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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李际均：《从恐惧到无畏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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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李际均：《从恐惧到无畏的升华》。。。。。。 -- 须弥山主 - (1805 Byte) 2004-4-13 周二, 上午11:51 (899 reads)

须弥山主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5
文章: 1865

经验值: 0

标题: 李际均：《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 (230 reads) 时间: 2004-4-13 周二, 下午12:09

作者：须弥山主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李际均：《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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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行伍(巴.山.彩.叶) [116087:26846], 23:56:30 04/12/2004:
- 论剑谈棋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李际均《论战略》第十五章
［作者：李际均源于：作者供稿点击数：141 责任编辑：长戈］

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

（一）

军事哲学是军事抽象思维的最高宫殿，也是军事学术的最高层次。由于战争
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常的社会现象，因此，各个时代的哲学无不包容军事哲学的内
容。历史上，哲学曾一度成为神学的婢女，或是政治的注解、金钱的附庸。但军
事哲学在战争指导理论中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当文化、
思想战线进行两种哲学论战的时候，在战场上国共两党在各自哲学基础上建立的
战略思维，也指导着各自军队进行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一系列决战，
结果是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战胜了蒋介石的形而上学的战争方法论。就某种意义
说，国民党军队作战上的失败，首先是败在军事理论上。

事物的发展从简单到复杂，原则的抽象从复杂到简单。军事哲学思维不是先
验的、玄虚的，它必须经过实践和逻辑的双重检验。军事学术中的抽象理论并不
是战斗力因素，而实践着的理论才是战斗力因素。一切科学的思维，最初和最终
都是实践说了算，历史说了算。

研究军事哲学，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确的思维方法，用来解决现
实发展与思想认识的矛盾，解决具体与抽象、实践与观念的矛盾。这里最关键的
是，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我们
要把包括军事哲学在内的一切军事科学当作历史实践的科学，而不是把它当作凌
驾于科学之上的教条。蒋介石所云：“战争艺术，进入神圣功化之极的时候，那
就是既超科学又超哲学了”，这是把战争艺术推向了不可知论。把军事哲学玄虚
化，对于实践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但千百年来一直存在这种倾向，似乎越玄虚
越有学问，越是含糊不清，在蒙昧的人中越受尊崇，所谓“无字天书”最了不起
。然而这如同一个没有蜡烛的灯笼、一口沸腾的什么东西也没有煮的大锅一样，
对实践是毫无用处的。

从目前的军事哲学研究来看，主要的倾向是：要么偏重于一般哲学原理加上
军事定语；要么把一般军事原则当作哲学。要使这项研究升华到新的层次，首先
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践出发?第二，是先建立体
系，还是先研究内容?第三，是套用现成的哲学概念和规律，还是从战争实践中探
索和揭示特定的规律和范畴?第四，是停留在战争起源或战争规律可知与不可知这
些初始问题上，还是向战争的动因、战争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战争诸因素的转化
规律和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发展趋势，以及军事思维科学等深层次探索。显然，应
当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在军事哲学研究方面，最应避免的是单纯思辨，玩弄哲学名词，作概念上的
演绎。那样的著作至多是科学的代用品或是哲学语言的变化，而不是实践的指导
。恩格斯曾尖锐批评过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维利森的《大规模战争的哲学》
是“黑格尔的思辨”。他说：“这本书中哲学论述多于军事哲学，对大部分不言
自明的东西却以冗长的和大量的旁征博引先验地加以论证，而且中间还夹杂一些
关于简单和复杂以及诸如此类的对立面的最学究式的论述”；“但有一个事实对
维利森并不很有利，那就是拿破仑的重大胜利，每一次都是由于藐视维利森的基
本规则而取得的。”

