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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一声惊雷】卢跃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附：丘岳首推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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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声惊雷】卢跃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附：丘岳首推介文）   
洪哲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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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文章标题: 【一声惊雷】卢跃刚：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附：丘岳首推介文） (438 reads)      时间: 2004-7-15 周四, 上午8:24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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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

卢跃刚


赵勇阁下：

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阁下5月24日下午在《中国青年
报》中层干部会上的讲话令报社许多同仁及我本人的极度反感和失
望。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
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
话，传达的信息很多，剔除大话、套话和言不由衷的话，择其要点有
三：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虽然阁下的原话是“谁
要是不想干，今天打报告今天就批准”；二、《中国青年报》是“团
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阁下的
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

关于第一点，在座聆听阁下教诲的《中国青年报》同仁很清楚，阁下
已不是恶狠狠的威胁，而是在重述已经发生的事实。对副总编辑樊永
生、《青年参考》主编梁平、记者陈杰人的处理，显然是“杀鸡给猴
看”，赶尽杀绝，在报社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武汉女大学生
卖淫的报道有严重错误，察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记者缺乏经验，编辑
把关疏忽，总编辑通气不够。有错，但是错不当诛。记者开除，主编
撤职，主管副总编辑“辞职”，阁下们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
“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按照阁下们的
逻辑，自胡耀邦以来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
因为中国青年报五十多年所犯的错误，比武汉大学生卖淫报道失误严
重的多得是，处理却是完全不同思路和后果。和“6．4”比怎么样？
15年前，1989年5月11日，就是在六楼大会议室阁下讲话的地方，前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
央来《中国青年报》就中国新闻体制改革问题与青年报人对话，而且
当时无论是代表新闻界与中共中央高层对话，还是广场现场的报道，
后来被定性为“政治导向错误”，问题严不严重？那时的团中央领导
如果想投机或者自保，可以找到一万个理由对《中国青年报》高层和
中层干部“落井下石”，而且绝对不会象今天这样反弹。团中央没那
么做。“6．4”开枪以后，团中央一位主管书记来报社看望大家，也
是在六楼大会议室发表讲话。我忍不住想先告诉阁下讲话的效果，那
次讲话后，奇迹般地消除了青年报人对团中央的某些疑虑和抵触情
绪，将心比心，互相理解，使得青年报人能在国难当头又前途难卜的
情况下，与团中央风雨同舟，和衷共济。阁下的讲话与那位团中央书
记的讲话效果为何有天壤之别？道理很简单，他说的是人话，讲的是
常理。六楼大会议室是见证中国社会和《中国青年报》历史的地方，
不管是谁，不管怎样表现，包括撒野的表现，都会被纪录在案，都会
给历史留下记忆。报社不同于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官大一级压死人，
“真理”和“真理”的解释权，谁官大掌握在谁的手里。当然，体制
内也有明白人。前不久，胡启立同志接受了我和贺延光的专访。他
1989年后，15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专访。我们都知道，启立同志因
“6．4”下台，1990年出来工作，当了机电部排名最后的副部长。然
而，他很快进入情况，成为打破中国电信业垄断，形成电信业竞争局
面的“领军人物”。一般情况下，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来的总
书记接班人，连降五级，实行象征性的、安抚性的、以观后效性的安
置，从权力金字塔的顶尖跌到了最底层，心理落差是极大的，也很难
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问他为官之道，他说，官位再高，并不能说明
他的智慧和能力有多高，官位再低也同样不能说明他的智慧和能力有
多低。他的回答实际上阐释了做官、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也正是
在这一点上能区分出个人的素质和品质。阁下真该听听启立同志的教
诲。“陈杰人事件”发生后，樊永生主动请辞，承担稿件终审领导责
任，有人说他幼稚，有人请他从报社的大局出发收回成命，他说：
“我可以不做官，但是不可以不做人！”说起来，樊永生应该算阁下
们的前辈。他1978年就参加了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当
时阁下们各位还是孩子。他当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去刚刚复刊的《中
国青年报》当记者，要么回江苏某地当团地委书记，他选择了当记
者。可见，他是把新闻工作当作了终身职业来选择的。他当副总编辑
20年，新闻敏感，心胸包容，谦虚待人，团结同志，领导了许多有重
大影响的报道，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信。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他在
报社是有名的谦谦君子。“陈杰人事件”中，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
错误是稿件终审疏忽，一个错误是用君子的逻辑面对政客的逻辑。政
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落井下石尤恐不及，就是借机扩大事态，把事
件人为升级，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细细观察整个事态
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次对《中国青年报》的改组是一场窥
伺已久的阴谋。阁下们的错误是，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选择了一个
不恰当的人物和事件，采取外科手术式的不恰当方法来改组《中国青
年报》，把一个偶发性和常规性的事件政治化，一举解决《中国青年
报》的高层人事问题。阁下们的错误是把《中国青年报》当作了一个
官僚机构的下属机构，相当程度地恶化（或者说“毒化”）了《中国
青年报》的内部政治生态，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
黑板报。阁下们给青年报人传达的所有信息已经到位。但是，阁下们
并没有收到震慑的效果，反而在中国新闻界给阁下们自己制造了一个
丑闻，让《中国青年报》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为了纠正团中央失
当、过当的处分决定，给团中央一次体面地改正错误的机会，前不
久，《中国青年报》70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
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周强书记的断然拒绝。70多名编辑记者
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在阁下们眼里，民意狗屁都不是，也不会在乎什么丑陋的历史
记录。

