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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对七千人大会的介绍严重失实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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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吴法宪对七千人大会的介绍严重失实 (1106 reads) 时间: 2008-8-09 周六, 上午10:36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吴法宪对七千人大会的介绍严重失实

芦笛

所谓“七千人大会”，乃是中共在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期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次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决裂的开始，构成了文革的远因，堪称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正因为此，人们在回溯历史事件时，难免就要“倒放电影”，用已知的后来的历史发展去图解当初的事件，跌入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后来捏造出来的“两条路线斗争”神话的窠臼。迄今坊间流传着有关该会的许多说法，似乎都或多或少犯了此病。

《吴法宪回忆录》就犯了类似错误。当时他不在中央决策圈内，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不过是个普通与会者。而且，他在军队而不在地方工作，对大会的关心恐怕还不如与会的县委书记们。但他却在该书中独家发布了若干“内幕”消息。

据吴说，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虽然没有全面揭露真实情况，但仍然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原因不止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吴说，会议一开始就把这个报告草稿发给大会讨论。但毛看了稿子后，便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中委会扩大会议，到会者约有三四百人。毛在会上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与会者一致通过了毛的提议。

据吴介绍，毛的这番话，震动了全场，“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了台”，更使得军头们敏感到了毛刘的分歧。林彪等元帅以及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给军队打招呼，让与会代表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不要乱发言。此外，军队和地方上的一些人，诸如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都在怂恿林彪出来讲话，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说这就是林彪在大会上讲话的动因。

据吴说，这些情况都是刘亚楼告诉他的。刘是中央委员，而且与林彪关系密切。吴本人是个普通与会者，他知道的内部消息都是刘告诉他的。林彪同意在大会上发言后，刘还高兴地告诉他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吴接着介绍，1月27日，刘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提交给大会讨论，并对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已经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说法，但他在讲话中仍然坚持说，他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1月29日，林彪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大好形势，说现在的困难恰恰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胜利的时候就是毛的指示、思想得到尊重、不受干扰的时候，而凡是毛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云云。毛听得心花怒放，龙颜大悦。

次日毛也发表了讲话。这两个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于是‘七千人大会’就进入了‘出气’的阶段”。“以后，刘少奇带着一批人重新修改大会书面报告，也不再说造成当时的困难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改成‘七分天灾，三分失误’，把成绩和失误比作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修改后的报告对造成当时困难原因讲了两条；一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够；二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修改稿于2月8日由刘提交给大会。他还在大会上作了说明，表示要将毛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加进报告里去。各小组在讨论这个报告稿时都表示赞同。“接着就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大会于二月十一日闭幕。

吴总结道：“就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风波，把两位主席之间的分歧基本上暴露了。以后，这一分歧和矛盾愈加发展，最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回忆录》，544-550页，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吴的回忆首先弄错了日期，他先说：“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大概照参考资料抄下来的，与官方资料一致。但他后来却又说，大会于2月11日闭幕，闭幕那天还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讲了话。如此明显的前后矛盾，帮他整理文字的家人如金秋教授居然也会错过。

另一个显眼的自相矛盾是，吴先说，毛在扩大的中委会上决定废弃刘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提议“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而“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通过”，这就是说形成了中央决议。但他后来又说，刘在2月8日仍然向大会提交了修改稿，在讨论后再次召开大会通过。中央明明决定不再负责起草大会报告，刘少奇为何要违反中央决议，坚持把他的修改稿塞给大会？而且，大会不是2月7日就闭幕了么？他怎么还能在2月8日向大会提交报告并作口头说明？

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吴的介绍给人一种印象，那就是刘搞的大会报告并未在事前获得毛的批准，毛是在大会开始讨论后才看到的，当即召开扩大中委会予以否决，给刘造成极大难堪。此事在中委会面前暴露了毛刘分歧，于是便有人怂恿林彪讲话出来维护毛的威信。于是林、毛先后讲话，把大会气氛扭转过来。刘被迫修改了讲话稿，把原来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改为“七分天灾，三分失误”。

