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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port和芦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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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port和芦兄 -- 史严 - (367 Byte) 2008-3-14 周五, 下午12:25 (568 reads)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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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经验值: 519165

标题: 这个问题我过去谈过多次， (274 reads) 时间: 2008-3-14 周五, 下午1:28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这是其中一篇：

http://www.hjclub.com/bbs/viewtopic.php?p=441797&highlight=%E6%96%87%E9%9D%A9#441797

原文太长，有关章节如下：

“权力斗争说”与“社会冲突说”的迷误

前已提及，无论是主张“权力斗争说”或“社会冲突说”的学者，都倾向于把毛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为权力斗争的需要，换言之，前说认为文革只是毛、林、江等人的政变，后说认为文革诱发的社会冲突导致了政变的失控绵延。两说的共同困难，是无法解释政变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别致而奇怪的群众运动方式，无法解释运动的空前规模与旷日持久。毛在历次“路线斗争”中击败无数政敌，包括执政后消灭高、饶、彭、黄、张、周，彭、罗、陆、杨、林、陈等人都从未使用这种方式。毛逝世后，中共多次改朝换代，华清除四人帮，邓除华，除胡、赵，每次都自上而下动了相当大的手术，但都没有使用群众运动而完满解决。为什么毛偏偏要发动文革来解决刘、邓呢？如果要坚持这两说，只能要么假定毛完全丧失理智，要么假定毛已被完全架空，以致除了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之外无法恢复权力，后者正是各种正史和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

所谓毛被架空，唯一的证据是毛自己在文革中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在那次讲话中说，鉴于斯大林死后苏联人民的恐慌，他自己提出退居二线，谁知刘邓就此渐渐地连重大问题也不来请示他了，此时陶铸插话说“大权旁落”，毛很不高兴地打断他说：“是我自己故意让大权旁落的！”这就是“架空说”的唯一直接根据。

要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虑到毛的ｐａｒａｎｏｉａ。毛一向要求下级绝对服从与绝对忠诚，下属偶不检点，毛就立即过度反应。彭德怀是毛籍以掌握军队的、绝对忠诚的井冈山老班底，只是在庐山会议上写了个极为温和的私人意见书，毛就立即如临大敌，说他“下战书”，居然在会上威胁如果解放军不听他的，他就要回井冈山去打游击，还无比紧张地打电话告诉江青说“斗争很激烈”，彷佛他马上就要被推翻了似的；文革初彭真为了保自己，不让《北京日报》转载批判他的副市长的姚文元文章（最后还是转载了），毛就大发雷霆，说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林彪的“天才论”何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引起毛的疑心，使毛竟然指控他妄图“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这一疑案大概只有精神分析医生才能明白。所以，对于毛“大权旁落”的抱怨，似乎不必过份认真。

除了这一证据，许多学者还把《海瑞罢官》当成是一种党内有组织的抵抗的象征，完全不知或不顾此剧以及其它“海瑞戏”的出台是为了响应毛在５８年“学习海瑞”的号召这一历史事实。《鸿》一书中，更是时时提到莫须有的党内对毛的“消极抵抗”。实际上，党内“两个司令部”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是中央文革小组编造出来的一种神话。除了在某些经济政策上可能有某种意见分岐之外，毛与刘邓在诸如“反修斗争”这种重大国策上都是一致的。当然，有证据支持的所谓“消极抵抗”确实出现过三次：五七年“鸣放”初期刘邓主张镇压；64年的农村“社教运动”刘根据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主持制订“后十条”，再次疯狂蹂躏“地富反坏右”和普通群众，以及文革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权派为挽救自己而作困兽之斗。简言之，在政治问题上，毛和刘邓的分岐只在于革命的对象，刘邓坚持打击传统的“阶级敌人”，反对整“党内走资派”。只要火不烧到刘邓自己头上，毛想怎么干就能怎么干。如同一切懦夫一样，党内的官僚阶级只在运动直接危及自己时才会采取“消极抵抗”，而且他们的抵抗方式常常是把祸水有意引向无辜的人民。

因此，分析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应当是看大跃进后、文革前这一段时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在中国政局中起支配作用，而事实确实如“两个司令部”的发明人所承认的那样，文革前十七年中毛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毛就在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接着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修斗争”，自１９６３年起，对毛的个人崇拜逐步加温，全社会开始“学毛着”，执行“阶级路线”，进行“阶级”教育，农村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文化界开始大规模批判“黑小说”、“黑电影”、“黑戏”、“杨献珍哲学”、“孙冶方经济学”、“罗尔纲黑史学”，一连串的运动密锣紧鼓，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空气之紧张，甚至比文革真的爆发后还更令人窒息。总之，在各个方面，初期的文革都是六三年以来的政治运动的自然延伸。如果毛真的被架空，刘邓有甚么必要在这几年中为文革进行这一系列的深谋远虑的准备工作呢？事实上，毛的绝对权威从来也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在六五年社教运动中，他一句话就否定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代之以他自己制订的“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不仅花了整整一“条”的篇幅来为社教运动“正名”，逐项驳斥刘的“错误”，而且开宗明义就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首次揭示了文革的目标。

退一步说，假定毛真的被架空，“权力斗争说”仍然难以解释文革为什么要拖延这么长。按理，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两主席制”，确定了林彪为接班人，刘被免去中央副主席，刘邓都作了“深刻检查”，权力斗争大局已定，稍待时日，即可彻底收拾刘邓。要翦除二人的党羽亦非难事，康生和谢富治即可解决。即使真要发动群众，也完全可以使用“批林批孔”的方式，用“革命大批判”把二人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有必要层层发动群众起来推翻各级党政机关，连工厂、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都要让造反派夺过去吗？张戎对此的解释，是毛不知道下面的干部谁是忠于他的，必须通过运动来筛选。毛一生在政海中打滚，居然会不知道刘邓有些甚么班底，未免说不过去。他后来搞林彪线上的人，自己甚至都懒得过问，交给周恩来办了了事。当然，毛不可能知道基层干部，但这些人同样不认识刘邓，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毫无用处，如果毛只考虑恢复巩固个人权力，而不是为了“反修防修”，何必毫无必要地大动干戈？

“社会冲突说”因为将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同样归诸权力斗争，也面临类似的困难。固然，毛的最初设想文革只需三年，由于引发难以收拾的社会冲突而绵延多年，这是事实。但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时，文革还未全面铺开，社会冲突还未引发，如果毛只是为了上层夺权，有甚么必要特地把红卫兵送到各地去“煽风点火”，引爆社会矛盾呢？

此外，这两说都忽视了文革中的一系列社会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五七道路、“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等，这些都不是“权力斗争”或“社会冲突”所能解释的。

作者：芦笛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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