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k
加入时间: 20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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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刘晓波:阻碍媒体改革和葬送新闻良知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二
广东报业一直是媒体改革的先锋，当《南方周末》在整肃下失去锐气之时，《南方都市报》的迅速崛起，接续了媒体先锋的角色。特别是在2003年，“南都”在SARS危机和“孙志刚案”中的杰出表现，在国内外赢得了良好信誉。正当“南都”北上京城创办了《新京报》、准备在政治中心一展身手之时，一场大灾难突然降临。所以，“南都冤案”对中国媒体改革的负面影响，将是巨大而多方面的：
1，阻止媒体走向市场化的改革。在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大陆媒体也自发地开始了转型，逐步由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在这一转型中，对于那些锐意探索改革路径的先驱者来说，最大的制度瓶颈便是产权模糊和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制度陷阱。特别是在传媒领域，媒体受到具有悖论性质的双重挤压：党的政治正确和市场的利润第一。媒体既要扮演“党的喉舌”，又要满足“受众趣味”；既要服从“党管人事”，又要适应“市场竞争”；二者之间的冲突又无法调和。“喉舌”要求舆论导向符合统一的主旋律，而受众要求多元化的真实信息；媒体领导层要服从党组织任命，而市场又要求在竞争中选拔人才。南都高层之所以身陷囹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掉进了“灰色陷阱”。
众所周知，《南方都市报》曾经是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通过俞华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仅用三年时间就扭亏为盈，六年后实现年广告收入13亿元，创造了中国报业市场化改革的奇迹。作出如此杰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层，本应得到制度性奖励，区区几十万奖金的分配并不过分，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褒奖，反而遭遇牢狱之灾。事实上，即便南都高层在决定员工报酬分配上有违规之处，也绝非他们本身的错误，而是新旧体制交替的灰色时期之必然。何况，大陆媒体又有几家没有过类似南都的内部利益分配。为什么偏偏是南都领导层遭此横祸，而其他媒体则安然无让？审判南都高层的台面理由是“贪污”、“行贿”和“受贿”，而台下的理由是因他们屡屡偏离了喉舌立场，没有与广东当局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特别是被《南方都市报》的舆论监督置于尴尬地位的某些广东高官，他们一直在伺机打击报复。此次审判，就是借经济犯罪之名来行打击报复之实。
显然，这次判决作为司法构陷，是对南都的改革奇迹的彻底否定，不仅否定了南都领导层摸索出的卓有成效的改革经验，也使中国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严重受挫；不仅否定了以往的广东高层对敢言报纸的保护政策，也让作为媒体改革先行者的广东形象严重受损。
2，扼杀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自发努力。由于喉舌要求对媒体的限制，在日趋激烈的市场角逐之中，大陆媒体很难靠“严肃化”来立足市场，大都只能争相以“娱乐化”来争取市场。然而，在娱乐化泛滥的媒体竞争中，南方报业集团却独辟蹊径，以关注国计民生和敏感时事的严肃取向，以大胆直言和深度报道的民间倾向，而成为激烈的报刊市场竞争中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为中国媒体的改革提供了另类的成功示范，也为走向新闻自由的渐进道路提供了路标。毫无疑问，南方报业的三报一刊是中国传媒业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珍惜。
而现行广东当局，先是整肃《南方周末》和关闭《21世纪环球报道》，造成了广东媒体的萎缩。好在，《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使南方报业集团的开明形象得以延续，也使中南海新主人的“三把火”有了来自传媒界的闪亮。然而，这次审判对媒体改革的打击远甚于以前的历次整肃，不仅是对中国最开明媒体的扼杀，使媒体改革的广东橱窗砰然关闭，也是对新闻体制改革进程的整体打击。南都案给其他媒体的教训是：当下中国的传媒市场，只有那些没心没肺的娱乐化媒体、或拒绝新闻良知的媒体，才可能生存下来且获得暴利，而谁再想以严肃导向和推动新闻自由来赢得市场，就只能是死路一条，遂使媒体业的竞争陷于“劣币逐良币”的逆淘汰效应。
3，逆淘汰必然导致德才兼备的优秀新闻人出局。在媒体仍然被官方视为“喉舌”的制度瓶颈中，中国媒体走向独立的内在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优秀媒体人的自发推动，正是他们的开明观念和新闻良知的觉醒，他们对新闻自由的不懈追求和对职业道德的顽强坚守，才使南方报业的改革模式历经挫折而延续下来，严肃媒体才能在打擦边球的夹缝中寻求渐进的点滴改良，起到“半吊子第四权力”的作用。
俞华峰、程益中等人正是现代观念的先觉者、新闻良知的实践者和职业道德的坚守者，他们经营《南方都市报》的成功，赢得了同行的敬重、知识界的赞誉、读者的认同和党内开明派的肯定。然而，广东当局以新闻管制制度为后盾，非但不鼓励优秀新闻人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试验，反而对他们进行恶毒的司法构陷，使媒体改革的实绩变成了改革者的罪状，使稀缺的媒体人才变成大牢中的囚犯。这，无疑是对所有追求媒体独立和新闻自由的媒体人的当头棒喝，将中国的新闻良知置于动辄得咎的改革恐怖之下：不改革媒体死，但搞垮媒体的缺德经营者却安然无忧且赚得暴利；改革媒体活，但救活媒体的有德改革者却可能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