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网络版载新浪读书频道）讲的可不是这么回事。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在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和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与日记写出。虽然作者限于身份，免不得要作“歌德派”，猛拍老一辈无耻阶级革命家马屁，但该书毕竟根据原始史料写成，其学术价值不容否认，起码可信度要远比吴法宪不可靠的回忆高，更何况吴披露的还是道听途说。

下面扼要介绍该书有关内容并指出吴法宪失实之处，杂以我个人的评论。请注意，只有信息部分是转述，观点则是本人的。

一、开大会是毛的决定

据该书介绍，之所以要把全国的县太爷都弄到京师来，开如此庞大的会议，直接原因是当时地方对中央征调粮食公开抗命，使得国家面对严重的粮食危机。

这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斯大林，解放了毛的思想，使他意识到原来苏联模式并非唯一途径，于是便雄心勃勃地想走自己的路，其发明便是“调动地方积极性”，改变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把许多经济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在大跃进期间，各地踊跃完成中央的征调任务，造成了大饥荒。饿死大批人之后，地方便学乖了，中央再征调粮食时便消极抵抗之。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调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提出1962年粮食上调的三个指标，指出若只上调120亿斤，国家就得动用外汇大量进口粮食，日子很难过，工业上不去，不能调整；如果是150亿斤，大体上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也有点调剂余地。但与会各中央局大员面有难色，说是下面阻力太大。

针对中央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亦即反对地方分权，恢复中央集权），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召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可以跟中央工作会议结合一块开，以打通他们的思想。这其实是想让中央直接去对付地方官员。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毛作了汇报。毛决定干脆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鼓足干劲。他说，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毛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二、大会报告初稿是按毛定的调写出来的

据该书介绍，1961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为当时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定了调，也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定了调，也等于为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定了调。通观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的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谈话的精神”。

毛的讲话可以条理如下：

1）对形势的估计：当周恩来估计形势说，当前有四句话：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任务有什么重呢？无非是农村多征购农产品给城市。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形势！这就更强了，不是更弱了。这是一。民主革命时还有一条经验，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一整套完整的具体政策，不然，人家不相信，不能把事情办好。这是两条很重要的经验。

2）总结错误：谈到过去的错误时，毛泽东说是四高（芦按，指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和几个大办（芦按，指当时的“大办钢铁”、“大办粮食”等口号），另外还有供给制、食堂。毛泽东在天津同刘子厚等谈话时也说过，搞供给制，搞食堂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错误的后果，是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3）责任问题：毛再次强调，错误的责任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他说：他到下边，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也说到中央，但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

4）反对“分散主义”：毛针对周恩来提出的需要集中统一的问题说，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啦。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

遗憾的是，作者并未附上报告初稿原文，以证明“通观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的确也没有超出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只是零散地引用了某些片段。但即使是根据这些片段，也足可看出吴法宪介绍的报告初稿失实。据他介绍，大会报告初稿说：

“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但该书披露的报告初稿却说：

“三面红旗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用多快好省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空前大试验……几年来，我们工作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站得住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引导我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将来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旗帜。对于三面红旗的意义，应该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工作来估量，而不能只从一个局部或一段短时间的工作来估量。这三面红旗当然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经受考验，但是，我们认为，过去这几年的经验使我们更有把握地说：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符合于我国实际需要的。”

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初稿说了这么多三面红旗的好话，怎么可能与“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的评价相调和？便借刘少奇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在全国五级干部大会上这么说。

三、将报告初稿下发给大会讨论是毛的决定

吴法宪的介绍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报告是刘背着毛搞的，只是在大会讨论中毛才看到。这显非事实，有毛对报告初稿的批示为证：

“田家英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此两部分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3天做报告。在此3天内（1月11，12，13），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报告的二十二大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1月10日上午10时”

在此指示发出后，他又迅速改变主意，决定直接把初稿发给大会代表阅读讨论。据该书介绍，按常规操作程序，大会报告起草出来后，应先交给毛审阅，再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该报告该报告分三部分，每部分写成后先由刘邓审批，完了再交给毛，毛只看了两部分就决定不看第三部分了，也不经政治局讨论，直接将报告全文发给大会讨论。

