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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洛桑扎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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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洛桑扎西 (5) -- 资料 - (12809 Byte) 2004-8-21 周六, 上午1:50 (265 reads) |
资料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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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资料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五章:寄人篱下的难民生活
一支「五一」式配枪
我们退到印度後,首先到门达旺。按国际法规定,把枪械全部交给印度政府。交枪以後,印度政府分两批处理的。一批全是藏民,送到莫索马日,我们汉、回共有三十二人,其中十二人是回民。在门达旺住了十多天後,台湾的马继援派人把十二名回民接走了。我们二十几个汉民仍继续住在边境线门达旺。住了一个多月後,才把我们移送到硼地拉。在离开硼地拉以前,我还收藏了一支「五一」式手枪。恩珠贡保扎西知道这件事後,对我说,我们私人的枪枝不能再随身带,一定要上交给印度政府。当时我问他,您收藏的那支手枪也是否上交了?他回答说,我那支手枪已经登记好了,你可要上交,不能再留。我想上交是对的。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硼地拉警察局,幸好局长是位在印度加城长大的汉民李水林。我说;“这次我来主要报告,我自己收藏了一支手枪,没按规定上交的原因是,自从我们退到贵国境内,便对我们这些汉民另眼看待,不把我们同藏民一样接收送往印度内地,如留在两国边境线上我们有点害怕。再说,假如你们把我们转送给大陆共产党手里时,我们就要死。因此,我为了保卫自己,才把这支手枪保存起来了。现在我把手枪拿出来交公,请您查收;但我有话在先,只要印度政府接收我们这些汉民,我就没有理由再要回这支手枪。如果,印度政府不接收我们,把我们送往中国大陆,到那时请把手枪还给我。”当时的印度硼地拉警察局长李水林回答说,你放心,这个情况我清楚,只要上头真的不接收你们,我一定把手枪还给你。就这样,我把十多年随身带的共军团营级的配枪「五一」式手枪,不得不留在印度硼地拉警察局。
患难中的伴侣
我们二十几个汉民从门达旺移送到莫索马日。当时,我们二十几个汉民有一位女性,她叫刘淑花,她的丈夫叫胡吉升,是在打泽当的战斗中牺牲的。我们在攻打泽当的时候,打掉了两名汉民,其中一个就是胡吉升,另一个是张海宽。
我们从西藏撤退到门达旺後,印度政府刚开始不接收汉民,准备把我们送回去,这样对我们这些汉民的心理影响很大。当时,我是三十二个汉、回民的负责人。有一天刘淑花找我诉苦,她说虽然我们脱离了共产党的魔爪,死里逃生,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没想到来到此地,丈夫也死了,东西也全丢了,现在手中一无所有,真不知道该怎麽生活下去,不知那一天死在这鬼地方!我听了以後,安慰地说,没关系,只要我们能躲过这一关,政府一定会考虑我们。过去我和她不认识,经这次撤退到门达旺碰到一起,才知道我们都是山东人。她是即墨县的,我是莱阳县的。当时我非常同情她的处境,她既没有亲属朋友,也没有安置的地方,一个孤零零的妇女,在异国他乡怎麽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後来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要是需要帮助,我俩住在一起,不知你有什麽想法?她回答说:我非常希望和你在一起,只要我俩在一起叫我干什麽都可以。从那天起,我和刘淑花在患难中,结成一对终身的好伴侣。
