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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向亲爱的芦老笛问好！我有个问题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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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亲爱的芦老笛问好！我有个问题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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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赐教 -- 芦笛 - (954 Byte) 2009-11-04 周三, 上午4:23 (431 reads)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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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管理员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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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旧作】民主制度与人口问题 (365 reads) 时间: 2009-11-04 周三, 上午4:35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民主制度与人口问题

林思云先生最近在论坛里发表了他的人口论，认为民主制度使得人们失去了生育欲望，导致人口呈几何级数负增长，递减的速度越来越快，如果延续下去，就会造成灭种。

此文推出后，樊弓教授跟贴指出：

“林思云先生写了无数好文。不过今天这篇《关于人权和生存权的再思考》
就犯了美国顽童的类似错误，以为几何级数增长与几何级数下降是一回事。

林君写道：‘由于人口的递增和递减都是遵循几何级数，所以人口一旦
下降起来，刚开始还不明显，但越往后越迅速。如果等到人口出现明显
下降再想控制，就非常困难了。‘林君的全部论证，似乎都基于这个论
点。民主人权导致人口以几何级数下降。于是导致人类灭绝。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其实哪有这回事。

几何级数增长是越涨越快，但是几何级数下降是越降越慢，尤其重要的
是：永远不等于零。也就是中国古代数学家所说：‘一尺之杆，日取其
半，万世不竭‘。哪里来的‘灭绝’？

按照林君文章中提供的数字：100年内，日本人口从一亿二千万降到五
千万。照这个下降率，500年后日本还剩下139万人。日本本来就是弹丸
之地，把人口降到百万级是个多么美好的景象。

而且，这个过程需要500年。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假定人口下降率不变。
我们连10年后发生什么都不知道，何况百年。

等到人口下降成为问题的时候，解决办法多的是。税收就是一个最直接
的办法。对生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大幅度减税，对不生或少生孩子的
家庭大幅度加税。三个孩子的家庭税率为5％，一个孩子的家庭30％，
没孩子的50％。我敢打赌，人口必然回升。

芦笛说中华民族是愚昧的民族，尤其是精英愚昧。我现在越发觉得有道
理。不过我的根据跟芦笛不一样。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其
‘独立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论证民主人权不合中国国情。这回老林居
然推出民主人权会导致人类灭绝。而且根据是几何级数下降越降越快。
老林是太欠考虑了。

前几天有人怕实行民主以后人口太多。今天是民主以后人口灭绝。非常有
意思。”

的确，凡是学过中学数学的人都知道，等比级数（又称几何级数）的通项公式应该是a乘上k的n-1次方。这里a是首项，k是等比，n是项数。当k大于1时，人口成正增长，曲线是类似指数曲线的折线；k小于1时，人口呈负增长，曲线同样是类似指数曲线的折线。但这两种指数曲线不同，前者开头增长缓慢，越到后来越快；而后者则相反，开头下跌迅速，越到后来越慢。所以，林思云在这点上是弄错了。他说的人类灭绝就算是真的发生了，那从数学上来说也是非常久远的事。考虑到庞大的起始值，那Ｎ就不算是无穷大，也是非常非常大的自然数。如果一切如林思云所言，忽略其他因素影响，假定中国人口呈稳定负增长，恐怕也要过几千年才会弄到绝种的地步（声明：未经计算，也不可能计算，只是瞎估计）。

有趣的是，数学教授樊先生竟然闹出了连他教的“美国顽童”恐怕也不会闹出来的常识笑话。他用庄子（不是“中国古代数学家”）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类推，把减少的人口数看成个以零为极限值的无穷小量。其实人口数只会是自然数，因此它不可能是个永远不为零的无穷小量，而是可以到达零点的。极而言之，如果人口呈减半的负增长，弄到这世上最后只剩下一对夫妇，而他们又只生了一个孩子，人类就将于此绝种。其实也用不着等到那个地步，如果世上最后还剩下四对夫妇，而他们生的孩子都是同性，那级数便从8，4一步跳到了零。