该报告第一部分谈形势和任务。据作者介绍，初稿贯彻刘的指示（其实是毛过去的指示，刘只是再度强调）“成绩讲够，缺点讲透”，但讲的成绩乃是“建国”13年的成绩，而缺点则只是大跃进的缺点，因此就给人一种否定大跃进的感觉。我看这大概就是引起毛的不满的原因。他之所以要打破常规，决定把报告直接发给大会讨论，无非是“引蛇出洞，后发制人”，借此查明“阶级队伍”的惯技。

吴说，毛看到报告草稿后特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扩大中委会，说稿子不能用。此说无法成立。我已经在上面指出了。既然扩大中委会同意毛的意见，中央不起草该报告，而是让与会县委地委书记去写，刘少奇怎么还会违背该决议，向大会提交报告？姑不说让普通代表们去起草报告根本就没有可操作性。

实际上，毛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时说：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吴的错误印象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他把“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当成“请大家写”了。这也难怪，吴将军一辈子没写过东西，这才会以为大会报告可以由与会者们集体写出来。

四、陶铸不可能去游说林彪出来讲话

吴说，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人竭力怂恿林彪出来讲话维护毛的威信。从该书可以判断，陶铸不可能这么干。他无论在大会小会上的发言都没有什么抵触倾向。相反，他还认为中央应负主要责任。

据该书介绍，陶铸在大会上发言时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认为，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做检讨，也应做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

在随后成立的21人报告起草委员会中，他甚至敢指出59年的庐山会议才是错误根源：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他还敢反对把责任赖给“坏人”：

“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刘少奇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人就是想办坏事的。陶铸则说，坏人不能过分强调。”

这哪像个游说林彪出来与刘少奇唱反调、维护主席威信的积极分子？

整个中南局的态度都差不多，据作者介绍：

“中南说，省、市、地委的同志对报告都满意，不是推翻，但接着表示了对反对分散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说，他们对报告的形势分析部分表示满意，反对的只是“反对分散主义”那部分。那是维护地方利益，并非“主席威信”。这也是西北局的态度。其他局除华东局外则都表示拥护，六个中央局书记中，只有华东局柯庆施说那报告“越看越没劲”。倘若真有“游说林彪”那回事，柯庆施参与还更像些。

五、刘少奇闯祸是因为1月27日的口头报告

据该书介绍，原来的报告初稿按毛的意思发给大会讨论，引起了激烈反响，因此中央经毛同意后，组成了个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修改该报告。刘少奇于1月27日将修改稿提交给大会再度讨论，并凭提纲作了口头说明，在讲话中一度情绪激动，说了些让毛深为记恨的话：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 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 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 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哪样是主要的呢? 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

　　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 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

　　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这些话足可证伪吴法宪的有关介绍。他说，报告初稿中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止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后来的修改稿则改成 “‘七分天灾，三分失误’，把成绩和失误比作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

上引刘的口头报告中已经说了，修改稿中并没有说明成绩和错误的比例。那么，初稿中是否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虽然我无权查阅档案，但可以根据讨论发言反应推出，初稿中只强调了天灾，并没说人祸，否则不会有人质问“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灾”（参见该书《七千人果然议论纷纷》一章），而刘少奇所以要在口头说明时特地提出这个问题，大概就是要回答这质问，由此又引出了比例问题，并进而说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的犯罪话语来。他没有意识到，在毛的领导下，哪怕死了半国人，成绩也永远只能是“九指”。他这不是找死不拣日子么？

关于三面红旗，刘犯的错更致命，其实他是费尽心思地回护主子的发明。可怜他不知道伟大领袖的心病，拍马屁拍到了冻疮上，竟然说出“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的昏话来。这在伟大领袖听来，完全是刘宣告自己准备效法赫鲁晓夫，在他死后砍旗。毛最怕的就是死后被中国赫鲁晓夫把大跃进的灾难写进秘密报告中。恐怕就是从那一刻起，刘开始变成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