中共现政权正在高倡建立“现代政治文明”，而“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新闻自由。一个肆意构陷新闻良知和打压开明媒体的社会，不可能造就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新闻队伍，也不可能培植出独立的第四权力，逞论新闻自由的现代文明！
2004年6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余英时：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王友琴博士新书《文革受难者》序言
王友琴博士这部关于文革死难者的调查专书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她从一九八○年便开始有计划地收集资料，到今天已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她并没有合作者或助手，完全是凭一人之力独立完成的。材料的收集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过程。基本上她是亲自访问当时的学生和教师，先后共有上千人。大部份受访者以及死难者的家人，不是余悸犹在，便是受不了回忆的痛苦，因此开始都不肯说出真相，友琴必须耐心地作说服工作，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才能打开访谈之门。为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友琴又作了进一步调查努力，尽可能地到各学校核对记录，确定死难者时间和事件始末。她调查的学校（以中学、小学为主）有二百多所，地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山西、陕西、四川、新疆等二十五个省市区。除了当面访谈之外，她还通过通信、电话和网络种种方式增补了不少资料。访谈和调查告一段落后，友琴又花了几年时间全面整埋所有的资料，最后写成这部专书，包括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的传记。
成书方法符合中国古代史学传统
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二万以上（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台北，联经，二○○一年下册，八百四十六页）。友琴搜集到的六百五十九人不过是韩愈所谓「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而已。但除了极少数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干部之外，这一百七十多万人都已成了无名冤鬼。友琴以一人之力便将六百五十九位死难者从「身与名俱灭」的绝境中挽救了出来，这真是起死回生的大功德。友琴关于受难者的访谈后来虽扩大到学生、工人、农民、医生、保姆、家庭妇女等等，但主要对象仍是中、小学的教师。这是本书的重点之所在，中、小学教师在「文革」受难者中显然构成一特殊的「类」，本书关于他们的大量传记等于正史中的合传（如《后汉书》的「党锢列传」），为未来史学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是因为「文革」的波及面太广，如果对受害人物不作进一步的分类，研究是无法展开的。所以我深信本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将来史学家无论是研究这一阶段的政治史、教育史，或社会史都不能不建立在这部专书的基础之上。
以史料的性质言，本书属于所谓「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在西方是新起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便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计划」；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也从六十年代起，展开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后已出版了许多专书，这两处的口述历史基本上是以个人为本位，也就是口述自传。对照之下，本书包罗的人物则多达六百余名，规模宏大多了。但本书所用的访谈和实地调查其实正合于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孔子说，「文献不足，是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便分指「文字」和「口述」两种史源。因为「献」指「耆旧」，即老人。老人传述的故事是历史的另一重要根据。所以司马迁撰史记列传，往往在传末（「太史公曰」）说明他调查访谈的过程。最明显的是下面这一段话：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按：樊哙之孙」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卷三五）。
这不是和友琴的访问调查，先后如出一辙吗？《史记》中尚多他例，这里不必详举了。这一搜集活史料的方法，后世仍然沿用，特别是在宋以后的地方志中。例如民国初年所修《婺源县志》的「凡例」中便标明「采访员报」，可知其中不少事实是从调查访问中得来。我很高兴看到此书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后世提供了这许多十分可信的原始史料。
苏共体制与中共特色的可怕结合