而且，樊先生把遏止这倾向的对策也看得太简单了。我在旧作中反复说过，民主社会的一个缺陷，是人民通常只看到眼前利益，不管全民族的长远利益，所以，有时从国家长远利益来说是有利的政策，却常常无法在国会通过。这是人性使然，没办法的事。民主国家不是共党极权国家，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命令人民。若想用加税来刺激生育，除非那后果人人都看得明明白白了，这样的法案大概才有机会通过，但从下文将要讲到的欧洲经验来看，那种间接手段是否有效果大是疑问。

上面所说，当然是沿袭了林思云的基本假设，即认定发达国家人口统统成负增长，而且非经人为干扰，这个趋势不可能自然扭转。我觉得这个假设过于武断，更不是说我就同意林思云的悲观预言，认定民主国家就只有绝种的份。社会科学没那么简单，不能像林思云那样，根据某个单一线索就去设想一种极限状况，再由此导出一般性的结论来。同样地，也不能像樊教授那样，根据某个简单想法就去否定别人的全部想法。

细看之下还可以看出林思云在数学处理上的其他错误来。首先，他默认了人口增长真是个等比级数，也就是说比例系数永远相等而不会变化。这在生物自然繁殖的情况下倒大致如此，而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根据。但林思云把这应用到负增长上去就有问题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讨论的不是自然状况，而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问题。林思云没意识到此问题，却假定发达国家的人口级数的比例一定是个相等的小数，而且将永远如此，并不会变成大于１的数。这一认定不过是从回顾性调查作出的前瞻性预言，其是否正确大可怀疑。按林先生的说法，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是国民价值观念使然。但这似乎也不过是二战以来出现的情况。这在人类的历史上不过是短短一瞬。安知以后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又不会发生利于生育的改变？例如６０年代西方实行性解放，人人狂交乱睡。如果林思云彼时出国，根据那时的情况作出的预言一定不会正确。谁都知道，后来爱死病盛行，吓得青中年们纷纷停止解放自己的性欲。社会又向保守方向大幅度摆了回去。

林思云的第二个数学错误是没看到人口总值其实不是等比级数的一项，而是几项的总和。换言之，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数都是几代人的总和，不只是一代人的数量。而这点改变了指数曲线的外观。当人口正增长时，底数大于１的指数曲线增长本来应是先慢后快，但加上原有人口后，表观增长一开头就是明显的。６０年代中国据说有６亿人口，到９０年代就有了１２亿，３０年中翻了一番，应该说是在短期内便大见成效。反过来，底数小于１的指数曲线降低应是先快后慢，但因为有原有人口在那儿缓冲，这种效应就给抵消了。中国自７０年代末开始实行强制一胎化政策，２０多年过去了，至今总人口还在增长。只有等原有人口全部死光了，净额负增长才会显示出来。所以应该说，因为有个既有人口基数在那儿，所以正增长导致人口净增很快很容易，而负增长导致人口净减就缓慢而艰难。

不仅如此，纯粹从理论上来说，扭转负增长要远比压制正增长容易。许多人不生孩子，并不是他们没有生育能力，而是不想生。而观念总是可以改变的。据说９０岁的老人还有生精能力，所以，男人有六七十年的光阴去改变主意，而女人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去从容思量。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真想扭亏增盈，加班加点干上几年便能实现增产目标。反过来，抑制人口净增就难到简直无法比拟──孩子一旦生下来了，您就再没本事把他塞回到娘肚里去。由此可见，林思云的悲观主义似乎没什么依据。从长远来说，人类要操心的似乎更是节制生育的问题，用不着担心绝种。

思云的错误当然还不止此。我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不过在欧美都呆过。据我所知，发达国家的普遍问题是失业问题，而不是劳力不足的问题。各国政府都为防止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渗透而搞到焦头烂额。西方国家移民法最松弛的原来是德国。因为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人家具有基督教徒的忏悔精神，始终记着先辈作的孽，因此特地制订了最宽松的保护政治避难者的法律，以此来赎前人的罪。任何人只要申请政治避难，不管理由有多可笑，该国政府都要如孝子一般奉养起码一年。但苏联集团垮后，人流潮水般涌入西欧，而德国首当其冲，不得已改了移民法。总之，各国政府正防贼似地防止所谓“经济难民”入侵，去抢本国人民的饭碗，怎么还会有发达国家寄生于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一说呢？