我也在信上签了字。我们心存侥幸。我们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
我们有理由对团中央报有善意的期待，因为，从冯文彬、胡耀邦到李
克强，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书记处，不论是什么时
期，不论针对什么事情，都对《中国青年报》抱有善意和尊重，甚至
对《中国青年报》的不同意见都报有倾听和接受的雅量。当然，他们
的雅量有前提，第一，对青年报人有充分的信任；第二，对青年报人
的职业标准和职业水准有充分的尊重；第三，对把握大局势有充分的
自信；第四，对大是大非问题有相当的默契和共识。青年报人对这种
雅量十分珍视，以至于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时，能够与团中央保持高
水准的一致。请注意，我在“一致”前面的定语，不是“高度的”，
而是“高水准的”。“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容易，很被动，直肠子，
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保持高水准的一
致”很难，却很生动，不仅要有政治智慧和勇气，还要有很高的职业
水准。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1986年底，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
级自由化，北大学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开除了刘宾雁、吴祖光、
王若望的党籍，改革开放出现大回潮，局势很紧张。这段时间，我在
总编室一版上夜班，一天晚上，白班送来一篇团中央拟好的本报社
论，标题是“同学们你们要赶快成熟起来”，第二天头版头条见报。
值班副总编辑周志春浏览了一遍交给我，说：“跃刚，你看看，觉得
怎么样。”我看完后说：“内容还可以，但是标题不行，有教训人的
口气。语句也不通顺。”周志春又让负责一版版面的总编室副主任何
春龙看，何春龙说：“我同意跃刚的意见。”周志春问：“你们是什
么意见？”我说：“改。”何春龙说：“改。”周志春拿过稿子，
“同学们”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删去“你们要”，我们一致叫好，那
种家长式的教训变成了平等的交流和劝导。改完标题，周志春打电话
请示总编辑和团中央，一致同意。80年代末，《中国青年报》发行近
200万份，对大学生的影响很大，社论发表后，反应良好。总结起
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
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
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
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
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
果的警惕。1993年，我在阁下的家乡与钟叔河先生讨论现代化问题
时，他说，“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就是每个负责任的个体构成
的社会。”以“宣传”为指向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
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
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
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
纣为虐，实际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我们该
总结的历史教训太多了。别的不说，仅仅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1989
年，如果没有《人民日报》“‘4．26’社论”，会拱出那么大的
火，导致学生和社会各界持续不断的大游行吗？会有后来的学生绝食
和情况不可收拾地恶化吗？“‘4．26’社论”对局势的判断，对学
生运动性质的判断，以及那种杀气腾腾、准备秋后算账的口气，很大
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增加了理智地处理社会危机的障碍和难度，汇合
各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至今让所有中国人伤痛不已的大悲剧。仅从
危机处理的角度看，两次危机，两篇社论，两种效果。团中央用杀一
儆百的方式处理“陈杰人事件”，已经让我们感到了来者不善，但
是，我们仍然报着极大的善意去团中央向周强书记当面呈交签名信，
直至阁下们践踏我们的善意。我们的善意是，通过恢复樊永生的工
作，修复并调整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关系，在《中国青年报》
和团中央、报社内部编辑记者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新建立信任和信
用。我们明白了，阁下们不要报人，要的是马仔。按照阁下的逻辑，
大多数青年报人都该滚蛋。我们的冲突，是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的冲
突，是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而且，我们还敢推断，将来如果
遇到与1987、1989相当的社会危机，阁下们要的一定是1989年《人民
日报》的“‘4．26’社论”，而不是1987年的《中国青年报》社
论，因为，阁下们与阁下们的前任比较，私心太重，官气太重，既不
可能有历史的自信，也不可能有历史的智慧，当然就更谈不上历史的
勇气。

