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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打三反”运动杂忆（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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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章师爷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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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08/25
文章: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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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断章师爷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打三反”运动杂忆（三）
断章师爷
人对环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强的，经受了最初阶段的打击和痛苦以后，不久我也开始接受现实，并且在他们两位的帮助下逐步振作起来。那时，我们已经从学生宿舍搬出，住在单身教工宿舍的第四层上。我和W兄两人一间寝室，X兄独自一间。
每天，我们从工地归来，吃过晚饭，洗净了身上的尘土和汗水，就聚集在我们那间寒碜的斗室里。抽着劣质烟，喝着茶末子，开始海阔天空地谈论起各种话题。我们三人，命运相仿，意气相投，如针拾芥。每每是“斜倚香榻坐到明”，只不过我们的“香榻”是简陋的木板床。举凡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和现实生活，无不涉猎。烟雾弥漫的屋子里面不断地蹦出康德的“两律背反”，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弗罗依德的“恋母情综”等词眼。我们一知半解地记住些零散而浅显的概念，却兴致所之，姿意发挥。大胆地抒发自己的见解，无情地驳斥对方的观点是我们一贯的作派。
我们喜欢用三十年代文人的习惯把契柯夫叫作柴霍夫，称雨果为嚣俄。我们象议论老友轶事似地谈到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公爵夫人的精神恋爱是因为“老柴那话儿不行了”。学嘴学舌地重复着一些众所周知的老调，什么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情调灰暗、命运悲惨是和他在临处决前获得沙皇的特赦，精神受极度刺激有关，什么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旨在为犹太人的不公平命运声张正义，还煞有介事地叹惜着托翁（托尔斯泰）晚年致力于寻求拯救社会的药方，对于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一本正经地谈论着爱因斯旦未完成的统一场论，其实只读了几本介绍性的通俗小册子，根本没有能力阅读原著。想当然地认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在哲学上的意义大过在科学上的贡献。扳着手指计算着剑桥卡文迪西实验室和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培养出来的科学巨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有机会去这两处“科学的麦加”进修和访问。却完全没有朝圣的感觉）。我们象东林党人似地议论着“家事、国事、天下事”，把刻下身受的磨难看作是“饿其肌体，劳其筋骨”，设想着去承当未来的“大任”。
一度，可能是高层授意，书禁稍稍有些解冻。除了毛泽东先生的雄文四卷和革命群众口诛笔伐的“宏论”外，书店里居然可以买到赫胥礼教授的《天演论》，还是严复老先生用古文翻译的版本。我们三人自然是人手一册，先睹为快罗。晚间的寝室论坛也就“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还出版了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先生此书一味贬杜扬李，是一本上邀天宠的阿世之作。我们毫不客气地月旦郭先生的观点，对于他的人格和学问却“一分为二”，尤其是对于书中考证李白籍贯的那几节内容，感到新奇有趣。老实说，我们谈论的大部分仅仅是空话，甚至只是一堆废话。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毕竟只是一些二十出头的年青人。正如W兄所说的，谁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施耐庵先生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当年我们三人在团结六楼秉烛夜谈的快意，至今回想起来，还令我留恋。93年中秋，母亲去世，我日夜兼程赶回上海奔丧。W兄闻迅后，专程自涌赴沪与我及X兄相聚。分手二十年，再度相逢。X兄所里的秘书帮我们三人订好了“金陵饭店”，我们正拟联床夜话。不料，核查身份时发现我只有护照，没有身份证。忠于职守的企台小姐，坚称“持护照者须去涉外宾馆”。结果，我们三人只能流落街头，成了午夜牛郎。好不容易在八仙桥附近寻到一家个体茶馆，W兄付了一笔较丰的茶资给那位有些象阿庆嫂的老板娘，她十分爽快，关上店门，烧足开水，让我们在里面坐了一整夜。在这个铜壶煮三江的小茶馆里面我们重叙别后之情，分外亲热，云遮雾瘴地边喝茶、边抽烟、边聊天、边打瞌睡，着实欢畅。等到鸡鸣看天时，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黎明时分，返回“金陵饭店”，企台小姐还未上班，打开房门，呼呼大睡，直到日上三竿。