尽管如此，老刘仍然不愧是伟大的无耻阶级老马屁家，没忘记在报告中说：

“如果我们许多同志更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并且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提出的指导意见，那么，这几年工作中的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减轻，或者在发生之后可以更快地纠正。”

这其实就是林副在1月29日讲话的灵感来源。他的造神运动从头到尾都是抄袭刘少奇，从40年代抄到60年代，足足抄了20年。

六、林彪讲话不会是部下游说使然

1月29日，林彪作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讲话。该书对林彪讲话动机的剖析相当准确，我觉得比吴法宪的独家消息更可信。

如上所述，陶铸不可能去游说林彪，那么，其他人诸如罗瑞卿、刘亚楼等会不会干这种事？我看也不大可能。不是中央书记处的人，未必知道是谁主持起草，是否贯彻了毛的意图，怎敢贸然发难？倘若毛真如吴所说，在扩大中委会上暴露了与刘的分歧，那倒颇有这种可能。但前面已经说了，那事多半是吴的虚构。既然如此，所谓“游说”也多半是吴的向壁虚构。

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来不及。林的讲话其实是两天前的刘的报告引出来的。两个讲话只隔一天，积极分子们总要有个反应时间、思考时间、勇气酝酿时间、彼此串连时间以及约见林彪的时间吧，一天够么？

何况林彪并不是那种随便让人怂恿的人。他的部下也未必会有足够的政治敏感，能察觉到毛刘之间的鸿沟。其实当时出席大会的人，除了周和林外，恐怕没谁能察觉毛心中的不快，因为他从来也没直接流露过。就连刘少奇本人恐怕都懵然无觉。而且林彪说的话刘也说过，林只是把刘的几句话变成主题，并推到肉麻顶峰罢了。不是有心人不会察觉他的用心。吴法宪乃是倒放电影，在毛于1967年2月向巴卢库披露“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之后，下意识地做事后诸葛亮。

总而言之，我觉得林的讲话是他的个人决策。认为在这种大事上林会受人怂恿，未免太小看了林的心计，高估了罗瑞卿、刘亚楼等人的政治敏感度和胆量。该书披露的林的笔记就证实了我过去的判断一点都不错，林就是个早就处心积虑窥伺在侧的野心家。那些因为林是个病夫就矢口否认林的野心的积极分子们不妨看看这段话：

“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在大会上的讲话就是靠“大拥大顺”来“得一人而得天下”的辉煌表演。

至于吴说的“林彪和毛泽东的讲话，果然一下子就把整个会议的气氛都扭转了过来，于是‘七千人大会’就进入了‘出气’的阶段”则完全是胡说。大会气氛并没有给“扭转过来”，代表中恐怕也没谁意识到林的讲话是对刘的反击。相反，报告初稿激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反应，刘的讲话更是把会议推到高潮，以致毛发现基层怨气太深，这才临时决定“因势利导”延长会期，给代表们“出气”的机会，让省委领导出来代毛受过，让地县委干部向省委提意见。以后几天就是毛答应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是他在大会上宣布的，据说他在背后说的最后一句则是“全是放屁”）。吴法宪此话有误导作用，使读者以为大会转入“出气”阶段是拿刘少奇出气。其实在出完气后，大会在最后一天表决通过了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毛泽东最后还说：“这个会开得好。”

七、结语

综上所述，吴法宪回忆录中对七千人大会的介绍严重失实，他披露的独家消息多半是向壁虚构。七千人大会确实是毛刘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但当时除了毛、周、林等寥寥数人外，恐怕没谁意识到了毛刘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即使刘少奇也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否则他不会在大会之后召开的“西楼会议”上还批评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甚至自命“非常时期大总统”，让毛对他的恶感变本加厉，终至不可收拾。

其实刘绝不是敢批毛的逆鳞的彭德怀。七千人大会的报告是按毛定下的调调写的，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也并无出格之处。他的悲剧在于不知道毛叶公好龙的本性，高估了毛的容量和耐受力，因而假戏真做，把毛虚伪的高姿态当成了真心，这结果就是顺毛抹反而成了批逆鳞，在毛的眼中变成“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上毛这种当的人，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刘鉴不远，在右派之世。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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