友琴之所以奉献二十五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作纯客观的研究。她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女士被红卫丘学生活活打死，她是红八月的第一个牺牲者。当时友琴才十三岁，正在该校读书。这一惨绝人寰事件必然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与恐惧。这才是本书从创始到完成的真正原动力。我虽然当时身在海外，却也能间接印证本书的调查结果。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率领「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古遗址，第一站在北京集合。我有不少家人、亲戚仍住在北京北兵马司的故居，因此我曾两次回到故居和他们团聚。我听到有关「文革」的第一个故事便是北京中小学红卫兵打死校长、教师的情况，他们绘声绘影，描述得如亲临其境。最使我难忘是某一间中学（校名忘记了，但前面是很大的数字）的学生在教室中用钉板和皮带铜头痛打老师，血肉横飞，沾在四壁。他们还告诉我，我的一位侄媳妇，在安庆教中学。「文革」爆发后，她也是被学生打死的。当时同行中有考古学家亡友张光直，早年在北京上过小学，和校长的感情很好。他听了我的转述，有点怀疑是不是事实。过了两天，他特别去探望了他的校长，回来后告诉我，这位校长的双腿都被学生打断了，已经不能行走。我在二十六年前偶然听来的事迹竟和本书所呈现的基本面貌若合符节，则本书字字都是实录，更无可疑。
中国是一个最讲「尊师重道」的古老文明古国，而且「尊师」的传统从未断绝过。晚明以来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民国以后则改为「天、地、国、亲、师」，为甚么「文革」爆发后，第一个暴力行动便指向老师呢？我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过我愿意指出的两个关键性的事实：第一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俄国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全面征服了中国；第二是这个征服了中国的「列、斯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又发展了更可怕的「中国特色」。
所谓「列、斯体制」当然便是大家都知道的极权统治，毋须多说。它在文化教育上的根本态度则是反对知识，敌视知识人。这是因为极权统治必然采取储安平所谓「党天下」的方式，也就是由一个「党」绝对地宰割天下和人民。因此整体地说，「党」必须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欺诈和残暴，以保持它用暴力夺来的政权。对于这个「党」来说，失去政权便等于宇宙毁灭。从个体的角度说，每一个「党员」则同样必须用一切手段保持他个人所抓在手中的「权力」，而且只能增加，不能灭少。有权便有一切，没有权便失去一切，是每一个「党员」的基本信条。斯大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其确切的涵义其实在此。由于这个缘故，党内的斗争也永远不会停止。「党天下」的合法性完全建在一套特有的意识形态之上。这套意识形态是绝对真理，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因为一有怀疑，「党天下」的基础便会发生动摇。所以，「党天下」本能地反对知识和敌视知识人。前苏联的「列、斯体制」从一开始便彻底体现了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ism）的精神。无论是哲学、文艺、社会、科学、史学都必须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绝对的一致。自然科学也不能例外。我们都知道所谓「斯大林的语言学」和「李森科的生物学」的笑话，事实上早在列宁生前，这种倾向已十分明显，一九二二年苏共的刊物上便开始攻击爱因斯坦和其它「唯心主义」的科学家了（见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 Oxford,1990, p.213 ）。
「党天下」本质导致惨剧迄今不止
第二，关于「中国特色」的问题，毛泽东本人已一语道破，在文革期间他曾作自我评价，肯定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页二八）他自封为「马克思」不过是自我陶醉，说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正名副其实。这里的斯大林不仅指人还指体制。秦始皇则象征了他的「中国特色」，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留下千古骂名，毛泽东却偏偏在这四个字上继承了他的衣钵。所以在政治运用上，毛和他的「党」充分复活了中国专制帝王的统治手段，包括特务制度（如明代的东、西厂）、文字狱等。甚至毛语录和红卫兵也可以在明太祖那里找得到源渊。明太祖写过《大诰》三编，事实上即是他的语录。他不但要求天下所有的学生（从国子监到社学）都读《大诰》，而且还下诏说：
朕出斯令，一曰《大诰》一曰《续编》，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见《大诰续编校颁行续诰》第八十七）。
天下家家户户都必须有这一套「至宝」，岂不是「文革」时期的「红宝书」吗？《明史刑法志一》说：
于时（按洪武十九年，一三八六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卷九三）。
试想这和百万红卫兵人人手举《毛语录》在天安门前高呼万岁，有何不同？明初人口不过一亿人上下，这十九万余人集会在南京，以比例而言，较之百万红卫兵的声势一点也不逊色，所以毛的「党天下」除了外来的「列、斯体制」之外，其「中国特色」也同样不容忽视。「斯大林加秦始皇」真是如虎添翼，威力无穷。而且不仅中国为然，前苏联的一党专政也同样有其「俄国特色」，即沙皇制度。早在一九二○年俄国文学家米诺可夫（Miliukov）便已指出：布尔什维克专政在理论上来自西方，在实践上则深深地植根于俄国的历史文化的底层（见Paul Miliukov ,Bolshivism: An International Danger London, 1920 , P.5）。