到1973年初，这样的“改造”生涯已经快三年了，我们完全适应了这种恶劣、荒唐、奇特而又可笑的环境，成了实足的“改造油子”。“工宣队”和“军宣队”以及“革命群众”对于监督我们的“改造”不再那么起劲了，看守和防范也越来越松。那位位负责管辖我们的J师傅甚至还到我们的寝室来聊天、下棋，以示“体恤”。我们向他诉说钱不够用，他建议我们申请困难补助。不久，我们的生活费就从每月 15 圆增加到 24 圆。顿时我们就觉得自己阔绰起来了，W兄和X兄都开始抽起两角八分的“飞马牌”香烟来，有时甚至抽三角五分的“大前门”。记得有一次，我们跟着一辆卡车出去装水泥。路过一个小镇吃饭，同去的教职员工们都随便要个三、四角钱的菜应付一餐，我和W兄却每人点了个七角钱的炒鳝糊，大快朵颐了一番。
那时学校的地下布满了蛛网似的防空洞，再挖下去要危及地面的建筑了，“防空”工地上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可干。（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区的不少防空洞都开辟成简易旅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旅客的住宿困难。此举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母校地处徐家汇黄金地段附近，当年我们为之流过汗水，付过辛劳的“地下长城”必然会招徕到大批顾客。）通常，我们只到工地去消磨上半天，下午就溜号。Y先生也不再有兴致来跟踪追迹了。
每星期总有两、三个下午，我们会长途跋涉，从徐家汇赶到南市的城隍庙，去湖心亭茶室消消停停地吃茶聊天。尽管广播和报纸还在不知疲倦地敲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革命警钟，社会上的风声已经不那么紧了。茶室里更有一种从从容容，悠哉悠哉的气氛。茶客泡上一壶茶，尽可坐在那儿不愁寂寞地消磨大半日光阴。湖心亭的窗棂宽大，四面临湖，视野开阔，一边品茗，一边随意观看九曲桥上的行人和景致，很是写意。谈话多了，不免口渴，开水是任你喝的。水喝多了，感到口淡，化上角把钱，可以买包瓜子、橄榄或者五香豆过口。厅轩一侧还设有厕所，内逼的话，踱步进去，即可方便。
湖心亭茶室生意兴隆，去喝茶的人络绎不绝，社会上的各色人等都有。大多数茶客带有市民色彩，他们口才便给，消息灵通，谈天说地，兴致勃勃。但是腹笥毕竟有限，所聊的无非是社会新闻、坊间流言、地方掌故、市面行情和所谓的“小道消息”（未经官方证实的内幕新闻）。记得有一位操本地口音的中年汉子，专好讲些历史故事。他曾颇为自得地指出《三国演义》里说曹操为了拉拢关羽帮他打天下，不惜“上马金，下马银”。其实这“金，银”两字错了，应该是“敬，迎”。即“上马敬，下马迎”。试想云长公是天下第一等英雄，哪里会在乎金银财宝。他所看重的是曹操的礼遇，所以才会斩颜良、诛文丑来答谢。他的这类说辞受到很多茶客的赞赏。
另一位三十出头的人，知道不少上海滩的梨园掌故。谈起天蟾舞台、共舞台的角儿口若悬河。记得他曾谈起过一桩伶界大王余叔岩的趣事，至今还有些印象。话说余老板（旧时对名伶的称谓）带班从北京到上海登台。打炮戏是“定军山”，余自然饰诸葛亮。搭班饰黄忠一角的因为包银问题和余发生口角，思量着上台后要余好看。开戏后，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在中军帐里坐定，把几路人马一一安排定当，就要下台。不料已经奉令的黄忠回转身来口称“末将此行尚无胜算，敢请丞相再示妙计。”这是原来剧情里没有的，倘若余叔岩一个停顿，接不上口，这场戏就算演砸了。幸亏余经验老到，明知这小子在使坏，却不慌不忙的一声“汉升，附耳过来！”饰黄忠的没想到余会有这一着，只得乖乖地凑耳上去。余叔岩心中忿极，却不露声色，对着他的耳朵轻轻地开了一声国骂，却是主、谓、宾、补语一应俱全。饰黄忠的挨了骂，还要翘起拇指连呼“妙计啊！妙计！”下台后悄悄地卷铺盖走人。
又有一位满脸精悍的小伙子，深谙茶道。据他说武夷山的老和尚养了几只猴子专门攀上险峰绝壁去采摘嫩芽，称为“猴尖”，味道极佳。又说地道的茶博士（指茶倌）手提长嘴铜壶隔着一张桌子就可替茶客续水，壶嘴轻轻点上三下，不多不少，正好满杯。这是有名式的，称为“凤凰三点头”。前些年回国，去馆子吃饭，稍微讲究些的店堂里面，都有一位身着中装的服务员，隔着好几个座位就往杯子里添水。第一次还着实吓了一跳，随即条件反射似地想起了那位小伙子说的“凤凰三点头”。
还有一位胖胖的中年汉子，脸孔红通通的。每逢他踏进茶室，不少人都朝他打招呼。据说，他笔下很是来得，人称“华东三支笔”。因为无缘和他攀谈，他的文字和肚里的功夫究竟如何了得，也没法考较。X兄说“三支笔”先生的眼睛很有神，我倒也没有什麽印象，只是觉得他的气色很好。诸如此类的茶客，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我们三人第一次去湖心亭就居中占了一付座头。一开口就大谈“竹林七贤”，又是什么“建安七子”。从稽康、阮籍“弃经典，尚老庄，蔑礼法，崇放达”到孔融、王粲“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滔滔不绝地一路聊下去。听得周围的茶客莫名其妙，不知我们这三位是何方神圣。接着，我们拿出在寝室里面胡吹乱侃的劲头，从希腊的城邦到罗马的议会；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到启蒙运动的个性发展；从尼采的超人、天才到叔本华的意志、表象；从韩愈提倡古文到胡适开创白话文学；从爱因斯旦厌恶军事制度到罗素同情苏俄革命，反正是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有次，我们坐在那位评说《三国演义》的中年汉子旁边，故意一递一答问起“关云长的别号叫什么，青龙偃月刀是否有另外的名称”。一般人看书自然不会去关注这些冷僻角落。接着就近乎卖弄地谈起“关云长又名长生，偃月刀亦称冷艳锯”。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掉书袋的幼稚举动不仅无聊，简直有些恶作剧的成分。