战略思维不是凭空产生的。除了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之外，多半来源于研究
哲学和战史。如亚历山大师承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指挥各次战役中，他都身带
荷马史诗。汉尼拔对希腊战史具有极深的研究。菲特列也喜欢研读哲学与历史，
留下不少论著。拿破仑学识渊博，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约米尼虽是“走后门参
军”，从未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无师自通，除了著名的战争理论著作外，还写
了27卷战史著作。他说：“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其惟一合理的基础就是战史的
研究。”施利芬出版过研究坎尼之战的专著。福煦当过陆军大学助理教授，但任
战史及战略教学，著有《战争原理论》、《战争指导论》。惟一例外的是老毛奇
，他是个优秀的散文作家，没有值得称道的军事学术著作，然而他把军事史的研
究列为普鲁士参谋本部的重要业务训练内容。历史上的名将，也像历史上的艺术
家一样，其历史地位不仅根据最后的成败，还根据其是否推动历史前进和创造不
朽的军事理论价值。军事哲学不是“天才的指挥官的‘悟性的自由创造”’，也
不是研究人员按哲学体系和概念的思辨的结果，不是先有理论再去找经验的对应
事例。军事哲学的起点和归宿都是战争实践。实践和理论总是交替发展的。战争
是实验阶段，战后是归纳阶段，对于下一次战争的预测和准备则是演绎阶段，如
此往复。军事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军事科学从种种误解和神秘主义中解放出来，
成为科学的认识工具和方法论智慧。

一般军事理论由于过分注重自身的完备性，追求普遍适用于各种情况，特别
是给未来发展留有余地，因而往往丧失了确定性和可操作性，用抽象的、一般化
的要求，代替具体的指导原则。例如，提出“对攻击目标实行强大突击，对坚固
目标实行连续突击”，“准备工作不要过早也不要过迟”之类的话，很难说有什
么可操作性。军事哲学反对用相对主义冒充辩证法。罗列所有因素，提出所有可
能，而没有指出哪些是决定性的；或者说可能这样、也不排除那样，而没有指出
重点和主要倾向，其结果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一种理论或一种原则，必须具有概
念的清晰性，才能付诸实施，也才能被实践检验或通过反馈逐步逼近真理。当然
，在军事判断中，由于概然性大，不确实因素多，因而不仅允许而且应当作多种
可能的判断，提出多种方案。但是必须有一种主要判断和行动的基点。

军事原则是在复杂基础上的简单，是浓缩了的战争智慧。不需要用繁琐的哲
理去论述一个简单的事实联系。中国古兵法是语言简约的典范。毛泽东的“十六
字诀”和“十大军事原则”也体现这个特点。

美军关于作战的“九大原则”最后一条就是“简单”原则。利德尔·哈特说
过：“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有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
组织之内，一颗过分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军事研究反对用空洞的副
词充塞军事科学与战争指导原则。这不是文字表达问题，而应提高到思维与实践
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军事指挥科学反对在作战行动指导文件中大量使用副词而把
命令、指令加以繁化。这是和平时期产生的装饰性语言，不仅对战争毫无意义，
而且会削弱以后不加这类副词的命令、指示的力量和权威性。中国古代兵法的语
言是最简练的。如古兵法中有“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
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不足之处。”“策之”就是组织策划； “作之”即威
力侦察；“形之”就是现地勘察；“角之”就是前哨接触和力量比较。几句话，
共34个字，把战争准备工作表述得完整准确，非常具有操作性。如果换成现代较
流行的写法，无论如何也不行，至少得加上：“故全面而及时地加以‘策之’；
积极而认真的‘作之’；适时周密地组织‘形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角之
”’等等，似乎不加前面的修饰句便不放心。

与上述情况相反，有的该加几个字说清楚的，却因习惯于“四六句”而因简
害意。特别是在命令或条令中不能使用含糊的语言。例如，“后勤不随本队开进
”，这样表述就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清楚后勤究竟到哪里去。正确的表述应是“
后勤停留在原地域”或“后勤随第二梯队跟进”等。军事哲学要成为实践的科学
，就不能不干预军事思维转化为军事实践的联系方式、反馈方式等问题，不能不
探讨是什么原因造成学术成果的操作性降低，许多工作的实效性差，甚至把过程
当作效果，把占用时间作为成绩等问题。当军事哲学能够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时
，它便获得生命力和具有时代精神。

