，畢業後將擁有馬列主義和現代軍事領域的豐富學識。他是有才幹的青年，我相信您會得到他這麼一個可靠而又優秀的助手。他向您致以熱烈的問候。
2、關於政治性問題。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其原有領導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我個人不能不友好地說出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使我感到的不安。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開始經常認真地直接處理中國事務。基於我所了解的一切情況，我認為，削弱同中國的外國佔領者的鬥爭，偏離正在出現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傾向，在政治上都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進行民族戰爭時期，這樣的方針會給黨造成一種威脅，使黨在人民群眾中處於孤立的境地，並會導致內戰危險的加劇，對此可能只有佔領者和他們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感興趣。我認為，開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責他們推行共產國際建議的民族戰線政策，似乎他們正在把黨推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於黨，而應當維護他們並盡一切辦法為黨的事業而使用他們。使我感到擔憂的是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黨的幹部中有一部分人對蘇聯懷有不健康的情緒。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是值得懷疑的。康生及其機關在貫徹執行清除黨內敵對份子和加強黨內團結這一正確的黨內措施時，所採取的那種謬誤形式只能在黨員群眾隊伍中散布互相之間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憤懣情緒，並起到給敵人瓦解黨的努力幫忙的作用。還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了完全可靠的消息說，國民黨份子已決定向延安派去自己的奸細，其目的是促使王明同您和黨的其他活動家發生糾紛，同時還製造一種反對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對國民黨份子的這種險惡用心，我已預先及時地向您提出過警報。國民黨份子的夙願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這樣的辦法使他們能更輕而易舉地消滅共產黨。我不懷疑康生是在以自己的行動為這些奸細助一臂之力。請原諒我的這種同志式的坦誠，不過只是由於對您懷有深切的敬意和堅定地相信您作為黨的公認領袖會關注事務的真實面目，我才貿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請您按我寄送此信的同一途徑作覆。
緊握您的手！」
1944年1月10日
近日收到毛澤東（經伊利喬夫）對我1943年12月22日發信（密電）的答覆：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我們沒有削弱抗日鬥爭。相反，八路軍的部隊在1943年對日本人發動了幾十次進攻性的戰鬥。其成果是奪回了一部分1940年和1942年丟失的地區。八路軍的人數現在約為50萬人。1943年的抗日鬥爭進行得異常激烈。
（2）同國民黨合作的路線沒有改變。1943年7月形成了非常緊張而危險的局面。國民黨準備向邊區發動武裝進攻。由於我們採取了各方面的措施，才得以避免衝突的發生。1944年也有可能發生同樣的緊張局勢。我們的努力，我們的措施的目標是避免武裝衝突。
（3）我們同周恩來的關係非常好。我們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黨外。周恩來有很大的成就和進步。
（4）王明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黨活動。這一切都已通報給黨的全體幹部。但是我們不想把此事向全體黨員群眾公開，更不準備向所有非黨群眾公布。在黨的高級幹部中對王明所有錯誤進行批判的結果則是這些幹部更加團結一致。
（5）我請您相信並能保證，斯大林同志和蘇聯在中國共產黨內是受到愛戴和高度尊敬的……
（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個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幾個人說他在獄中承認了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之後被釋放。還有人說他同米夫有可疑的聯繫。王明進行了大量的反黨活動。
康生是個可靠的人。審查不是由他的下屬機構進行的。他們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間諜。我們審查是全面的，深刻的。
毛澤東」
1月7日毛澤東發來第二份電報：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除我1月2日電報所陳觀點之外，現擬再就這些問題陳述如下：我衷心地感謝您給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這些指示，注意它們，並根據指示採取措施。在同國民黨相互諒解方面，我們執行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我估計1944年這方面的局勢會好些。關於黨內問題：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於聯合一致，鞏固團結。在同王明的關係上正是執行這樣的政策。由於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結果，黨內的形勢、黨的團結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請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內心感受而言，我們是心心相通的，因為我的想法和感受基本是和您一致的。
致以問候 毛澤東。」
1944年1月13日
接見毛澤東的兒子，他在軍事學院學習。
1944年1月19日
通過伊利喬夫發給延安的王明有關同毛澤東相互關係的密電。
1944年2月25日
通過伊利喬夫給毛澤東發去如下電報：
「親愛的毛同志！ 您的兩份電報收悉。您的第二份電報特別使我高興。我不懷疑，您對我的友好意見會給予必要的、認真的注意，並將為黨和我們共同事業的利益採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之您所採取的措施取得的實際結果如何，我將不勝感激。 兄弟般的問候。 緊握您的手。」
1944年2月29日
給毛澤東發去如下密電：
「請告知在共產黨和蔣介石之間的相互關係中是否有某種較重大的變化，如果有，這些變化有何具體體現。能否就邊區的情況，你們軍隊和游擊隊反對日本人的行動和共產黨活動的一些主要內容每周或每十天給我們一份簡報？這在當前的複雜形勢下是非常有益的。」