日本原来搞的是终身雇佣制，没有失业问题。近一二十年似乎也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神话”不再。但据林思云说，好像日本的劳动力已经紧缺到必须依靠外来人力的程度了，那怎么还会有失业问题呢？与其去雇佣具有语言障碍和社会环境调适问题的老外，莫如停止裁去轻车熟路的老雇员。

因此，无论从数学还是社会现状上来说，林思云的悲观预言似乎都无法成立。

更令人遗憾的是，从这错误的前提出发，林思云竟然把人口负增长和民主与人权挂起钩来，进而得出了“民主妨碍民族生存权”的大胆结论。这种“民主灭族”论堪称新颖，可惜经不住推敲。在我看来，社会制度与人口增长大概有一定关系，但似乎并不对后者起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前苏联和瑞典都是地广人稀，而且人口长期呈零增长。前苏联占世界领土六分之一，却长期只有两亿人。瑞典领土和加洲一样大，大约是英国领土的两倍。英国有半亿人，瑞典却只有不到９百万人，其中还有两百万是外国移民。瑞典的社会制度和英国类似，和苏联完全不同，但它的人口问题和苏联相似，却与英国不同。光这事实似乎就能推翻“民主灭族”论。

从“民主灭族论”出发得出来的“独裁优越论”推论当然也就不能成立。我也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是彼时彼地的最适社会制度，这就是中国社会历时两千年毫无进步，反倒缓慢退化的原因。但那只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而言。当封闭系统被帝国主义入侵打破后，井蛙被强行投入无情的世界竞争中。原来最适的，现在就成了不适了，而近现代中国的根本困扰，其实就是个调适问题。可悲的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精英们至今还找不到一个既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俗、文化传统，又保证在世界舞台上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他们只知道要么盲目崇拜西方，要么盲目崇拜传统，还不准别人臧否他们的崇拜对象，逼着所有的人和他们一道封闭大脑，变成比动物还愚昧的精英。

而且，哪怕就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最适合的并不一定是最合理最先进的。前段看动物生活片，见到沙丁鱼让从鲸到企鹅的无数捕食者争相抢吃，但那鱼类就硬是挺了下来，没有绝种，靠的完全是产出天文数字的鱼卵来。不知怎的，看见林思云的“专制保种”说，我不禁想起了那部科教片上显示的乌云一般黑压压的小鱼们。这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最适生活方式，不过这种活法似乎太悲哀。

毕竟，人类不是纯动物，不是只有一个保种的生存目的。就算不实行美国人发明的消费主义，现代人讲究生活质量似乎也无可厚非。林思云用纯生物学的观点来作为判断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价值标准，似乎近于开玩笑。如此说来，细菌在但凡有点营养的地方便以指数级数疯狂繁殖。莫非细菌的生活方式要比人类先进，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学习目标不成？

尽管破绽丛生，我仍然觉得林思云的文章提出了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影响人口增长？是传统观念，是社会制度，还是别的东西？

林思云把人口负增长归结于民主制度、人权观念普及乃至妇女解放。我在上面已用苏联、瑞典、英国的例子证明，用社会制度似不能解释人口问题。人权观念的普及下面再谈。至于妇女解放，林思云说妇女参加工作影响了她们生儿育女的积极性，我觉得此说也欠考虑。中国农村的妇女从来都跟男人一样干农活（至少在南方），似乎也不曾影响人家生孩子的积极性。

我原来认为，是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生孩子的积极性。看了林文后，我觉得其实传统并不是很重要。例如中国城市居民也是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下长大的，但政府强迫他们接受一胎化政策从来也没像强迫农民那样艰难。外国似乎也是这样。大家知道，天主教反对计划生育，唯一允许的避孕方式是“安全期性交”。意大利和法国都是天主教国家，应该说这种国家的出生率一定很高，然而法国从来就有出生不足的问题，而意大利据林思云说是世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可见传统观念就算有影响，但也不是不能消除的。

因此，我现在觉得，与其说是孔孟之道的影响造成了中国的庞大人口，莫如说是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然。中国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在小块土地上密集使用人力，谁家的人丁众多，谁家就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因为社会不为社会成员提供保险，大家便只能“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将生育儿女不仅当成扩大再生产投资，而且当成买养老保险。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要造出庞大的人口来。这也是老毛那土老帽喜欢人口众多的深层文化原因。