（二）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进行了
许多次武装斗争，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把这些斗争总结成为科学的军
事理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固有的封建军事传统与生搬外国军事条令相?昆杂，
成为旧军阀与后来的新军阀的军事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参加领导了
北伐战争，使军事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不久就被蒋介石的叛变所断送。因
此，从1927年8月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仅仅依靠旧的军事理
论和军事传统，决然不能解决这一新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
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适应中国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工农武装斗争的
历史要求而产生的。毛泽东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和最伟大的建树，是在军事领域
取得的。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
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从中国军事思想发展
史的阶段性和主导地位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崭新的人民革命军
事理论的确立和旧的军事观念的终结。

一百多年前，普鲁士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谈到军事理论时说：“也许
不久会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给我们的不再是这些分散的颗粒，而是一整块没
有杂质的纯金属铸块。”但他又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
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
，但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直至今日
，许多人仍认为，“以往的伟大领导人物很少记下他们的战争哲理或他们在军事
上成功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的成就，更具有
突出的历史地位。

在世界战争史上，很少有像毛泽东那样集军事统帅与理论家于一身的。这使
得他既有可能从自己领导战争的经验中总结出军事理论，又有可能把自己提出的
理论(包括从直接经验中提炼的和吸取前人的)付诸实践，去反复进行验证。这个
实践的特点，是以往许多著名军事家所不具备的。例如，被称为“军事巨人”的
拿破仑，仅仅留下117条军事格言。至于普鲁士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以及曾与
他齐名的，先后在法、俄两国任军职的瑞士人约米尼，都是长期担任军中高级幕
僚，没有独当一面地指挥过作战。普鲁士的毛奇到六十多岁才第一次指挥战争，
虽然“毛奇的作战行动是非常卓绝的”，但他没有任何系统的军事论著。他的后
继者，德国的施利芬守着他那个大胆的战略计划度过一生，而他自己并没有付诸
实践的机会。这就决定他们的军事著述缺乏足够的直接实践经验的基础，而不得
不主要依靠研究战争史中的间接经验。任何一个在军事思想史上有影响的军事人
物，不论就其世界观、方法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还是就其战争实践范围的深度
与广度来说，都难以同毛泽东相比。

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不同于一般军事理论的突出特点，因而理所当然地
受到各国军事评论家们的重视。有的评论说：“关于共产党军事理论的最好阐述
，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

有的评论说：“毛泽东是领导二十二年的中国革命战争，并使之取得胜利的
伟大的军事领导人，也是创建了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人民战争的
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军事理论家。毛泽东军事思想，由于在战争指导上始终胜敌一
筹，从而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仍然指导中国人民赢得了革命战争的伟
大胜利。这充分证明，它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科学方法论。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从哲学思想角度来说，它包括革命的
战争观、战争问题的认识论、军事辩证法；从建军作战角度来说，它包括人民军
队的建军原则、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从毛泽东军事思想所包含的内容来说，其最高层次，同时又具有稳定性和长
远指导作用的部分，是其军事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是关于战争的客观过程和人
的主观指导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对战争原
理、原则的哲学概括。辩证唯物主义的军事哲学，反映战争过程中反复出现的、
客观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对于具体的军事学术原则来说，军事哲学带有普
遍性、指导性、方向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军事学术是直接的行动准则，军事哲学
则是其升华的原理。当某些传统的军事原则不能适应新的战争情况时，就会出现
新的军事学术原则，而原有的军事理论体系，将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带有普
遍意义的军事哲学和军事学术原则，继续发挥作用；另一部分属于具体的、有特
定局限性的建军作战原则或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则因条件的变化而失去其现实
意义。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新的军事学术原则不断取代旧的军事学术原则，使
军事哲学的内容更加充实，但并不轻易改变军事哲学的基本观点。第一次世界大
战，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在军事学术的许多方面，冲破了克劳塞维茨根据拿破
仑战争所做的具体结论，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军事哲理(包括科学的和非科学的)，
仍被后人从极不相同的立场加以接受。军事哲学的基本观念，只有经过较长时期
的战争历史和经验的积累，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才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军事思想的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军事哲学革命，通常
是在大规模战争实践和哲学革命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思想认识
是物质运动的反映，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正像有英
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才能产生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只有
经过战争实践的积累，才能产生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军事科学理论。而哲学革命
不仅是“政治变革的前导”，也是军事思想变革的前导。《孙子兵法》，是古代
军事哲学革命的标志，它是建立在夏商周三代特别是春秋时期的频繁战争和儒、
墨、道等学术流派出现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工场手工业
时代军事哲学革命的标志，它是拿破仑战争和德国哲学革命的直接成果。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批判地吸取了过去军事哲学革命的积极思想，而更主
要的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每一个特殊规律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
律。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例如，在战争的一般原理上，它
阐明了关于战争的本质及其主要矛盾；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与应用；战争中诸因素
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战略战术中的相反相成等等。在作战指导上，强调立足于
战争全过程的战争阶段论；立足于战役战斗积极进攻的战略防御；立足于战略方
向相对稳定的战役战斗的流动性等等。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还表现在革命的武装斗争的各个领域的相互关联上，即革命的性质决定人民军队
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人民战争又决定野战军、地方军、游击队和
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种体制决定采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配合
的作战形式等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与其制定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浑然一
体的，诸如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
弱胜强与战役战斗的以强击弱；战略上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
的进攻战等等，这些既是军事哲学的范畴，又是战略、战役和战术原则。这一切
，就构成了毛泽东军事哲学的丰富内容及其与战争实践的广泛联系。