1944年3月7日
還接到王明（延安）的下述密電：
「尊敬的格奧爾基．米哈伊洛維奇！12月至1月期間轉給了我兩份您的電報。
謝謝您對中共和對我的關心。我對毛澤東的態度一如既往，因為我把他作為黨的領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儘管過去我們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黨內生活問題針對我開展的重大運動中的一些個別問題上有個人之間的分歧。
（一位）同志告訴我，他系統地向您通報了有關所有這些問題的情況。
我不了解在這方面您對哪些事情感興趣和對哪些問題不清楚。
請給予指示，我將作覆。最近一年，在黨內開展了以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為基礎重新審視黨的全部歷史的運動。
他被宣布為中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和中國化馬列主義的主要代表。
我意識到您能提高我們黨的威信，這在沒有共產國際的條件下是特別重要的；在強調中共是全國性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下，我完全支持這場運動。
因此我已經既在口頭上，也在書面上向毛澤東和中央委員會聲明，反對李立三路線的鬥爭和確定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都是毛澤東的貢獻，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認為的那樣。
我還聲明，我放棄一切有關政治分歧的爭論。
衷心感謝您和親愛的羅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任妻子）多年來對我女兒的關心和教育。
對可愛的米佳（季米特洛夫七歲的兒子）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944年4月1日
通過伊利喬夫線路收到毛澤東的如下電報：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您的2月26日電報收悉。很高興。
將以本電向您闡述最近一個時期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相互關係的狀況：
1、去年8月、9月和10月，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廣泛開展了要解散中國共產黨的運動。
與此同時，它在邊界集結了大量武裝力量，開始威脅邊區。
這時，蔣介石估計他的所有這些動作必定會在中共內部引起分裂。然而其結果卻是我黨的團結和鞏固。
無論是對他開展的解散中共的運動，還是對他發動的軍事威脅，我們都採取了強硬的立場。
我們的這一立場迫使國民黨在去年9月召開的十一屆中央全會上做出決定，宣布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一切問題都有可能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
我們隨即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國民黨十一屆中央全會的聲明。
2、去年12月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在蔣介石面前表示了關於維護國共兩黨團結的必要性和兩者之間的不容發生武裝衝突的觀點。
從去年8月3日到12月蘇聯和美國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實質是反對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發生分裂和武裝衝突，主張它們之間的團結。
這一切合在一起，給我們以很大幫助。
3、蔣介石去年12月同我們駐重慶代表董必武會談時表示了由延安派我們的代表赴重慶同他會晤和會談的願望。
4、今年1月蔣介石命胡宗南緩和邊區周圍的形勢。胡宗南為執行這一命令，於2月命其下屬部隊停止武裝進攻邊區的準備工作。同時，根據他的命令從邊區邊界撤走了四個最有戰鬥力的步兵師，為給他們換防，而部署了四個戰鬥力較差的步兵師。
5、我們已做出決定，派遣邊區政府代表林伯渠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後者表示歡迎。林伯渠於4月初啟程。
6、在重慶的記者招待會上外國記者向國民黨代表提出一系列有關邊區，有關國民革命軍第四路軍的問題：他們的情況如何，國民黨對他們的政策如何等等。
2月，一批外國記者寫信給蔣介石，要求准許他們去邊區。
不管蔣介石對此信是怎樣的滿心不快，還是不得不對此行表示了同意。但是同時下令派一組他的人員隨同這些記者去邊區。
這批進行考察的外國記者中有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代表──共計十人。
我們方面表示歡迎這批記者來訪。他們將在4月初到達延安。
7、羅斯福表示了派其軍事代表到邊區了解八路軍狀況的願望。
蔣介石對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顯然是不滿意的。現在這個問題仍懸而未決。
8、去年在軍事行動方面，國民黨只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抗日戰役：第一次在宜昌地區，第二次在常德地區。
但即使這兩次，也是日本人強加給國民黨軍隊的，是日本人首先發動了進攻。
國民黨的戰鬥力日益減弱。美國對國民黨軍隊的這種消極態度表示了不滿。
中共的武裝力量牽制住全部在華日軍的58%，牽制住90%以上的偽軍。
基於這種情況，美國想在反攻階段利用我們的武裝力量去打擊日軍。
9、我們方面很希望美國政府做出努力，以使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問題得到很好的解決。
同時，我們也非常希望美國能給我們提供武器彈藥的援助，這是我們極感需要的。
如有可能，請您把此事告知白勞德並請他在這方面給我們以幫助。中國希望對日本發動反攻。
毛澤東 1944年3月23日」
1944年7月25日
收到毛澤東有關中國，特別是有關邊區的詳細電報。
一批外國記者到達延安。美國軍事使團將來到毛澤東的軍隊裡。蔣介石終於被迫同意美國人派出這類使團。
1944年11月30日
涅斯托羅夫、莫羅佐夫（時任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100研究所所長）、普魯德尼科夫（時任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100研究所副所長）、潘友新討論了蒙古共和國和延安之間的聯繫線路問題。迄今的一切嘗試都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而這條線路是需要的。
責成他們作進一步研究並提出新的具體建議。
1945年8月18日
與潘友新起草致毛澤東的電報，建議中國共產黨人改變對蔣介石政府的路線，因為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華 譜 大陸學者，現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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