有人说，今天“《中国青年报》的历史才真正开始”，大有“时间开
始了”的气势。阁下则煞有介事地拿出1951年团中央创办《中国青年
报》的会议纪要，向青年报人发问：“为什么要创办《中国青年
报》？”本来是个青年报人要不断追问和自省的好问题，但是，这个
问题从阁下的嘴里出来，从阁下制造的讲话氛围和“主子”般的姿态
里出来，实在是别扭，甚至有点滑稽。不过，我们听懂了，阁下代表
本届团中央书记处追根溯源，对《中国青年报》的现状表示了强烈的
不满，重新宣布“时间开始了”。阁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强调：
“《中国青年报》不是一个抽象的大报”，而是“团报”，你们搞清
楚一点，我们握有《中国青年报》生杀予夺的权力，我们才是《中国
青年报》真正的“主子”。其实，成熟的青年报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这
一点，我们报纸的老板是谁，我们办的是一份“共青团中央机关
报”，正是以这种共识为前提，我们遵守着上级和下级、宣传和办
报、工具和职业报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在1978年复刊后创造了《中国
青年报》的辉煌，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对社会，尤其对青年人有
着广泛深入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办成了备受读者和业内人士尊敬
的“伟大报纸”，而且，当赞赏《中国青年报》的时候，都要赞赏团
中央创造了一个办报的宽松环境。了解中国办报环境的人都知道，没
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不可能办出一张好报纸。我们在总结
《中国青年报》的办报经验时，须臾不敢看轻团中央的作用，特别是
胡耀邦同志在共青团系统培养的并得到良好延续的民主、活跃、敏锐
等好的传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青年报》不同于其他报纸的办报文
化。我们承认，《中国青年报》和团中央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还
有发行上的依存关系。阁下在讲话时强调《中国青年报》发行，今天
40多万份发行量，90%是公费订阅。所谓“公费订阅”，相当多数是
团费订阅，话说白了，你《中国青年报》的发行要靠团中央，你《中
国青年报》的生存要靠团中央。在《中国青年报》完成市场化、中国
开放报禁之前，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那么，
今天我们的分歧在哪儿呢？我们的分歧在于，阁下们在把玩权术，按
照官场规则塑造一张听话的“团报”，而我们想办一张推进中国社会
进步，青史留名的好报纸；阁下们要马仔、工具、喉舌，我们进入报
社第一天起，就立志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
化”、“政客文化”、“说大话、空话、假话的文化”，采取相对中
立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相对独立的新闻价值判断，做普世职业标准
的编辑记者。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分歧在于对《中国青年报》办报文
化、办报理念的理解。按照阁下的说法，就是反对“理想主义”，反
对办“抽象的大报”。关于后者，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阁下，我们从
未有过办“抽象的大报”的想法并形成什么办报理念，《中国青年
报》也从来没有“抽象”过，性质、主张、目标、形态、策略、技术
都很具体，很明确，阁下或阁下们的担心，无非是害怕《中国青年
报》失控，成为“第四种权力”。我们倒是不担心在这个层面上与阁
下们取得共识。我们的担心是，阁下们为了红顶子，把《中国青年
报》办成“中国青年简报”，办成宣传自己政绩，满足某种虚荣心的
垃圾场。我们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我90年代初担任经济部副主
任就知道，之后又听夜班的同志说，阁下就是爱在《中国青年报》露
脸，想方设法往报纸塞稿子，“爱岗敬业”，推销自己工作成绩的
人。如果阁下们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报纸的“团性”，我们之间肯定
有巨大的差异，我们则更强调报纸的公共属性。这是个老问题。本报
团的生活部及其保留的“不可动摇”的、“没人看”的专版，以及要
闻版和综合新闻版捏着鼻子发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各种活动的稿子，
就是这个矛盾的妥协。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
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办
垃圾报，肯定有人办，但决不是我们这些人办。这个问题的解决，我
意应该从改变共青团工作作风（首先要从书记处改起），进而改善团
的工作宣传做起。有好的做法值得总结，比如“保卫母亲河”、“青
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等等。对于我们来说，阁下反对办
“抽象的大报”是一个有明显针对性的假命题，完全可以在技术层面
上解决，不需要讨论，不值得讨论，与阁下反对理想主义办报的命题
相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阁下注意到了没有，我在行文中，多次使用“青年报人”的提
法。这种提法在中国新闻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提法有两个含义：一
是“《中国青年报》同仁”，一是把“青年”当作定语，强调“报
人”。这是《中国青年报》传统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在党报内部“同
仁办报”、“报人办报”，是我们青年报人身体力行的高度默契，也
是青年报人凝聚力、归属感之所在，也是青年报人追求报社文化的最
高目标。我们以“报人”自居、自持、自傲。今天的情况我不敢说，
我敢说的是，这个传统和文化曾经排斥“官本位”文化，反对用官僚
的眼光评价编辑记者，虽然绝大多数党报把自己看作官僚系统的一个
部分，许多编辑记者当官得到了好处。甚至有极致的例子，某副部级
报纸的总编辑们，以把报纸办得没人看为己任，以把新闻史上“思想
解放运动的先驱”毁掉为己任，报纸发行量一天天降下去（听说发行
量不到10万份），自己的官位子一天天升起来。报纸办得没人看，不
但无罪，而且有功，官升三级。其中的诀窍我们知道，就是强奸民
意，把报纸办给上面看，就是练习《葵花宝典》──自己阉割自己，
把乌纱帽看的比公益、良知重。上面喜欢什么？喜欢“保持一致”，
喜欢听话、跟风。这些人，在官场上是“成功者”，在正直的报人心
目中，在新闻史上是小丑。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还心存办报的理
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具有阁下在
讲话中所蔑视、反对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色彩使《中国青年
报》成为诞生名记者名编辑的摇篮，成为新闻界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
向往的地方。