列宁建立政权之后，在教育上首先便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降低过去的学术水准，二是打击教师的权威。中学教师的待遇最低，月薪只有四十五个卢布，而学校工友的月薪则是七十个卢布。「党」更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在课堂上羞辱老师，使之无地自容。后来一位文学家曾假借十五岁学生的日记的形式创作了一本小说，描写学生如何横蛮粗暴和教科学的女教师最后怎样惊惶逃走，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唯一与文革不同之处，只不过学生没有动武罢了。（详见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vik Regime, New York,1993 pp.318-9）中共的党天下在体制上对苏联亦步亦趋，因此也是一开始便将教师贬为三等公民，并极力挑拨学生去攻击先生。一九五二年陈寅恪写了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
证羊见惯借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
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详细解说见我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台北东大一九九八年页五四至五六）陈先生极为敏感，所以早在一九五二年已「一叶知秋」。十四年后学生打死老师的现象决非偶然，文革也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所能掀起的。这一切都内在于「党天下」体制的本质。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
所以文革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党天下」在展现其最真实本质的进程中一次高潮而已，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和一九五七年「反右」都是它的先声。而且文革也不是上述进程的终结，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天下」的本质仍然会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十五年前天安门的一幕，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已变得若存若亡了，但还是有人不能忘怀。最近向「人大」「政协」上书的蒋彦永医生便是其中最可敬的一位。
对于一个患了严重失忆症的民族，王友琴博士这部《文革受难者》真是一剂及时良药。
二○○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普林斯顿
《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也）不懂共和就是民主！
《走向共和》的三个人物和两个名词
王怡
《走向共和》：三个陌生人和两个名词解释
《走向共和》是一部令人惊讶的电视剧集，编剧张建伟，他的《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一书，当年和余杰的《火与冰》一起，是“草原部落”丛书推出的三匹黑马之一。他的《历史报告晚清篇》尤其是其中的《温故戊戌年》曾引起读书界极大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宪政话题的逐步升温，晚清民初那数十年的宪政史成为学界内外知识分子注目的一个焦点。此剧把握时代脉象，将学界对清末民初宪政运动的重新认识通俗化，用一部表演出彩、气势恢宏的电视剧把“宪政”这一时代的崭新价值走向传递给吃过晚饭的百姓大众。仅此而言，这部电视剧就称得上二十年电视剧文化之冠，堪与十四年前那部洛阳纸贵的电视纪录片比肩。
尽管诸多地方囫囵吞枣，尤其是张建伟未参与撰稿的民国时期的戏份有较重的概念化倾向。也无论该剧在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上引发了多少闹热的争论。但《走向共和》最大的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为大众的“价值重估”带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契机。把一些被公众耳熏目染甚至盖棺定论的人物，一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理解密切相关的概念用一个个镜头推开，让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观众群也惊呼乍唤，跌破眼镜，甚至拍案而起。让熟悉的概念“陌生化”，让隐藏其后的价值颠簸摇摆。这样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诠释、重新教育和受教育的机会。
《走向共和》给我们带来了三个陌生人：李鸿章、袁世凯和孙文。并带给我们两个陌生的名词：共和与宪政。
李鸿章
如果读过李鸿章一生之死敌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就不会对电视剧中“卖国贼”成了“治世之能臣”的描写感到天地旋转。电视剧中借伊藤博文之口，向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首端方提到了这本书。梁启超在书中自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认为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是大清国数十年来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不知道世界大势所趋和民主政治的原理，所以终究成不了“造时势”的非常英雄，为此扼腕长叹。电视剧中，编剧让李鸿章拒绝做总统的建议，亲口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反映了梁启超对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的喟叹。对于甲午之战后清流舆论指责李鸿章为汉奸的骂声，梁启超予以痛斥，说这些言论“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在西洋各国眼里，对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也评价极高。电视剧中提到了“东方俾斯麦”的美誉。