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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宋教仁是被谁暗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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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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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宋教仁是被谁暗杀的?
by 周帅
一零年六月份在苏州见到张耀杰先生时,他提及他正在写一本名为《暗杀宋教仁》的书,主要是推翻以往人们通常认为的宋教仁被暗杀乃是袁世凯主使的结论,并以可靠的资料证实宋教仁案的主使者是孙派人物陈其美。当时我只是将信将疑,及至后来在《传记文学》、《万象》上读到他的万字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才开始关注此书。十二月份,台湾秀威出版公司的蔡登山先生慧眼识珠,率先在台湾推出《暗杀宋教仁》的全本——《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我立即托台湾友人入手一册,我买到的时候,耀杰先生自己还没有拿到样书,可见我的迫切心情。我觉得关心宋教仁案的朋友不该错过此书,私心以为,这是目前宋教仁案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标志着张耀杰先生把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诚如著名近代史专家、《晚清大变局》作者袁伟时先生在推荐语中给予的充分肯定: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
张耀杰先生近十年来在民国史研究尤其是民国知识分子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历史背后》,以精湛的考据功力,还原了众多为人所忽视的历史细节,但《历史背后》一书,还并不是张先生最杰出的作品,他最见功力的作品,乃是因为政治原因未能在大陆出版、只能在香港面世的《民权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该书以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如何作为一个貌似公正的民间组织,逐渐沦陷为党争的工具。在此之中,杨杏佛宋庆龄诸人在貌似公正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难以见天日的阴暗和权力的暗箱操作。对此耀杰先生展开抽丝剥见的考证,谢泳先生在该书的序文中说:“这本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研究的专书,是我见到的同类研究中最给人启发的。这些年来,我先后读过陈小雅、邵建和耀杰关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论文。但把一个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展开的研究,最終是在耀杰手中完成了。”
耀杰先生还有让我佩服的地方在于他的正直敢言,类似于吾辈这种多多少少看惯人情世故的人来说,多少在处世方面有一些通达,但是耀杰先生却有河南人独有的耿直,说话常常直来直去,有时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譬如前段时间张鸣先生出版《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一书,读书界一片叫好,耀杰先生在肯定此书价值的同时,也严厉批评了该书的拙劣之处,他还说:张鸣今天不在,否则我的话说得更难听。还记得有一次研讨会上耀杰先生在发言,展示他最近的一个考证,大意是黄兴的字克强来源于梁启超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意味着黄兴有着自己非比寻常的政治抱负,忽然耀杰先生说:所以傅国涌在《主角与配角》一书中把黄兴美化成一个敢当配角的英雄,更本就是错误的,不存在这种问题。当时傅国涌先生在场,耀杰先生敢当着朋友的面讲出这种话,足见其坦荡。
谢泳先生曾说:我不大赞成耀杰行文的风格,因为他有时使用的语言太情绪化,反而影响了他那些深入的学术观点。我觉得这是耀杰先生的短处,也是耀杰先生的特色所在。我开始读《历史背后》时候,有时候会为他带有鲜明感情色彩的论断感到诧异,诸如“陈独秀所谓唯有痛骂之一法的神圣自由,与中国传统儒教抢占绝对天理制高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专制如出一辙,分明是前文明时代的蛮性的遗留”,再如称鲁迅为“党同伐异”“、公开投火”,称周作人“充满阴暗的刀笔吏心态”,这些虽然有耀杰先生提供的材料加以佐证,但是却不无可以商榷之处。
以上三点,对于全面把握耀杰先生的这本《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耀杰先生在此书中,一如既往展现了他的考证功力,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他对于历史的独特论断,虽然这种论断在某些正统史家看来,带有鲜明的离经叛道的色彩。
有关宋教仁案,袁伟时先生指出:“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多年来史家都归罪于袁世凯。张耀杰先生以史家的敏锐,抛弃党派史观,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用史实说话,解疑释惑,以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这种结论在大的方面,诸如陈其美作为宋案第一嫌疑人如何具有重大嫌疑,小处诸如组织同盟会的真正组织者是程家柽等。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都是建立在耀杰先生精湛的考据功夫上的,用一位先生的话说:耀杰先生工作是“今史辨”。