（三）

战争指导本身，既是科学，又是艺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战争指导中的
定量化、科学化、精确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古代靠天才统帅直觉的东西，在现
代则是以严格的科学实验、数学计算、运筹分析和战争经验的科学推导为依据。
但是，战争毕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个领域中，敌对双方生死攸关的利
益冲突导致全面而尖锐的对抗。其中，矛盾着的各种因素，除了已知的和可以量
化计算的以外，还有许多未知和无法量化计算的。例如，由于战争性质不同而带
来的影响，人的能动性，战场情况的概然性等。特别是敌对双方互相使用谋略，
使战争过程中的本质与现象、行为与动机等，出现极为复杂的情况。这就使得战
争指导同其他精确的科学有着重大的差别，从而给战争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

第一，阐明了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和战争因素内在运动及其外部表现形式的关
系。毛泽东指出，战争是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
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由于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世界上许多人对战
争本质及战争运动的内在规律，产生了新的错误认识。在国内也有人认为核武器
、洲际导弹和侦察卫星的出现，根本改变了战胜与战败的传统观念。实际上不论
出现什么新式武器，都不可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更不能停止战争因素的内在
运动及其寻求外在的表现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连
绵不断，即是证明。对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只有加强战
备才有可能推迟战争；只有赢得自卫反击的小战才有可能避免大战。这是建国以
来毛泽东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上留给我们的伟大遗训，也是其军事哲学思想的光辉
体现。

第二，强调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上能动地争取胜利。毛泽东的军事哲学认
为，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
还取决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每一种新的作战方法的出现，都是人员和物
质条件(包括武器装备)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行战争，必须依赖一定的物
质基础。革命的战略战术不仅根据革命的精神来制定，而且还要考虑物质条件，
特别是敌我力量对比及其转化的可能程度。把我军1948年才具备条件的攻打大城
市的行动，提早在1927年进行，当然不可能成功。毛泽东提出建立农村根据地，
以农村包围城市，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了创造夺取城市的物质基础。同样，
战略上的以弱胜强必须通过战役和战斗的以强击弱来取得。这是通过集中兵力、
兵器，形成局部优势，从而创造在一定时间、空间战胜敌人的物质基础。强调在
既定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去夺取胜利。这是毛泽东军
事哲学同唯意志论军事哲学的根本区别。

第三，提出了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
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战争认
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构成战争的全部因素——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战争是一个
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但毕竟是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敌对双方互
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作战行动中，表现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尖锐斗争，并
由此决定作战态势的发展和战争的结局。在敌对双方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
生着力量对比的量变与质变；发生着战争阶段和主要作战形式的辩证否定的转变
。例如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是基于对敌我双方各种对立因素的深刻分析，提
出持久战三个阶段的精确估计。解放战争第二年，依据敌我力量消长的趋势，果
断地用新的战争阶段和作战形式代替以前的战争阶段和作战形式，变战略防御为
战略进攻，从而实现整个战争形势的质的飞跃。