中国百年之间在世界政治史中声望最高的人物，唐德刚先生认为仅李鸿章与周恩来二人。1896年李鸿章访美，所受礼遇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格。港内所有船舰鸣炮致敬，纽约曼哈顿万人空巷，50万美国人来到街头，为这位来自衰败帝国的杰出政治家高声欢呼。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抨击《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并欢迎外国资本来华自由投资。他说“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只有竞争才能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如果这话令我们有恍如当世的错觉，再听听这位李中堂对于新闻自由的高见吧：“我们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我们的编辑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将部分的真话。由于不能诚实的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的高贵价值。”
袁世凯
《走向共和》中对袁世凯的权变厚黑之术有淋漓尽致的描述。这一层令观众并不陌生。但袁世凯一生服膺德国的现代化思想，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却让大部分观众感到诧异。因为这是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历史课上从未提及的事实。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到1908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7年间袁世凯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这些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星火燎原，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是不可想见的。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主要原因。刺杀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一放出来就看穿形势，说安定天下“非袁不可”。
袁世凯为人诟病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告密是袁世凯一代枭雄政治投机主义的一贯做派。但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无直接因果。窃国之说更加颠倒黑白。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项城刚刚过世，中国将会是怎样战乱不止的局面，倒令人不寒而栗。袁世凯实乃民国的开国功臣，而不是陈伯达篡改历史称为的“窃国大盗”。而恢复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一命呜呼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宪政民主道路的负面影响倒是无关于痛痒的。至于二十一条事件，目前研究资料证明是袁世凯授意故意透露日本的要求，借国内舆论来增加拒绝的筹码。而和日本军方有秘密勾结、甘愿接受二十一条的恰恰正是想借机反袁的孙文。但这一节学界尚无定论，牵扯又过于重大，所以电视剧中彻底回避了这一历史教材中轰轰烈烈的事件，干脆对此只字不提。
孙文
针对“国父”孙中山长期以来的正统形象，电视剧中对他外在形象的刻画激起的争论比前两个人物更甚。但随着民国建立后的戏份中，孙文形象开始由谐变庄，也有人认为这恰恰增加了领袖人物的亲和力。是不是欲擒故纵的艺术塑造手法姑且不论，孙文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前半生为民族主义革命摩顶放踵，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瓦解。这一点功在千秋。但后半生他为追求民主主义目标，却开始背离早年崇尚的英美宪政民主的道路，过分推崇武力和领袖的个人独裁，先后与主张议会道路的宋教仁、主张法治道路的黄兴和主张联邦道路的陈炯明发生分裂。最终开创了国民党长达80余年的党国极权模式，对蒋介石建立在训政名义下的独裁政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使中国追求宪政与共和的传统发生中断。
《走向共和》或明或暗的提到了关于孙文的几处负面史料。其一是借助黑社会势力，并在兴中会中以权术谋夺杨衢云的首领地位。电视剧中第一次广州起义描写了这些事实，并以一个镜头点到为止。筹划起义的会议结束时，杨衢云问孙文，“民国成立后，谁来当president（总统）”？孙文戴起帽子，背对杨，犹豫了片刻，说“当然是你”。其二是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不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万元，于当年4月3日卷款潜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当时几乎为之瓦解。电视剧中也反映了这一幕，但以黄兴的一段话为其辩护。
其三是孙文为发动革命多次在海外以提供“股友生财之捷径”的引诱进行募捐，并多次接受德国、法国和日本政府军方的资金扶持。在民国成立后也多次不经参议院批准私下举借巨额外债，以各种优惠条件进行秘密外交。1915年，陈炯明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称“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电视剧中有一段，就是描写一位曾经捐输革命的旅店老板娘认出孙文，对他追讨本息大打出手的狼狈场面。