原来刘淑花是山东即墨县大地主刘文水的闺女,山东被共军占去後,她的父亲和一个大学毕业的哥哥遭枪决。还有一位年老的叔叔也被共产党抓去劳改整死,家里只剩下几个寡妇弱女,都被共产党赶出家门,唯独淑花一人能跑出来,找到平时对她好的,住在邻县的胡吉升一同来维持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共产党在新疆开展公私合营运动後,没收了她们的蔬菜杂货铺,淑花和胡吉升名义上返回内地,实际上又从新疆跑到西藏拉萨。
她俩在拉萨经营饭馆一年多的时间里,结识了一位安多藏人,他答应她俩由他带到印度去。就在这时候,拉萨和山南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她们由安多藏人领路,开始离开拉萨往印度方向走,当他们来到乃东、泽当时,被抗暴军拦路查证,把她们送到四水六岗政府所在地拉加日。到了拉加日,经那位安多人介绍,胡吉升和刘淑花参加了抗暴军。当时,安多人还一再表示,万一抗暴失败,她俩仍然由他负责带回印度。以後在拉加日,参加抗暴军的汉、回民逐渐发展到三十几名。
硼地拉汉民饭馆
在莫索马日将近住了一个多月,才把我们二十多个汉民送到硼地拉。在异国他乡,开始过著流浪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更要自力更生,要自力更生,首先就要遇到没有资金的困难。因为,我们刚参加抗暴军的时候,由于陈排长「丹巴达杰」在曲水逃走,造成抗暴军对我们汉民的不信任。其原因是,由于陈排长在曲水开小差後,引来了共军大部队,使抗暴军在旺北取枪途中遭遇共军伏击,损失了不少各路代表。因此凡参加抗暴军的汉民不可靠,出了问题不好办。为了安全起见,抗暴军政府立了个小规矩,即凡是参加抗暴军的汉民,一律要把自己的金银财宝全部上交,由政府代管。假如抗暴胜利或失败,财产仍归还给原主。这样以来,汉民为了自己的财产,不敢轻意不敢离开抗暴军,也就没有敢开小差。立了这个新规定後,先参加抗暴军五个汉民的金银财产,全部理应上交给政府保管。当时他们五个人的东西有:七十二个金币,三支劳力式手表,一支金壳空中霸王伍美卡手表,六对钻石金戒指,其中一对是黄金的,一对是K金,一对是白金,还有两千块银元。六对钻石金戒指和一支金壳空中霸王手表,两千块银元是刘淑花的。这些贵重东西,听淑花说,是她亲手交给理唐·江泽仓曲载,江泽曲载当时是抗暴军政工总管。
当时,昌都·仲译(秘书)贡觉多杰把东西一一查收并作了登记。後来,四水六岗军从拉加日撤退到印度边境线硼地拉时,江泽曲载说,由于共军偷袭抗暴军政府所在地拉加日,不要说你们的东西,连我们政府的大部分东西也丢在那里。我们只顾撤退,谁能顾得上那些东西。听了这些情况,我们感到很失望。
当时,我们身上也没有钱,想到今後的生活,真不知所措。经我和淑花反复商量後,仅用自己身上所剩的一点钱买了把斧头,白天上山砍柴,晚上把乾柴背到印度人开的饭馆去卖,这样每天可以赚到八、九个卢布,勉强支撑俩人的生活。但时间一长,手上长起不少血泡,不能再上山砍柴,生活也就慢慢难于维持下去。
我和淑花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著头皮去找当时的抗暴军政府借一笔钱,想开个小饭馆试试看。第二天上午,我到四水六岗政府工作人员理唐·格桑那里去借钱,我说;我们带的东西全被你们丢光了,眼下我们要生活,可我们身上没有分文钱,政府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钱。格桑回答说:政府的东西,全丢在那里,眼前实在分不出钱来大家吃,至于你洛桑扎西个人有困难,我们可以想办法给你解决一点。说著他去拿了一笔款借给我。
我拿到这笔钱,回到住处,与淑花、王洪刚等五位汉民合计,就在硼地拉修公路的附近,搭了个大篷子,买了几十斤麦粉,牛羊肉做些肉饱子、面条、饼子和甜茶,开了个汉民小饭馆。还好,生意做的很不错。那时候,硼地拉往北方向修公路,修路的工人大部分是尼泊尔人。虽说公路边上,有几家印度和尼泊尔人开的饭馆。但是,大部分人经常喜欢到我们饭馆来。