“解放”后，广大农民依然生活在秦汉时代的落后环境之中，当然也就保留了传统的生育热情。公社化后，毛共居然发昏到以家庭人口决定口粮分配，而且不论年龄大小，得的是一样的份额。这种倒行逆施鼓励了农民滥生：大家都挨饿，而婴幼儿消耗不了多少粮食，生孩子便成了一种挣扎求生的有效手段。据我所知，这作法是在迟至70年代中期才废除的。

公社解散后，传统的自耕农经济又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除了有条件搞乡镇企业的地方，以家庭为作战单位的人海战术的传统生产方式再度获得用武之地。如果这个情况不改变，中国便不大可能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负增长。

不仅如此，中共现在进行的以牺牲社会福利追求经济效益的改革，将为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胎化政策的推行在城市受到较小阻力，是因为城市人口享受农村人口享受不到的社会福利，并不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保险。但随着职工丧失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城里人将不得不回归到“养儿防老”的传统生活方式上去。而且，“四二一综合症”（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全靠一个孩子照料）的后果非常可怕。因为医院惨无人道，只知吃人不吐骨头，却丝毫不管护理病人，所以父母一旦生病便只有靠子女侍候。老芦来自一个传统大家庭，众多子女轮流侍候病重的父母，还最后一个个给累得几乎脱了阳，何况是那些孤掌难鸣的独生子女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未来的“四二一”们的晚景将无限悲惨。

从这些实际问题看，如果中共继续不计一切后果地走资，哪怕在强制实行了一胎化的城市里也可能出现反弹。不过，好在中国人有为子女牺牲自己的传统，望独生子女成龙凤已经成了绝大多数的城里人的偏执。因为国家已经取消了免费高教，而学费高到令人咋舌。城里的父母们个个盼孩子上大学，必须量入为出，免得生得起供不起，所以，他们起来反抗强制一胎化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大。但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四二一综合症”终将形成可怕的社会问题，会给未来的政府构成巨大难题。

不需要多高智力就可看出，如果在今日中国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这些问题同样存在。我已经说过，要让中国人口实现西方式的自愿负增长或低增长，首先必须改变绝大多数农民的现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行“农转非”，像发达国家那样，以只占很小比例的国民人口，使用工业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其次再实施完善的社会福利。这其实就是一个前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的资金积累和技术积累。光是民主制度本身，能在短期内造出这个奇迹来么？

其实，有许多因素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低人口增长。在我看来，首先是人家的社会福利发达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在社会福利远比美国先进完备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所有公民都处在社会的照料下，不仅医疗和教育免费，而且只要参加工作，便有退休金，哪怕是没工作的人也能从政府那儿拿到小额养老金。如果生了病，则全部由医院照料，有的国家连住院伙食都免费，护理病人则完全是医院的责任，重病人的吃喝拉撒全有人管，从未听说过几条大汉轮班在病房里打地铺的人间奇迹。哪怕是老到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人家还有养老院在那儿侍候你。

在这种情况下，生儿育女便完全丧失了功利价值，人们自然也就丧失了生育热情。欧洲许多国家非常重视保护妇女儿童，制订了许多其实是有利于生孩子的政策，例如由国家给儿童每月发钱，不管你是白崽子、黑崽子、黄崽子，人人有份。奥地利女性的产假居然放一年，此期间内照样长工资，雇主也不许解雇。政府还给你发小孩衣服玩具什么的。但这种物质刺激毕竟有限，只对低收入的少数民族有诱惑力。自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看来，那点物质好处算不了什么，比起没孩子的无限自由的诱惑差多了。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文化观念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林思云说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就是他说的“人权”）和美式消费主义造成的影响有一定作用，但这似乎不是主要的。而且，政府就是想干涉也无从做起，哪怕是中国式极权政府也一样。要去强行结扎公民不难，要强制人家生孩子可就不是那么好操作了。

林思云还忘了说其他因素：如某些传统价值观念在西方崩解而造成家庭解体、离婚、单身母亲、同性恋大量出现等等。但这些现象不但照样在极权国家如中国开始出现，而且政府想干预也无从下手。