2000年，我曾主编了《中国青年报》复刊以来的重要报道选集《本报
今日出击》三卷。我在序言中总结《中国青年报》的传统和文化，主
要有两条，即“理想主义加业务民主空气”。后来，备受老青年报人
尊敬的前总编辑王石跟我说：“跃刚，你还要加上一条，就是‘鼓励
出名记者名编辑’。”王石何许人？我估计阁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报社的年轻同仁则可能完全陌生了。王石可能是中共建党以来，党报
总编辑中唯一不是因为“错误”或者升迁而自动提出辞去总编辑职务
的人。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匪夷所思。王石1952年调入《中国青年
报》，任吉林记者站记者，1957年春天调到编辑部，参加编辑“辣
椒”。“反右”中，“辣椒”全军覆没，都被打成了右派，王石因为
来的晚、文章少而幸免于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0年，
王石因为主笔《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举成名，成为影响至今的
名记者。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王石担任文艺部主任，1979年
担任副总编辑，1982年坚辞未果，担任总编辑，至1986年12月辞职，
担任《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所长。他辞职那年那月，1986年12
月，我进入《中国青年报》。我在报社小白楼门口墙上，看见王石用
钢笔写的辞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告示”，不仅吃惊，而且不
解。李大同去找王石，问：“老王，你说真话，为什么要辞职。”王
石说：“说真话，两条，一条是检查写的我头昏脑胀，屁滚尿流，不
堪重负；一条是我们的思想已经老化，跟不上你们了，不能领导你们
了。”我也问他这个问题。他说：“总编辑做烦了，大事小事都找
你，提拔干部，家庭矛盾……每天弄得焦头烂额，屁滚尿流。还有一
个重要原因，想留住徐祝庆。那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周修强
病重，向社长钱李仁提出，调徐祝庆回《人民日报》理论部主持工
作。徐祝庆就是从《人民日报》理论部调到《中国青年报》的。钱李
仁给团中央主管书记李源潮打电话，李源潮给我打电话。徐祝庆1982
年当副总编辑，人品、业务反映都不错，想留住他。我跟李至伦说，
我愿意下，提拔徐祝庆。我害怕至伦误解，误解我不愿意跟他合作，
专门作了说明。李源潮来报社征求中层干部的意见，都说‘老九不能
下’。我仍然坚持，又去找了宋德福（团中央第一书记）。”王石下
的时候，学潮汹涌，外界多有传闻，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不好说，但
是有一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没人强迫他辞职，不仅不强迫，而且极
力挽留。那年，他53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变故，理论上，他
至少还可以在《中国青年报》总编辑的位子上再干7年。他还跟我讲
了第三个原因：“我还想当记者，写一些大报道，大通讯。”他卸任
后，采访写作了“李润虎的几幕人生”等多篇长篇通讯。“李润虎的
几幕人生”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我把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我的思维
发生了短暂的错乱。我自己问自己：“这个故事真实吗？《中国青年
报》历史上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