我们在硼地拉开饭馆数月後,我们汉民的小饭馆有了一点小名气。住在莫索马日的很多藏民,陆续地来到硼地拉参加修路,在我们饭馆吃饭的藏人也逐渐增多。当时,我在饭馆内负责收钱。由于我在过去四水六岗当兵打仗,认识的人很多,只要他们来到硼地拉,就到我们饭馆吃饭,他们吃一两顿饭菜,我不好意思要钱,常对他们说;都是自家人,不要付钱,算了、算了,这样一连几天,放走了几十个人。结果,与我合伙的几个汉民就对我提出意见,说我只作好人,不收饭钱,影响收入。那以後,我在厨房做点琐碎事帮他们做饭,刘淑花代替我负责收钱。
三个伪装的不丹人
我们在硼地拉开饭馆几个月後,有一天,我的好友桑珠派人叫我到他家里来一趟。我赶忙穿好衣服到他家里,桑珠一看到我就哈哈地说,你洛桑扎西真是命大,不该死。过去打仗打不死,现在共产党派特务又杀不死你,你给死神送了什麽好东西,给我如实招来。
我急忙问他,到底发生了什麽情况。他回答说:“是这样的,前天晚上,三个穿不丹衣服的人,鬼鬼祟祟地来到你家不远的地方,被硼地拉印度警察发现,问他们从那儿来时,他们用很生硬的不丹话说是从上头扎西岗下来的。当问到干什麽来?往哪儿去时,他们便回答不出不丹话。虽说他们穿不丹服装,但不会说不丹话。所以,印度警察发现他们来路不明,当即命令他们到印度警察局时,他们三人拔腿往树林里跑,幸亏当时很多不丹人帮忙,抓到了其中的一个,跑掉了两名。被抓到的那个人身上,搜出了一支廿响手枪,从他口供了解到他们是被共产党专门派出来,干掉你洛桑扎西的。”我听到这意外的情况後,出了一身凉汗,当即向桑珠说了很多好话,并通过他向印度警察局表示感谢再一次救命之恩,我在硼地拉提心吊胆地又住了几个月 。
第六章 流落印北东难以落脚
在新德里接受审查
我在硼地拉居住期间,印度政府派人下了通知,叫我到印度首都新德里来。我到了新德里,负责询问我的官员说,他们请我到新德里来目的就是想了解我投奔自由的情况,以及中印边界有关的问题。拉萨等地的驻军情况和边防部署,还有共产党在西藏的一切情况等,都想了解。所以,他们希望凡是我知道的情况,都能讲出来。当时,我也毫无条件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以後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凡是我知道的都说了。
在新德里接受审查两个多月期间,由于印度政府无微不至地关照,我俩生活的很愉快。审查结束後,印度有关方面官员告诉我说,你还要回硼地拉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做你的生意。但是,你还要为我们做点工作。就这样,我和我爱人离开了新德里返回了硼地拉住地。到了硼地拉不久,印度硼地拉边防警察总局派人叫我,说是给我安排工作。我到警察局办公室,局长桑珠对我说,我们想给你安排一个对你很合适的工作,你看怎么样?我问是什麽工作?他说是在边境线收集情报等工作。当即我用好言谢绝说,这个工作,我担当不起。因为我现在既不懂藏话,更不会说印度话。等我学会了印度话及藏话时,你能给我安排这个工作,我会很感谢的。至于工资多与少我是不计较的,只要有工作干,有饭吃就可以了。
但是,事过不久,在我背後传出了谣言。说什麽我洛桑扎西因为不懂藏话及印度话,而是钱少了,一月三百块钱的工资不够俩人的生活开支,凭我的本事一月没有八百块钱的工资,说我不干等等。
这个风声传开後,桑珠局长派人叫我,他问起这件事。我回答说,这句话不要说我说出口的,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记得当时我是对你这麽说的,只要我能会说藏话及印度话,到时您给安排工作,我是感谢不尽的。除此之外,我说什麽您是在场的,请您好好查一下,再说这句话如果你们认为是我说出去的,那麽,我在什麽地方,说给谁了,请拿出证据来,好让我与这个人当面对证。
桑珠局长听了以後对我说,老朋友,不要再说了,我是相信你的,这次你先请回,等事情查出来後,我再请您来。过几天後,果然查出了瞎编乱传的人,他正是桑珠局长手下的一名小便衣。他曾经偷听到我与桑珠局长的谈话後,就乱猜瞎编了一套话,乱传出去的。桑珠局长知道事情的真相後,派人喊我。那天,桑珠局长当著我的面,对那个瞎编乱传话的小便衣给了两个耳光後,脱掉他的警察制服开除了。