第四，确立从侦察、判断、决心到部署的一系列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与战争
指导的辩证逻辑的程序。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
，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
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在战争
指导上的体现。在战争判断上，毛泽东还提出了包括分析、综合、归纳、推理在
内的一整套逻辑方法，就是把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再把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
比和相互关系，从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这里面的精与粗，是解决认识情况中
的主要与次要的矛盾；真与伪，是解决认识真象与假象的矛盾；表与里，是解决
认识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此与彼，是解决认识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矛盾。这就深
刻地揭示了军事认识中，思维的连贯性和概念的相互转化、往复流动，逐步逼近
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过程。

第五，强调认识情况的两个过程，即：“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
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计划作战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
。实行作战是认识情况的第二个过程。军事行动的企图是预期的，但军事行动的
结果并非总是能按预期实现的。敌对双方的作战企图至少有一方不能实现。远的
不说，从已经披露的本世纪的重要战略计划，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施利芬
计划；俄国第19号计划；法国第17号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行战略防御国
家的作战计划，如波兰的“西方计划”，法国的“迪耳计划”，英国的本土防御
计划，苏联的对德作战计划等，没有一个是按原计划预想实现的。战役和战斗计
划也是如此，部分地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全部地改变也是间或有的。因此，
认识情况的第二个过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作战发起之后，必须不断地依据新
的情况，适时调整作战计划，这既是一条原则，也是战争的历史规律。

第六，作战计划要建立在能够对付出现最困难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指挥淮
海战役时，在给前委的一份电报中说：“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
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
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凹这段指示具有方
法论的意义，应当作为一条部署原则列人作战条令。它体现了认识情况的两个过
程和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思想，从而把获取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和战争过程中
的盖然性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情况不断变化之
间矛盾的正确方法。

第七，研究战争规律要着眼特点和发展。战争艺术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
战争和军队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战争内容、形式、手段的变化而演变。军事领域
中，充满着继承和变革的统一，是在辩证否定中前进的。指导战争必须从客观实
际出发，研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和地域的战争规律。现在国外有人追
求所谓“作战的永恒信条”，可以说这样的信条是不存在的。在军事领域中，克
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和传统的惰力，自觉地进行军事学术与军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
变革是至关重要的。军事理论如同它的基础即战争本身一样，需要不断地创造。
如果只满足于引述前人的军事原则和对过去战争条件与结论的重复论证，那么任
何先进的军事理论也会丧失其活力，而不能适应战争发展对军事科学的要求。

第八，战略藐视与战术上重视的辩证统一。毛泽东所说的：“在战略上我们
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其中的“战略”与“战术”
这两个互相联系而又相比较存在的概念，是广义的、相对的，甚至是带有比喻性
的。它包涵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和哲学上的含义。其一，这里所指的战略，不只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军事战略，而是包括革命胆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总方略
，以及本质的、总体的、长远的等概念。这里所说的战术，也不是通常所指的部
队战术范围的行动，而是指策略上的、具体的、局部的、当前的、战役和战术上
的，也包括从属于政略和国家战略的军事战略等概念。其二，这个原则中的战略
与战术，是相对的，是互相渗透的。任何军事行动，在强调具有敢打必胜信心的
同时，在部署作战行动中，不论在战略、战役或是战术上，都必须重视敌人，把
作战计划建立在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的基点上。同样，在
作战实施中，不论在战略、战役或战术上，遇到何种艰难险阻，也都应当有藐视
敌人、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其三，战略上藐视与战术上重视，不是要求做
概念上的逻辑思辩，而是要求结合战争实践活动，进行科学分析，也就是要面向
实际，全面地分析构成战争运动的敌我双方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互相转化的
诸因素及其发展规律，并依此来考虑自己的行动，从而把胆略与科学联系起来；
把勇敢与谨慎统一起来；把大胆行动与周密部署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胜
利的可能变为现实。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原则，就是
要我们敢于胜利，善于胜利。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是重视敌人的前提；重视敌人
、善于斗争，藐视敌人的保证。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来看，在每一个转折关头和一切重大战略决策上
，毛泽东在指出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的同时，都是立足于准备对付最困难、最复
杂的情况，从重视敌人出发来部署军事斗争。

