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泱潮
加入时间: 200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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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泱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泱潮事略（九）共产中国民主运动民办刊物的发端和首次组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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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事略1～9目录
陈泱潮事略 （一）出身、童年、少年
陈泱潮事略（二）在“社教”与“文革”大劫难中的千锤百炼和孕育
陈泱潮事略（三）我的思想第一次飞跃硕果——《特权论》
陈泱潮事略（四）上书毛泽东
陈泱潮事略（五）首次翻印特权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陈泱潮事略（六）无愧于圣贤的选择
陈泱潮事略（七）第一次铁窗烈火：几乎被枪毙！
陈泱潮事略（八）在投奔邓小平与诉诸人民之间的选择
陈泱潮事略（九）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民办刊物和民间组织反对党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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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事略（九）共产中国民主运动民办刊物的发端和首次组党活动
中国民主运动首次组党活动及其相关史料存实（节选）
（200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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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共产中国持不同政见民办刊物的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的典型代表
2，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织反对党的由来与活动
3, 为组织〔中华公权大同盟〕而进行革命大串联
A, 1980年春末夏初“出师北伐”开荒播种
B, 先从沿海城市入手
C,对组织反对党时机的认定
D, 为什么以及成立什么样的反对党
E,广州之行的初步结果
4，〔中华民刊协会〕的本质是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A,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际形势
B,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内形势
C,中共的疯狂镇压，恰恰反映了中共的恐慌和畏惧
5, 无私无畏的英勇反抗----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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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中国持不同政见民办刊物的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的典型代表
共产中国厉行思想控制。自1957年反右之后，纸媒体时代所有出版物，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统统绝对控制在中共手里，统统成了中共的喉舌和应声虫。
文化大革命勃起群众组织后，1967年前后有过一段时间涌现了群众组织自办的小报和大量油印出版物。但是这些小报和油印出版物，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思想阴影下发出的声音。除了1968年出现的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杨曦光（杨小凯）所写《中国向何处去》，以及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外，鲜有背离忠于中国共产党捍卫毛主席的文章，更不要说从总体上系统深刻批判共产专制独裁制度的印刷品出版物。
文革中这些印刷品出版物，随即在1969年4月中共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被整肃殆尽。但是，刻写钢板用滚筒油墨印刷出版物的手工方式，成为后来共产中国民办刊物倚仗的技术手段。正是有赖于这一手段，在共产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道冲破思想控制的亮丽的风景线----表达有异于中共官方的持不同政见的民办刊物。
民办刊物区别于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印刷品出版物的地方，正在于突破了中共官方的思想控制，本质上是政治异见的表达，是立足于批判中共政治制度、志在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的陈述。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中国民办刊物民间组织的真正发轫和当之无愧〔作事谋始〕（《推背图》第47像〔讼〕卦象辞，预言该像事主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的典型代表，是早在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华国锋刚刚搞了宫廷政变后不久，1977年初中共正在大杀思想犯“反革命”期间，我在云南省宣威县城郊区农村，组织一班人（其中有文革期间宣威第一中学高中学生宣威县群众组织炮兵团负责人、具有丰富的手刻钢板用滚筒油墨印刷经验的夏开胜、缪甸生等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刻印了我自1972年开始酝酿、1974年完成初稿、1976年初定稿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的彻底的批判共产专制独裁制度、深刻地挖掘其罪恶根源、鲜明地指示方向----十分明确地在共产中国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决反对官僚特权阶级一党专制暴政、进行民主革命、建立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真正实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保障主张的计有13万字左右四篇14章的《特权论》----当时我准备以此前往新疆发动赛福鼎起义（详见《陈泱潮事略》）。
⒉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织反对党的由来与活动
正是我早在这本1972年酝酿、1974年所写、1976年初定稿的《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就已经非常坚定不移、非常清楚明白地提出在共产专制体制下进行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坚强有力的反对党----请参看附件《特权论•第十三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我因为上述写作和刻印《特权论》被查获，于1978年初第一次坐牢，几于丧命。所幸审讯办案侦察中没有暴露我首次刻印《特权论》是为了策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真实企图，1978年底邓小平复出举行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印证了《特权论》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实行民主法治等等思想理论完全是先见之明，十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之我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确实具有的亲戚关系，所以得以大难不死，于1979年3月7日侥幸获释,结论待作。