当我快要离开硼地拉时,迎来了六十年代第一个新年。驻扎在莫索马日的四水六岗抗暴军曾派人接我和刘淑花到莫索马日过藏历年。当时,我们在莫索马日,真正过了一个来到印度後的很轻松,很愉快的第一个新年。
因为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能跑出中共匪军的重重包围和跟踪。真不知怎样感谢达赖喇嘛一路上承蒙多保护,忘不了很多不知名的藏族战友,在一路上献出宝贵的生命,为我们刹开了这条血路,才换来了今天的自由和幸福。
没头没脑的接头
有一天傍晚,我在硼地拉街头散步,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近我的面前,问我一声,“你叫洛桑扎西吧?”我说 :“是的,我叫洛桑扎西,您找我有事吗?”他说:“那好,您现在跟我一切到加城去一趟”。我问他:“到加城去干啥?”他说:“您要一个地方去”,我又问他:“你有没有政府的证明或公函”?他说“没有带来”,我说“那不行,我要向西藏政府请示”。他说:“不行,不必要对他们说,只要您跟我走就行了”。我回答说:“这样不行,我不能擅自离开政府跟你走”。我说了这句话,就没有理会他,他也就没趣地走开了。
後来我到了加城後,才知道那个小伙子就是台湾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次帕多杰的弟弟,是安多平措派来,接我到加城,然後准备把我送到台湾去的。这小子真没有工作经验,那有这样没头没脑的接头?见了面没有说出道理来,也没有说出详细情况,空口无凭的,叫人跟他一起走,别人能跟他一起去吗?再说,当时硼地拉共产党特务活动很猖狂,谁会相信他是好人,会把你带到什麽地方?
中共加城报社被砸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後,我们不能再住在硼地拉,印度警察局把我们送到加尔各达城。我们住在加城中国街第二旅馆里。加城的天气特别热。当时,我们没有工作,就算有工作,在这麽炎热的气气里,白天无法进行工作,只好闲坐在房子里。至于生活开支问题,幸亏我们在硼地拉开饭馆赚了几百块钱。後来,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派秘书拉毛才仁来看我时,给了一千元卢布,这样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在加城居住期间,每天看到中共在加城的报纸上卖狗皮膏药,造谣骗人,我们看了很气人。
当时在加城的我们几个汉民,商量如何对付共产党的报社,经研究定出几个具体方案後,我们组织了十七个人的行动队,选择一天节假日的一个晚上,我们行动队的人员冲进加城中共报社的院内,绑架了两名在值班的工作人员,砸了报社的印刷器,打字机等设备。但是,我因负责外交,当时没有亲自去参加。
出事的第二天,印度的警察局派人到旅馆来查问,说我们怎麽搞的。把共产党的报社给砸了,你们是在抢夺还是想干什麽。我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为了抢夺,也不是为了弄钱。因为,共产党的报纸天天说假话骗人,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这一点,你们不了解的,我们从大陆内地跑出来,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把它砸了。但是,我们没有杀人,只是把两个中共工作人员捆起来,用毛巾把嘴巴堵住後,砸了印刷器及打字机等设备,别的我们没抢没拿。”
出事那天,当我们的行动队砸了报社设备出门的时候,正遇上印度警察赶到,我们的人看到警察进门,就使劲挥手中的斧头和铁棍,印度警察不敢接近,行动队就冲出大门外跑掉了。但是其中有位贺庆安的人,这天身体有点病,所以被印度警察抓去。第二天印度警察就带著他到我们住的旅馆来要人。当时,由于中印边界战争没结束,印度朝野对中共没有好感,印度警察局也就敷衍了事地应付中共报馆的报案。印度警察向报社工作人员说,进报社院内砸设备的人能不能认得出来?他们说,有几个人认识,是从西藏跑出来的。警察说,那很好,我们明天把他们带到你们报社内,由你们来认好了。