其余如1912年初不惜以武力威胁干预参议院定都北京的决议，与宋教仁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错误发动二次革命以及1913年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始走向独裁，要求党员按血手印，向其宣誓效忠。这些情事，电视剧都颇有分寸的予以了表现。
共和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的国家。“共和”的意思就是共有和共治。(按：这么解释是不对的。“共和”的意思，就是民主的意思。)“共”到什么程度各不相同，但最起码的一个底线是不能一个人独裁，因此共和首先是与君主制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概念。在电视剧中，宋教仁向乡村选民解释“共和”，提到了我国历史上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称之为“共和”的典故。（按：这恐怕不是历史上的宋教仁的真正看法，而是剧本作者的一大败笔。基本概念都没搞懂。）尽管事实上那不过是寡头体制，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两人共同执政的事实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突破了君主制的概念，但昙花一现。（按：错。不是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突破了君主制，而是两个大人辅佐一个孩子。事实上，这个典故和共和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共和是从洋文republic翻译来的，而republic是从拉丁文来的，它的意思和来自希腊文的democracy民主，是一回事。-智叟）真正的共和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一开始就有着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分别，一些城邦自始就没有君主，国家权力在各种制度安排下被分散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但那时的“共和”还没有与民主概念和宪政制度相结合，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共有、共治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尚未出现。因此所谓“共和”仅仅是上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共享权力的某种政治模式。这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较强的贵族精神和精英化的自由传统，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于共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这个意义上，斯塔尔夫人曾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
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西方古老的共和制度迈过一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再次获得了新生。共有共治的范围逐步向普选权扩大，开始与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和宪政制度相结合，产生出以美国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义。这就是一百年前孙文等同盟会人所追求的“共和”。推翻帝制仅仅是走向共和的第一步，是古典的、初级的共和概念。把民主宪政制度的内容放进共和国的篮子里，才是现代共和主义的功德圆满。由此可见，在一个君主制度已经被抛弃的现代社会中，离开了民主制度和宪政的价值观，“共和”一词其实缺乏足够的内容。古典的共和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讲古典共和不讲现代共和就是“假共和”。而就如徐锡麟在剧中所说：“假共和一定会带来真革命”。这正是清末立宪失败的教训。但如果远离了民主与宪政的价值内涵，一旦真革命，又往往会带来假共和。这却是民国建立之后漫长时期内的教训，是徐锡麟等烈士不可能意识到的。
宪政
在《走向共和》中，杨度、梁启超、孙文甚至那个参议员罗文等，都被称为“宪政专家”。很多朋友知道我研究宪政，这段时间都来问我“宪政”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对公众来说久违了半个世纪的陌生概念，剧中台词给了一个糊涂的解释，“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但“宪法”这个概念指向的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并非具有确定价值的内容。因此不如用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来解释，他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
但这个说法也不准确，因为宪政与民主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平衡关系。因为宪政的最核心价值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法律当中的“自由”。休谟称之为“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为了保障属于个人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由，宪政制度用了各种方法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等等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有人说宪政的实质就是“限政”。在民主制度下，当政府权力来自于议会的立法和人民的授予时，宪政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主”或者说“民意”的限制。即那些得到宪法保障的个人自由是任何人（无论君主还是人民）都不能随意剥夺的。