提到李至伦和徐祝庆，我还有故事说。先说李至伦。1986年12月，我
在总编室报到后，上了3个月的夜班，然后转白班。一天，编前会
后，我在白班办公室看第2天见报的稿目和稿子。头条是团的生活部
的长篇通讯。我发现稿子有显而易见的问题。我向总编室主任陈泉涌
汇报。泉涌指着发稿签上一个名字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
“不知道。”泉涌说：“他是本报社长兼党组书记。”我知道，泉涌
不是拿大官压我，而是警告我，编前会那么多报社领导和部门主任定
的头条稿子，长篇通讯，提意见要慎重，特别是颠覆性的意见一定要
有根据。而且，稿子是一位老记者写的。我又看了一遍稿子，坚持我
的判断。泉涌说：“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拿过一篇稿纸，写了
好几条意见，交给泉涌。泉涌拿着意见就走了。总编室白班和社长、
总编辑们的办公室在六楼同一层。一会儿，泉涌带着个高个阔脸的人
进来，介绍说：“这是刚来的编辑卢跃刚。”又对我介绍说：“这是
社长李至伦同志。你把你的意见当面跟至伦说一下。”我说，稿子的
情节和细节可能有问题，估计没有采访，或者是采访了，没有采访到
位。至伦听完我的意见，说：“稿子撤下来，明天不见报了，你们找
记者谈谈。”找记者来总编室谈，果然，没采访，是根据一份材料写
的稿子。我们的意见是，稿子主题不错，建议记者重新采访。这时没
有官大官小，只有稿子的好坏标准。李至伦还有一件事不能不说。
1985年10月，叶研去老山前线采访，出言不慎，得罪了某军首长，告
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批示说：《中国青年报》记者叶研问题
严重，要认真检查，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认真检查，其中任何一
条，就调离新闻岗位。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王兆
国打电话给李至伦，落实总书记指示，催办叶研的处理。李至伦说：
“兆国同志，我们已经派人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处理不迟。如
果你们不同意我的处理办法和意见，可以先撤我的职！”李至伦现在
是监察部部长、中纪委副书记。叶研被保护下来，后来参加了大兴安
岭火灾、1998水灾、内蒙古雪灾、南极和北极等一系列重大报道，获
范长江新闻奖。