两三天下来，我们居然成了湖心亭茶客中最引人瞩目的三人。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很少和周围的茶客搭讪。自从我们成了那儿的熟客以后，他常常移樽过来和我们同桌。老人似乎晚境寂寥，常年穿着一身陈旧的黑呢制服，每次只要清茶一壶，抽一角几分的“劳动牌”香烟。我们把瓜子、话梅等佐茶的零食移过去，请他随意用些，有时也向他递烟。每次他都十分客气，再三致谢。当林彪元帅乘三叉戟飞机出逃身亡后，他问我为什么把英文的 trident 译成三叉戟。我哪里会知道呢？只记得以前在《英语学习》里看过一篇阅读材料 Odyssey ，里面提及象征海神权力的武器正是这个 trident，下面的注解中称之为三叉戟，就告诉了他。不料老人就此认为我的学问了不得，逢人就夸奖我的中英文“不是一般的水平”。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脸红。老人眼框下有一颗痣，X兄说这在相书上称为泪痣，主命苦。看来也可能有些道理。
在熙熙攘攘的众多茶客中，有时也会遇见一些雅人高士。有天午后，春阳晴暖，一位老者由二位女士搀扶着登上了湖心亭茶楼，正好坐在我们旁边。老先生器宇不凡，脸色红润而有光泽。二位女士态度雍容，一位中年，另一位比我们更年青些。安置好老者后，二位女士向同桌的人礼貌地略微致意，就下楼去逛“豫园”了。老先生先是安详地喝着茶，慢慢就开始留意我们的谈吐。听着我们旁若无人的纵论，他显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不一会，他竟开口问我们“可曾见过中山先生？”显然，这是老先生的一句发语辞。那时我们才二十来岁，自然不可能见过中山先生。接着老先生就饶有兴味地介绍起当年他看见中山先生的情境。那是民国初，老先生还在杭州蕙兰学校（一所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念书。一天校方通知全校师生集队前往城边。到了那儿，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众，有举旗的、有唱歌的、也有呼口号的，十分热闹。忽然，人群安静下来，在全副武装的士兵簇拥下孙中山先生骑马走了出来。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趋前相迎。仪容翩翩的中山先生身着戎装，骑在马上与他们逐一握手。据老先生自己介绍姓周，在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工作。显然他是一位资深的宗教界人士。
另外有一位四十多岁光景的男士，鬓发留得较长，看上去有些“艺术家”的派头。他很少说话，总是默默地抽着一管烟斗，散发出蛮好闻的烟叶味道。一天，我们正在起劲地谈论着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年代。X兄说最初是唐太宗时候，经波斯前来中国传教的，当时称之为景教，这是他从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中看来的。我不识得藏拙，凭着记忆中的胡乱印象添了一句，说当时的西洋传教士就住在如今的河南开封一带，又称为“蓝帽教士”。（唐代建都长安，开封是北宋的都城，当时称为汴梁，足见我此说的荒谬。）这位“艺术家”意味深长地打量了我一眼，冷冷插了一句“那是犹太教士”。平时专好和人抬杠的我突然感到心虚，嘴里喃喃了一阵，终也没敢再吱声。多年后，我在东亚图书馆里借到过一本陈垣教授的皇皇巨著《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书前还有汉学家高本汉教授（Berhard Karlgren）写的序。书中提及犹太人从北宋年间就在开封定居了，他们自称信奉“一赐乐业”教，其实就是“以色列”教。因为他们头戴蓝色的帽子，当时称他们为“蓝帽回回”，以区别戴白帽的伊斯兰信徒。看到这儿，尽管事隔二十来年，我还是禁不住感到一阵羞赧。
还有一次，我们三人正坐在湖心亭茶楼上“激扬文字”时，突然看到C老师那鹳鸟似的瘦长身形探头探脑地出现在楼梯口。原来C老师屡屡听我们说起泡茶馆的乐趣，一时心动，竟然也光临湖心亭茶馆，不惜与“引车卖浆者流”为伍。我们三人立即起身相迎，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地把他请过来，忙着替他端凳倒茶。周围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三个平时目空一切的“狂生”对于这麽个其貌不扬的人如此尊敬，都暗暗纳闷，实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年前我回国时，去母校拜访以前的一位同学。问起C老师，知道他还健在，退休后独自一人住在单身教工楼里。据他说C老师退休前连个付高的职称都未曾评上。而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同班同学，一个个都早已经是正教授和“博导”了。我不由得想起了“黄钟稀音，瓦釜雷鸣”这句古话。
作者：断章师爷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断章师爷于2010-7-22 周四, 下午1:18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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