第二天,我们十几个人都到报社去,一字排开,那个被我们绑架过的工作人员,他领著印度警察局来认我们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个叫懂新供的人(现住在加 城),他冲著那个工作人员说,他妈的,你可要老实一点,不老实,小心你的狗命!他听了以後,好象有一点害怕,当印度警察叫他认人的时候,他从我们面前马马虎虎看了一边後,就对印度警察说,认识的一个也没有。印度警察也就没再追查,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首到达兰萨拉
事情发生不久,恩珠贡保扎西刚从英国取出弹片回来,路过加城来看我,他一见到我就问,老朋友怎麽样?住在这里习惯吗?我说,住下来没什麽困难,就是在这里生活开支太大,我们没有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一天的工资只有两、三个卢布,生活问题实在有困难。他说,这没关系,我先给你解决一点生活费,以後我再想办法把你接到达兰萨拉去住。
贡布扎西离开加城不久,印度警察派人给我下了个通知,要我赶紧到达兰萨拉去。但是,那个地方不是你常住的地方。我说,这没关系,只要我在那里住几天,能见到达赖佛爷一面,叫我到那儿去都可以。
几天以後,印度警察把我和爱人刘淑花,从加城送到印度北方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山庄。这个山庄叫达兰萨拉。
达兰萨拉位在印度北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高的道拉哈山岭上。由于地形,达兰萨拉的夏天天气凉爽,空气清新。而且,山上的风景非常秀丽。在英国殖民地时代就将它开辟为英国官员夏日避暑的胜地,在这里除了英国人盖的几间一套套的英式房屋之外,几乎全是未开垦的森林,只有侧山上有几十户本地人家,屋後开辟了一小片园子,种些玉米果树之类。窄小弯曲的山道两侧,羊群在吃草,猴子一群一群地林中树枝上跳来跳去。外地人初到此地,感到这里是世外桃源,与世无争。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後,就在这里组织了西藏流亡政府,使得这个原来一家印度教经营的原意「慈善旅店」的达兰萨拉,代替了这座无名小山,从此达兰萨拉名满天下。
西藏流亡政府的各机关,都设在原来的几间英式房屋内办公,达赖喇嘛的宫邸,选择在一座山上保存较完美的被本地人称之为「萨巴卡·阿下拉木」SWARG ASHRAM的「意思是印度教神拉木RM住的旅店」古雅英式房屋内。在这里先到达的大部分流亡藏民的住宅区,就是在林间荒地上一排排临时打起来的竹棚,以及在侧山上一些经修补後的几十间印度民房。这里只有两家印度人经营的商店和茶馆,一家藏人经营的竹棚小藏店。一所印度政府办的医疗站。唯一的学校就是只有五十名儿童的孤儿学校。我和刘淑花就住在藏人经营的竹棚旅馆里。我头一次来到这里,我可以见到达赖喇嘛了。
当我听说,过几天以後能见到达赖喇嘛的消息後,我的心情跳动的忐忑不安。我怎麽见他,见了他要说些什麽,想来想去,想不出什麽好办法。後来,我想等见到达赖喇嘛,到时他问我什麽,我就回答什麽。几天以後,藏政府派人通知我,要我赶紧穿好衣服,要去见达赖喇嘛。
我在原藏军第一代本达拉·彭措扎西的陪同,把我引进达赖佛爷的会客堂,经彭措扎西的指点下,我向达赖佛爷磕了三个头,按藏人礼节献了一条洁白的哈达。当时,达赖佛爷笑眯眯地伸出双手握住我的手,问我你就是洛桑扎西?怎么样,这儿的生活习惯吗?有没有困难?我回敬他说,没有困难,一切都很好,只要跑出共产党的魔掌,过上自由生活,尤其在您的无微不至地关怀下,我俩的吃住问题都解决了,请您放心。我见到眼下的佛爷这麽和蔼可亲、体贴入微,真不知如何感谢他,说著说著,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别的什麽话都说不出来,达赖佛爷看著我就说了些安慰的几句话,就对原藏兵代本达拉彭措扎西说,你给他们俩安置一下。
将近半个钟头的谒见就在激动的气氛中过去了,我擦著流水站起身向致谢告辞,他也吩咐他的待从,拿出一条纯白的丝巾哈达,为我挂上,祝福我平安快乐!