阁下在讲话前宣布徐祝庆退休，可是当着报社全体中层干部，对徐祝
庆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哪怕是敷衍的评价。孟子说：“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阁下连起码的传统伦理都不懂。按
照年龄计算，徐祝庆应该是阁下们的父辈。他1982年当副总编辑的时
候，阁下们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徐祝庆1987年担任总编辑，1988年
李至伦调到监察部后，党组书记、社长、总编辑一肩挑，继续着前任
的辉煌，在1980年代末，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了让业内和读者尊敬
的“伟大报纸”。他是《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社长、
总编辑。话说的俗一点，没有功劳有苦劳，连一点苦劳的安抚都没
有，寡情寡义，令人心寒。这算什么？辞退店里的伙计还要说两句虚
伪的贴己话呢！徐祝庆怎么看？青年报人有自己的评价。前不久，我
们一些报社的老人为徐祝庆设宴送别，志春说：“老徐是什么人呢？
老徐是那种在位时不觉得怎么样，离开的时候显得特别重要的人。”
这个评价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到位非常高的评价。老徐没有辜负大家。
他在宴席上发言，首先向在座的一些同志道歉，向“6．4”以后曾经
处分和伤害过的同志道歉。本来，大家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嘻嘻哈哈
为老徐送别，可是老徐挑起了一个沉重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是历史
记忆的沉重，也是现今状况的沉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
青年报》今天的诸多不如意，总体上是“‘6．4’后遗症”。国家、
报社、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座的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老徐一个人根本无法逆转形势，不必
为那个历史错误和悲剧承担任何责任。他代表上级的意思，对报社一
些中层干部进行处分，为了尽快过关，保全报社，有的处分不得不违
反《党章》的原则，是可以谅解的。老徐性格内向，不擅交际、应
酬，相信这些道歉的话，深思熟虑，淤积已久。我个人认为，他是在
澄清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立场，庶几是良知的剖白。他的剖白令在场所
有的人动容。老徐有很多缺点，当场也有人指出这些缺点，但是，有
一点大家是共识的：他是个正派人。“6．4”期间，我们与他在局势
判断和报道思想上有多次重大冲突，我们甚至对他有许多激烈言辞，
但是他能不计前嫌，使用和他有直接冲突的人，比如大同、叶研、
我。

王石不当总编辑当记者，李至伦保护记者、敢于担当，徐祝庆忍辱负
重、良知剖白，还有许许多多今天没有篇幅来说的故事，构成了青年
报人文化，同时也影响了青年报人文化──确凿无疑的阁下所鄙视和
呵斥的“理想主义”文化。可能在阁下们的价值观里，这些不啻是
“傻子文化”、“自杀文化”，与阁下所谓的“现实主义”相差不啻
几千万里！我们今天来归纳总结《中国青年报》文化，是想告诉阁
下，《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是青年报人几代人共同创造的，是风风雨
雨半个多世纪的结果。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行为负责。我们愿意倾听任
何批评的意见，我们可以和任何质疑平等讨论，惟独拒绝阁下居高临
下的呵斥。阁下在我们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鸿沟的两边游荡着完全
不同的两个灵魂。我在《本报今日出击》“序言”中说：“张建伟经
常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神话’来鼓励自己，我则愿意举中国治水的例
子。比如黄河。黄河是抚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几千年来给
中华民族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害河，甚至有‘黄河清，圣人出’的诅咒
与期待。面对黄河，我们爱恨交加。明明知道黄河水永远不能清澈，
明明知道黄河绝难尽行舟楫和灌溉之利，明明知道千辛万苦流血流汗
修筑的堤坝可能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明明知道治河‘不能改变，只能
改善’，却丝毫不能贬损我们的祖先和他们的子孙满目希望，满目绝
望中的希望，在黄河岸边种上一棵树，为黄河大堤培上一掊（右换
‘不’）土，为黄河决口背上一捆薪草的永恒意义和价值。种一棵
树，培一掊（右换‘不’）土，背一捆薪草，年年累积，循环往复，
绵延不绝，何等壮观！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感受到不懈努力
的‘理想’的高峰体验，才能登临怀风，在历史的伟岸上感受到风云
际会，波澜壮阔。”“复刊以后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概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二阶段是90年代。
两个意象似可概括：其一，‘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其二，悬
崖边沿的舞步。大江弄潮，欲取肥美之鲈鱼；悬崖舞蹈，既揽奇峻之
山川。──惊险而富于挑战。”这样的归纳和描述，既有知其不可而
为之，也有知其可而不为之，与阁下所倡导的“现实主义”实在不相
干。我们的灵魂，我相信是西绪弗斯式的，千年治河式的。现在，阁
下不但可以蔑视“理想主义”，而且可以嘲笑“理想主义”了。阁下
在颇有玄机的“现实主义”告诫中，暗含着一种“理想主义”幼稚，
不切合实际的逻辑。阁下是在以官僚的逻辑套青年报人的逻辑，以官
场谋生的手段解构青年报人的文化。有些东西在官场是个玩意儿，出
了官场就不是个玩意儿！我们知道，理想主义在中国官场活不下去，
胡耀邦就是典型。理想主义在官场往往被嘲笑被总结。其实，历史上
并不缺乏“理想主义”（如果能叫“理想主义”的话）创造伟大政治
人物的事例，如阁下的乡党曾国藩。曾国藩之所以能以一介书生打败
太平天国，就是因为他有维护儒教正统的文化理想。如华盛顿等美国
独立战争领导人因为他们伟大的理想和政治远见，不仅创造了《独立
宣言》，而且创造了支持后来一个伟大而强盛国家的《宪法》。那种
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什么可值得说的
呢？几百年前的一天，一位高人来到橘子洲头，指着湘江说：“湘江
不过漓水一余波耳”。湘江过长沙，已成大势，其势汹汹，不过尔
尔。