1949年，在我军向全国胜利进军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美
国军事干涉，有此准备才能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就
正确指出，战争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以后许多困难情况，速胜的观点是有害
的。这些事实说明，在军事战略上，我们一贯是重视敌人的，“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不仅是战役和战术的原则，也是对战略的要求。

科学实验，往往是失败多于成功，经过千百次失败换取一次成功，是正常的
。但从事战争却不允许那样，而是有胜利的把握才能进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
传统，就十分注重慎战而不可轻敌的原则，《尚书》中的《泰誓》里面有“罔或
无畏，守执非敌”的话，是说不要有轻敌之心，宁可设想敌比我强而认真对待，
才能取胜。《老子》中也提到“祸莫大于轻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孙子兵法》更明确指出：“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上述这些思想虽然
是两三千年以前的战争经验总结，但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价值。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由于在军事战略上轻敌而遭致失败的例子，是屡见
不鲜的。1812年，拿破仑亲率大军进攻俄国时，他预断：“不要两个月的时间，
俄国将会求和。”结果却是大败而回。后人评论说，天才应该知道在何处止步。
而拿破仑没有达到这种天才，他在席卷欧洲许多国家之后，就太轻敌了，造成不
仅在俄国几乎全军覆灭，而且从此走向在滑铁卢最后失败的道路。1904年到1905年
的日俄战争，战前俄国官方认为“一个俄国兵可以顶得了三个日本兵。”俄国战
败后，指挥这次作战的俄军第一任总司令库罗帕特金承认：“我们在战前低估了
日本物质的尤其是精神的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军事领导人自恃有马
奇诺防线，而放松战争的各项准备，尤其是艾仑赛元帅更是轻敌，他说德军所有
将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曾经做过比上尉更高的官职，这是德军的
一个大弱点”。结果法军一败涂地。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战争准备上，也有
轻敌的教训，表现在战争方针上， “低估敌人的力量和高估自己的力量”，从而
确定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点，即实施强大的回击和迅猛的战略进攻，粉碎侵略
者，把作战行动推进到敌人领土上。”战争爆发后，在苏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
大本营仍命令“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推进。”这种
不切实际的战略计划和命令，必然加重战争初期损失的程度。

现代战争，由于敌人掌握有大规模杀伤兵器和快速机动工具，战争的突然性
和破坏性都增大了，已往战争中需要几个月才能达到的战场范围、战况演变和战
争消耗，在今后战争中可能被压缩在几天或十几天内完成。因此，我们的战争准
备，在具有藐视敌人、坚定胜利信心的同时，在战略计划上，还必须重视敌人，
从困难处着想，切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在战役战术上，除
了重视敌人之外，也要具有藐视敌人的气概，充满必胜信心。战争活动更需要勇
气和信心，缺乏这个条件，即使有胜利的可能，也不能成为现实。只要具备了取
得胜利的起码的物质条件，就应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坚定地执行作战决心，
否则就会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的：“决心的赤热光彩，被过分审慎的
思考蒙上一层灰色，在这种状态之下，伟大的事业也会遭受挫折而丧失行动的意
义。”在今后反侵略战争中，我军在装备上仍将处于劣势，但劣势装备不等于不
具备胜利的物质基础，战争史上充满着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例。落
后的武器用于能起到杀敌作用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发挥了优势，在人民战争中，
创造这种优势的机会是大量存在的。当然，也要看到另一面，要战胜优势装备的
敌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在物质基础许可的范围内，主观能动作用才具
有决定意义，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成为盲目自信的受害者。制定作战计划，要
从克服自己一方的弱点，对付敌人的强点来考虑问题。战争是更带盖然性的领域
，但一切主动和战机，只提供给有准备的军队。战前预想和准备的战争，与以后
战争的实际情况距离越小，则胜利的可能就越大。这就需要在战争准备中，做到
对敌人藐视中的重视。