我在达兰萨拉住了八、九个月以後,当时因为中印边界战争打得比较激烈,印度达兰萨拉的警察局派人撵我,说我过去是共产党的军官,不能住在达兰萨拉,我们不信任你。我说,这事有情可原,没关系,你们把我送到什麽地方都可以,我不在乎。当时,他们准备把我送到莫索马日。这时,达赖喇嘛的随从官员帕拉·图等帏登对印度警察说,我对他还有事情交待,不能马上把他带走,警察说,你写个条子,他要住多长时间,帕拉老爷说,一个礼拜,他随後写了个条,签了字,把我留下来,这时候正赶上三月十日达兰萨拉第一次举行西藏独立抗暴纪念活动。
下放莫索社区
我和淑花住在达兰萨拉不久,印度治安人员把我们谴送到莫索马日难民集中营。到了莫索马日,当地印度治安人员又把我们带到治安所,问我们从哪里来。我回答道,从达兰萨拉来的,有没有证明?我说,证明留在达兰萨拉。哪里人?我说中国人。他一听,争大眼睛,把我和淑花从头到脚看了以後,便笑著说,中国人怎麽跑到莫索马日来了?我立刻回答道,是你们政府把我俩送到这里,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怎麽能知道政府把你们送到这里,你们先住下。我听了,不大对劲,我急忙问他,要住多长时间?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治安人员不耐烦地回答道,不要多问了,这里是印度莫索马日治安所。
我没有再说什麽。当时,我觉得这件事,办得有一点不合乎程序,明明是他们送我们来这里的,可是他们硬说不知道,是正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我心里捉摸不定。事隔不久,治安人员又把我们叫到治安所问话,当时,提问的人换了个年纪大一点的,懂中国话的官员,他不像上一次年轻的治安人员那样。待人比较有礼貌。他开始发问时,和上一次一样,问我从哪里来?叫什麽名字?我回答说,我从达兰萨拉来。我的汉名是姜华亭,藏名叫洛桑扎西。我原是一名驻藏军官,因不满中共杀父之仇,投奔西藏四水六岗组织,打共产党;从西藏一直打到印度边境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听我讲完话,是这样,你为什麽不留在达兰萨拉?我说,是你们政府不让我留在达兰萨拉,硬送我到这里。您不信,请您打电话问达兰萨拉印度治安所,话说到这里,他深思了片刻对我说,你先别急,我把情况向上面汇报後,政府一定会妥善安置的。
第二天,莫索马日治安所一辆专车,把我和淑花送到硼地拉,我们在门达旺寺遇见原西藏政府四品僧官,堪穷图登尼玛。他见了我俩高兴地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是根据藏政府和印度政府协商後,专程前来接你们到印度南部门索社区安置的。我们经由堪穷图登尼玛的协助,办理了前往印度南部门索的手续後,从硼地拉坐车到印度第二大城市加城,再从加城坐火车,途径马达拉斯,帮加罗尔等城市,经过七天六夜长途行程。到达印度南部门索市。又从门索市坐车,大约走了半天的路程,我们这才抵达目的地比拉郭巴藏人德吉林「幸福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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