当然，“理想主义”对于青年报人来说，不是狂妄、不食人间烟火的
代名词。青年报人不是桃花源中人，自我审美，自我陶醉，自我得
意，总是要察言观色，“埋头拉车，抬头看路”，我们还没有愚蠢到
不清楚自己生存和办报环境的地步，否则，早就崩盘了。《中国青年
报》的理想主义其实是很现实的。本报一位副总编辑曾与时任中宣部
新闻局局长钟沛璋有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一、坚决不说假话；二、
不主动说假话；三、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他实际上阐明
了三条底线：一个正直的普通人的底线──坚决不说假话；一个职业
报人的底线──力求不说假话；一家党报──《中国青年报》的底线
──被迫说假话时，只转述上面强迫说的假话，虽然是从我们的口里
说出的假话。不仅是假话，还有大话、套话。时代不知道是在进步，
还是在退步。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假话一点没少，大话、套话漫天
飞。而且有的大话、套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全党讲，全民
讲。两年前，我去江泽民的家乡江苏扬州采访，见到闹市区有一个巨
型的公益广告牌，上面赤裸裸写着八个大字：“江淮之水，恩泽于
民。”果然是“恩泽于民”。两年后，今年5月1日，扬州火车站通
车，扬州人民就享受了现任总书记为前任总书记家乡火车站通车剪彩
的殊荣。“5．1”长假，我也在扬州，有幸耳闻了盛况。扬Þ人民还
没有从现任总书记剪彩殊荣的亢奋中缓过劲来。一位官员向我炫耀：
“你们北京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待遇没有？上海火车站通车有这样的
待遇没有？”按照级别，扬州只是个地级市。我说这些，无非想揭
示，青年报人有一种历史自觉，或者叫“历史警惕”，政客不必为历
史负责，我们必须为历史负责，要防止政客为了保护既得利益，用“
假大空”毁报纸。董桥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如果新闻成了历
史的垃圾，或是假、丑、恶的帮凶，假、大、空的帮闲，将是何等恐
怖的情景。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在各级党报不难听到这样一种言论，
党报党报，是党的报纸，再难看也是党的报纸，办垮了也是党的报
纸，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一位省级党报的社长曾跟我说：“我的任务
就是把报纸办的没有人看。”《中国青年报》与其他的党报最大的不
同，就是许多青年报人把《中国青年报》也看作自己的报纸，看作自
己的精神家园，看作实现自己价值、理想的安身立命的载体。《中国
青年报》的“报人文化”、“同仁文化”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生长起来
的。为了生存，我们也妥协，进取中妥协，突围中妥协，创新中妥
协，锤炼出了许多让新闻界同行称羡不已的博弈理念、技术和技巧，
与理想主义和民主业务空气一起，构成了《中国青年报》文化。80年
代后期，反自由化，一些左派痛恨《中国青年报》，系统搜集《中国
青年报》的报道“罪证”，结果是“镜中花”，“水中月”。所以，
青年报人对任何伤害《中国青年报》的行为都特别敏感，包括对阁下
的讲话。