尽管电视剧中被封为“宪政专家”的人很多，但清末民初其实只有一个人对西方宪政文明的理解是最透彻的。这个人就是没有出现在《走向共和》里的严复。全剧中又是在伊藤博文询问端方的时候唯一一次提到了他。当伊藤得知严复仍然在海军学校任教时，他长叹道：“我这位老同学才华比我高得多，可我现在是首相，他却只是一个教官”。
严复用了一句话就登堂入室，他说西方政治文化一言蔽之，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价值目标上是自由，在政治框架上是民主。在制度手段上是权力制约，在统治形式上是法律。这就是宪政民主。也就是走向共和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不是天国，却是尘世间迄今为止一种最不坏的的政治结构。
革命志士诛杀满清大官表-- this is true revelution, not "民运"
1、民国前12年，1900年，10月28日，广东志士史坚如谋炸满清广东巡抚(省长)兼两广总督
德寿，不成被捕，英雄就义。
2、民国前8年，1904年，秀才，官费留日学生黄兴在长沙准备在慈禧太后70大寿贺寿会谋炸
满清官员，不成，逃往上海，经上海到日本流亡。1905年，黄兴的华兴会与孙文的兴中会
合组同盟会。孙黄合作7年，革命开创中华民国。
3、民国前8年，1904年11月，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捕入狱10年，
直至中华民国成立，万福华光荣出狱。
4、民国前8年，1904年12月，王汉在湖北武汉谋刺满清户部侍郎(财长)铁良，未成，就义。
5、民国前5年，1907年6月，刘思复谋炸清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李准，不成。
6、民国前5年，1907年7月，官费留日学生徐锡鳞安庆起事，枪杀安徽巡抚(省长)恩铬，就义。
7、民国前4年，1908年，官费留日生熊成基在哈尔滨谋诛满清出国考察海军大臣贝勒载洵，
不成，英雄就义。
8、民国前2年，1910年4月，官费留日生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炸满清摄政王不成，被捕 临禁。
9、民国前2年，1910年10月，邝佐治在米国加州旧金山谋诛满清出国考察海军大臣贝勒载洵，
不成，入米国监狱。
10、民国前1年，1911年，
4月，温生才刺杀满清广州副都统(副司令)孚琦，英雄就义。
8月，林冠志、陈敬岳谋炸清广州水师提督(海军司令)李准未中，英雄就义。
10月，李沛基按黄兴计划成功暗杀满清广州将军(司令)凤山，为黄花岗72英烈报仇。
11，民国元年，1912年1月26日，彭家珍自杀引炸保满清皇室的禁卫军总领(武警总司令) 良弼，
二日后，良弼死，保皇的宗社党势力大减，南北和议顺利进行，满清皇室退位，
中华民国顺势而立。
中华民国中兴同盟会欧洲总会
民国91年6月30日
《如何推翻中共》是一部好极了的书
苍山一竹
我花了三天时间才看完高光俊撰写的《如何推翻中共》。
为什么看得这么慢？
这一是要看仔细了，还要看过就记牢，因为这本书存在我的手提计算机里是没事找事，因此出事是傻瓜，别的地方出事这本书存在手提计算机里被查获肯定罪加一等，那也是贻笑大方。
这二是看着看着就走神了，琢磨着我，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人，我所处的环境，我过去经历的，我脑子里想象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本让你一边看一边想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怎么做和怎么出现令人兴奋场面和结局的书，而且你自己就变成了那一幕幕高贵、刺激、兴奋甚至发狂的情景的主人公！
《如何推翻中共》，是一本好极了的书，这辈子我读了那么多的书，还没有那一本书给过我这种感觉－－真他妈的是一本好极了的书！
不！《如何推翻中共》不仅仅是一本书，它简直就是一种召唤，神的召唤！
所以，我在把《如何推翻中共》这本书从我的手提计算机里删除了之后，却赶紧又上到我们中国民主正义党的网站上，再次下载，因为我实在是还想看一边，我实在是不知道还想看几遍－－那种自己就是主人公的一幕幕高贵、刺激、兴奋甚至发狂的情景似乎已经让我上了瘾，我无法抵抗热血沸腾的冲动，又象是一盏在潮湿的空气和呼呼的寒风中终于被打火机点着了的煤油灯。（2004年6月19日于上海）
心田评：彭明在缅被捕并遣返中国--彭明曾有过支持
民运人士说彭没有人支持是错误的，他和其他民运一样，曾受到支持，但包括资金的支持，因其能力和为人，失去了基础，也失去了支持。
他的兴盛和衰败并不是因为其理念，而是因为其人格。这也是民运的普遍弱点。
中国的现实说明，没人找到中国的出路。民运人士片面强调和平理性，太过天真。可以说是婊子立牌坊的心态，既然反共，还讲什么中共接受的方式？而批评他人偏激则是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就是要容纳别人的理念。
中国这几年的变化基本表明了，暴力推翻中共是必然的路，除非中共由畜生变成人类。这点中共最清楚，中共的官员从来对国家前途没有自信，所以孩子、老婆、金钱都往国外转移。
复旦大学一女生惨死宿舍 喉部插著水果刀
现在，消费品物价指数已经大大高于居民的储蓄存款利率，这意味着普通民众的利益每天都在遭受损失。因此民间的不满正在积蓄。中国人民银行最近的一份民意调查已经表明，老百姓对物价上涨的担心和不满已经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正处于一个两难境地：既不愿贸然使用银行加息的手段遏制通货膨胀，又不能对通货膨胀的增长势头无所作为。这恐怕是在今后几个月里困扰中国政府的一个大难题。
--胡少江：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通过加息来控制通货膨胀
作者：dck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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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阻碍媒体改革和葬送新闻良知的审判——“南都案”评论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