党史专家杨奎松先生指出:张耀杰先生于蛛丝马迹中苦心爬梳,竟将百年宋案一举翻了过来。依据他的考证,谋刺者竟然是革命党人自己!杨先生对耀杰先生的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记得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任先生当年的题词,就已经曲笔透露了这一秘密。题曰:“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进而指出:“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这十六个字不恰好反映出于右任为老友冤死又不能直言的椎心之痛吗?当时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如果真是袁氏或北方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笔而怕人戮的担忧呢?信哉斯言。
宋教仁案无论主使者是谁,其在民国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民国政局的扭转,都是众人心照不宣的事实。过往的史学家往往囿于历史成见,将宋教仁案之后的二次革命,看做孙中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但耀杰先生却用可靠的史料证明:孙中山仓促发动二次革命,实际上抱持了自己相当大的个人野心,充斥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因为按照常理推断,宋案发生之后,理应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径调查取证。但是江湖革命起家的孙中山,却果断放弃了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直接亮出了赤裸裸的暴力口号。按照耀杰先生的考证,宋案发生之后,国民党方面有意无意的毁灭了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证据。使得世人难以辨明历史真相。同时革命党又在报刊上先声夺人发表了对于袁世凯的讨伐。张耀杰先生指出,黄兴具有嫁祸袁世凯的恶劣行为,他在宋教仁出殡时送去挽联云: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夔丞,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耀杰先生指出,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就给袁世凯扣上帽子,是一种疑罪从有的法盲表现,此处可见耀杰先生看事情的过人之处。
宋案发生之后,革命党方面的内斗,已经日趋白热化,对此,耀杰先生在书中第八章《宋教仁案的时候清算》中予以条分缕析。耀杰先生指出,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带有鲜明的江湖帮会性质,而孙中山与黄兴,黄兴与陈其美,三人之间有着种种冤缠孽结的矛盾。“清算”一词,极其形象的描绘出了党争日趋激烈的场景。
而该书的第九章,则以宏观的视角,全面展现出了宋教仁案的台前幕后的种种秘辛。耀杰先生指出,作为宋教仁案的主事者陈其美,有过多次指挥暗杀的记录,而陈其美本身最终也死于暗杀。这种环环相扣的历史真实,为我们认清陈其美在宋教仁案中的作用,提供了富有参考性的佐证。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宋案的发生与终结,也有着环环相扣的历史真实,首先是宋教仁缔造了国民党,但是斯时的国民党乃是议会政治党,与孙中山一贯提倡的江湖革命,理所当然的有着路径歧异。而早在同盟会内部,孙中山就与宋教仁有着“政制”的分歧。因此宋案一出,孙中山并未真正有为宋教仁讨回清白的决心,而是借机向袁世凯发难,仓皇发动二次革命,煽动地方造反。而在宋案之前,便已经有作为前车之鉴的陶成章案。在宋案的调查过程中,也有着环环相扣的毁尸灭迹与串供翻供。杨奎松先生曾言历史研究有点像破案,而耀杰先生是破案的好手,
在此书中,耀杰先生着力甚勤的,还有宋教仁案中各个人物所处的角色问题。宋案主使者陈其美与暗杀者应夔丞,都有黑道背景,而洪述祖乃是作为替罪羊现身。至于宋教仁案中的孙中山与黄兴,前者出尔反尔,后者是地地道道的法盲。而袁世凯在宋案中的表现,展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手腕。虽然这些角色定位有着而袁世凯在宋案中的表现,展示了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手腕。先生的偏好,但却能看出史家多独断的气魄。
同时我也认为,耀杰先生此书最大的贡献肯可能还不仅仅在于考证宋案的真正主使者,而是着重考察了孙中山及其战友之间关系的历史真实。曾经有人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时指出:孙文先后与四个亲密战友决裂,也标志着他与四种宪政转型道路决裂。其一与反对一党专制的章太炎决裂,其二与主张议会主义道路的宋教仁决裂,其三与主张法治主义道路的黄兴决裂,其四与主张联邦主义道路的陈炯明决裂。最终开创出一国一党一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专制模式及国民党80余年的党国传统。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人赞同,可以商榷,但是孙中山与其所谓战友之间最终渐行渐远,却是不争的事实。
宋教仁案之后的孙中山,历经十年沉浮与枯荣,最终毅然决然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抓住了“苏俄这根救命稻草”,但是这一点的是非对错,如今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常识。事实上孙中山联俄联共的起源,早在宋教仁案中就已经初露端倪,正是主张议会政治的宋教仁的枉死,孙中山最终在寻求江湖革命大一统的路上渐行渐远,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所以我非常愿意向读者推荐耀杰先生此书,正如杨奎松先生所言,如果宋教仁真是死于革命派自己的手下,我们过去得出的有些结论,恐怕就得重新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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