阁下在讲话结束前为此次讲话定了一个调子，说阁下是在和大家“谈
心”。我们也想跟阁下、阁下们“谈心”。然而，“谈心”是这么
“谈”的吗？阁下以为听阁下讲话这帮人是吃屎长大的？阁下以为台
下这帮人智力低到连什么是“谈心”，什么是“训斥”都分辨不出
来？阁下代表团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要加强学
习”，我认为《中国青年报》领导班子是“要加强学习”，但是团中
央书记处特别是阁下本人更“要加强学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阁
下众目睽睽“开黄腔”。阁下说要保证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
靠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我们听得懂，阁下在引用阁下湖
南老乡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两杆子理论，说的好听一点是“政
治哲学”，说的贬义一些，是“统治术”。可是阁下忘了，那是革命
党的政治哲学。在革命党夺取政权和早期巩固政权时期，这套政治哲
学的潜含逻辑是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笔杆子后面站着枪杆子，
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
做，谁要是敢于质疑和反对，就亮出枪杆子，于是几十年万马齐喑，
于是“谎言说1千遍就是真理”，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20多年
民不聊生，总结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在革命党的轨道
里运转，主要精力用在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折腾别人，折
腾自己，最终折腾中华民族，以至1959～1962“三年困难时期”饿病
交加，至少2,700万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酿成10年浩劫，“6．4”悲
剧。有人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湖南人和四川人的历史。湖南100
多年来产生了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一系列影响中国历
史走向的政治、军事、文化人物。阁下也能算三湘子弟中的一个人
物，敢于在《中国青年报》六楼这个见证历史的地方，在21世纪，讲
什么执政党的“两杆子”理论，几乎就能解释为，在人类社会民主化
潮流浩浩荡荡情形下，中共要巩固执政地位，一靠控制舆论，二靠暴
力。有阁下这样的湖南革命党后起之秀垫底，难怪1992年邓小平南巡
讲话后，湖南还在广大农村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熟悉历
史的人都知道，中共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道路，就是按照那
套革命党理论瞎折腾，已经严重动摇了执政的合法性，不得不承认严
酷的现实，不得不向人民的经济要求做出妥协。到了今天，执政党必
须正视人民的政治要求了，因为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
发展，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际上，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
题早已在民间和执政党内部有识之士、包括胡温高层中提出来了，即
政治体制改革已是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中共的命运，也关乎中华民
族的福祉。说白了，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必须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
的转型，并且在服膺《宪法》的前提下，通过民主渠道，解决自己执
政的合法性问题，否则，后果太严重了。我们听明白了，阁下的回应
是“两杆子”理论。“两杆子”，“两”也可读为“二”，“两杆
子”可以读为“二杆子”。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在民主化潮流时代，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阁下的“两杆子”理论
是一个“二杆子”理论。我真为阁下担心，担心让当今立志改革的当
权者听见阁下的思想如此混乱，如此无知，会断送阁下的政治前程；
更担心阁下这样的政客一旦执掌了更高的权力，可能为祸国家。

说阁下“无知”不冤。阁下把民调80%支持率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突
然被颠覆，归罪于媒体舆论导向出了问题，这种解释很象阁下的湖南
老乡毛泽东解释尼克松下台。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
门事件下台，消息传来，毛泽东在中南海红墙里的理解是：“有人想
整他。”阁下与毛泽东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无
知无畏。不展开说了。

忍无可忍，遂有洋洋万言，唯望阁下好自为之。

卢跃刚

（2004.6.13）

〔原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改造与建设》；
提供者：（澳大利亚）丘岳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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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力开官智──推荐卢跃刚致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公开信

丘岳首


中国的新启蒙运动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已走过20多个年头，应该
说，中国今天的局面是：民智初开，官智未启。

愈来愈多觉醒的“子民”手持宪法，把心声写在胸口背后，用“身体
语言”向当权者传递无声的诉求，体制内外知识学人无权者则不间断
的上书权力高层，用真话铺开书写自己的权利。近几年此起彼伏的
“民间维权”和无权者上书权力高层事件，实际上是民力开官智的展
现。

继刺痛“最高”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猛轰“中世纪教堂”
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大勇者蒋彦勇的“平反‘6．4’上书”
……之后，今天又有了《中国青年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对中
央共青团书记坦诚直言的《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
记赵勇的公开信》。

近期有一种论调鼓动朝野合作对抗“坐大”的诸侯，论者“启蒙”子
民要理解“圣上”英明，问题主要是 “诸侯” 的作乱，却回避“诸
侯”坐大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官智未开的权力高层对新政治体制安排
的拒斥。

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公民意识已如潮水在转型中国漫开，当
今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是：公民意识的新诉求与未开官智对这种诉求
的拒斥。

中共16届4中全会将近，权力高层能否以新的善意和诚意对待民意，
将是中国尖锐社会矛盾能否得以化解、中国能否成功实现良性转型的
关键。

（200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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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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