综上所述，我认为，发达国家低下的人口增长率其实不是民主制度、人权观念普及等的造成的，而是社会富裕后社会福利空前完善的副产品。这在部份实行社会主义的欧洲国家特别明显，似乎也就是瑞典人不想生孩子的主要原因。说到底，自私是人类的天性。贫穷的东方人猛生是出于功利考虑，富裕的西方人少生同样是出于功利考虑。效果虽然不同，但论动机，谁也不比谁高明。

由此可见，老芦在“扫荡伪民运”期间提出的那个问题并不如樊教授讽刺的那样，是个愚昧的问题，确实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果在中国脱贫致富之前实行民主，请问政府的人口政策该怎样制订？如果沿袭中共的野蛮政策，则没有一个人民选出来的议会会通过这种法案。但如果放任自流，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实现“农转非”，社会变成高福利社会前，势必要造成人口爆炸而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不仅如此，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共留下来的“四二一综合症”必然要变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门前恐怕要天天有示威的“四”和“二”，要求恢复他们被无理剥夺的劳保，要求政府为他们的医疗护理乃至养老提供帮助。这种强烈的民意要求，将逼得政府把有限的财力花在社会福利上。因此，哪怕只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现阶段贸然实行民主制度，就算不引起大乱，也必然要迫使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毛式平均主义，而２０多年来全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进行走资大业取得的社会进步又得付诸东流。

林文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人道主义本身是否对民族构成陷阱？当然，他并没有这么说，但他总结出来的“民主”和“人权”等观念，在我看来其实是指人道主义。如上所述，西方低人口增长率主要是高社会福利造成的，而促使人们建成福利社会的主要动机是人道主义。所以，说到底，造成人口低增长的终极原因似乎是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

当然，福利社会在原始设计上并没有什么毛病，人口的低增长也不会造成林思云描述的亡国灭种。但设计者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高福利国家不过是为低福利国家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几个孤岛而已。正因为此，高福利国家便面临第三世界无孔不入的渗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西方的福利政策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所以它一视同仁，并不实行种族歧视。于是种种救济便主要落在渗透进来的少数民族之上，对他们起了鼓励生育的作用。

就拿上面讲的那个欧洲某些国家实行的儿童津贴来说，构成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看不上那点小钱，并不会因此去大生孩子，但偷渡进来由黑转白的少数民族就不一样了，人家找不到高收入的活干，蚂蚱也是肉，小钱也是钱，生孩子国家还给钱，何乐而不为？如此弄下去，自然他们的人口增长率就要超过原住民。这当然也没什么关系，老芦反正不是种族主义者。但问题是会不会最终出现“劣币淘汰良币”的效应，到最后，新生出来的和外面挤进来的低素质、低教育的人群加在一起，变成了社会的主要人口成份？

的确，据我所知，法国的北非移民比例猛增、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人口也蒸蒸日上，由此还引发了新纳粹在德国的排外暴行。可以预见的是，外来人口数量的剧增，必然要导致种族关系紧张，而造成许多社会问题。而且，犯罪总是贫穷联系在一起的。多子女的贫困家庭一般不重视、也没有能力照管子女教育，只会为社会提供低质量成员。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便会使社会日趋退化，到最后便由第三世界的移民把归化国变成了母国那样的国家。

和欧洲比起来，美国的社会福利比较差一些。不过因为大家都挤到这块风水宝地来淘金，所以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几个月前我看报纸，见加洲的欧洲裔移民数量已被其他地方的移民超过，白人成了少数民族。报导此事的记者很谨慎，没敢露出一丝种族主义的口风来，但字里行间若有憾焉。

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是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其实，西方学者也不是看不到这个问题，只是人道主义成了压倒一切的社会共识，无人敢出头来作种族主义者而已。记得某本书上讲过，因为希特勒把种族主义搞到了极端，搞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所以二战后知识分子圈内，人人对优生学深恶痛绝。谁也不敢讲这玩意，否则便让人想起奥斯维辛的焚尸炉来。这其实太过份了，优生学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云云。

当然，中国现在还远不到担忧那个问题的程度。事不关己，只是顺便聊起而已。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１日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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