(四)

军事理论作为许多战争共性的抽象描述和概括，是历史上无数次战争经验积
累的成果。任何一位军事家的理论建树，都不可能全部由自身的直接经验来完成
。军事科学决不排斥历史上一切有用的东西，相反它必须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
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军事理论，并依据自己的经验和需要，对以往的军事理论进行
选择和改造，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军事科学。毛泽东军事思想除了继承马克思列宁
主义军事学说和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之外，当然还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和外
国的军事理论成果。它既是对旧的陈腐的军事观念的否定，又是对人类优秀军事
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的革命的军事科学。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进行哲理思维的民族。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几乎
是同哲学思想一道产生，并且较早地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欧洲军事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从战争史的叙述开始的。而中国军事理论产生的特
点，则是一开始就从哲理的高度去总结战争经验。中国最早的军事理论，包含在
周代的《易经》和《尚书》等古籍中，其后出现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等专门总结战争经验的理论著作，创造了冷兵器时代军事理论的最高成就。毛泽
东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在他的军事著作中，多处援用中国古代战例和先秦的军事
思想来说明问题，特别是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某些原则，如“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逸待劳’、“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等。当然，即使是引用古代的军事原则，毛泽东也是作了新的发挥。从这里，我
们看到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而绝没有泥守古训之嫌。

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也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军事学家总结的某些方面的军事
经验，但决不是像某些外国评论说的那样，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来源于克劳塞维
茨”。毛泽东在看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之前，就已经写出了《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等比较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他在1938年5月写的飞论持久战》一
书中，才第一次援引克劳塞维茨的个别观点。但是毛泽东对这些观点的吸收，恰
如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倒立着的辩证法一样，是取其合理的内核，把它改造成为新
的理论原则。例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引用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
“盖然性”这个概念，把它作为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阐述的战
争运动必然性的一种补充，但得出与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就成为赌博”完全
不同的结论。他指出，“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
更少确定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是“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
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
并由此规定一系列从侦察、判断，到决心、部署的互为前提的军事认识和战争指
挥的逻辑路线。他提出了军事认识的对象必须包括敌我两个方面，认识情况的过
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计划建立之后，要依据情况的发展
变化，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他还强调部署作战时，要把对付可能出现
的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作为出发点，要“慎重初战”，“不打无准备之仗，不
打无把握之仗”。这样，就把战争的盖然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解决
了主观指导的计划性和客观存在的偶然性之间的矛盾。又如，克劳塞维茨对迂回
作战行动不以为然。他说：“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
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是“无聊的怪论”。田但在中国革命
战争中，“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成为歼灭战的一条重要原则
。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文电中，多次指示“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解
放战争后期，在向南方追击敌人的行动中，更发展为“大包围、大迂回”的战略
性战役行动。抗美援朝战争，我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也是采取迂回穿插作战
的战法，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

军事理论的继承性和变革性是由战争的本质属性，以及军事手段、军事目的
、作战环境等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性的特点所决定的。每一次战争，这些因素既
不可能是全新的，也不可能全部重复。对待军事理论问题，有两种错误倾向必须
反对。经验主义认为只有抛开理论才能从理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际上离开理
论的指导便不能前进；教条主义则认为只有照搬现成的理论才不致迷失方向，他
们总是望着背后的灯光走错眼前的路。毛泽东指出：“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
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
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
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有鲜明的实践
性，而且具有突出的简明、深刻、实际的特点。它既没有滥用科学的形式和繁复
的历史引证加以炫耀，也不用晦涩费解的词句加以涂饰。它是朴素无华、最切实
际的军事哲学，成为广大革命人民及其军队能够掌握和运用的制胜法则。学习、
研究和发展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正是要继承其创造精神和注重实际的特色。在军
事哲学研究中，决不能够进行从概念到概念、从思辨到思辨的经院式的研究。因
为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研究战争问题必须从
战争实践出发来解释战争观念，而不是相反。只有掌握科学的军事认识论与方法
论，才能自觉地进入战争实践领域，获得认识战争的“必然”和驾驭战争的“自
由”。

作者：须弥山主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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