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当天, 我由〔四五论坛〕发表《特权论》重印删节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北京西单民主墙后，7月上旬回到云南，到原单位云南省宣威煤矿机械厂上班。8月获平反文件。
我在去找〔四五论坛〕发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抱定了抓住北京西单民主墙还存在的机会，义无反顾、坚决把真理诉诸人民、坚决不失时机果断播下组织反对党建立两党制实现民主化火种的决心，要如实全文翻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因〔四五论坛〕召集人之一吕朴提议重新召开编辑部会议，坚持必须删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刻印本中的《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等所谓过于激烈的章节，我在不同意删除这些部分，就有可能出版不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重印本、错过当时稍纵即逝在中国将《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公诸于世时机的情况下，当场挥泪痛哭，不得不同意删除他们坚持要删除的这些部分！
在这次编辑部会议刚刚开过之后，大约是1979年4月底5月初，我曾和徐文立有过一次深谈。我沉痛地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同意删除这些内容的会议上当场挥泪痛哭的原因。我坦白地向他说明：删去这些部分，就是删去了本文最宝贵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行动意义的部分！尤其是删去《党纲》部分，是非常错误的！既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革命的党，回避这个问题，就是逃避现实，就是使革命的理论受到阉割，就是使人民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去行动！错过这样一个稍纵即逝极其难得的播种时机，中国的民主化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我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你们还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吕朴作为高干子弟（其父是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有顾虑，情有可原，你们也坚持这样做，我真的感到很痛心! 《论》文的播种效果将因此而大打折扣！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我在离开北京回云南前，再次和文立谈过，殷切希望文立要自觉注意抓大事，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事务性工作上，要加强理论学习，以有利于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
由于《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我在回到云南后,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和不少朋友如何求、王希哲 、王屹峰、傅申奇……建立了联系。
我强烈感觉到必须抓紧时机成立反对党。
1979年9月，我和一些朋友，具体商谈了秘密组织反对党问题。
当年10月1日，文立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北京组织了支持星星美术展的国庆游行。我从云南给文立去信，谈了我的看法，认为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搞那样的街头政治，容易像魏京生一样，尽管可以增加星星美术展的知名度，但是必然会打草惊蛇，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引起当局警觉，给中共顽固派提供口实，进一步收紧思想解放的口子，得不偿失，不如抓紧时机展开秘密活动，搞地下〔组党〕……
不久，全国人大果然以法律形式取消了原来宪法明确规定对〔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保护……
鉴于我在《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中对共产党及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阶级关系和演变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中共11届3中全会后邓小平强调中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政策，我判断在共产党统治下，实施美国式两党制真正的民主制度，决非易事，必须要往最坏处作想，作长期奋战的准备。
为此，我思考了对中共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酝酿了在此策略下所用以秘密〔组党〕的“不见文字、不留把柄、行诸口传心授、易于启发、易于记忆”的《〔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领（草案）》----在《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第13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原名《新国际党纲》）的基础上，对在共产专制体制下，秘密成立反对党的名称、纲领、旗帜、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作了设想。
因此，在1979年中秋、1980年初春，河北王屹峰两度就〔组党〕事专程来云南会见我。我在和他作了详尽讨论后，已将《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删节部分----《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新国际党纲）》《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在他第一次来看我时，就交给他回去翻印，有目的的加以传播。
他第二次来看我时，带来了他翻印的50份上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新国际党纲）》。我散发了20份，尚有30份被我母亲藏在猪厩里，1981年4月我第二次被捕后，公安部会同云南省公安厅、曲靖地区公安处、宣威县公安局，来了10多部小车，对我家实行掘地三尺全面搜查，这30份《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新国际党纲）》被搜走，成了我“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之一。
我打算抓紧尽快播下〔组党〕的火种之后，必须争取尽快出国，以利于在海外自由环境中，有效动员和联络共产世界反对派民主力量，开发国际资源，开拓和发展国际反对一党专制、反对军阀独裁、争取和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大联合阵线，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从而为终结官僚特权阶级崛起下的社会主义异化演变，有效地加快共产世界的民主革命进程，以此防范和消除当时美苏核竞赛对全人类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现实威胁和危险。
3,为组织〔中华公权大同盟〕而进行革命大串联
A, 1980年春末夏初，“出师北伐”开荒播种
在继1980年春节期间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之行会见杜应国等民运人士之后，尽管我一直很想前往素有〔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一游，但是，我还是“抗拒诱惑”,没有接受当时正和我频繁通信的父母都是老红军的江小英小姐的盛情邀请，前往她那里品尝著名的成都小吃和欣赏她说为我准备的时髦音乐，而是带着明确的〔组党〕目的，于同年春末夏初，毅然“出师北伐”，借故离开原工作单位，离开云南，进行如后来办案人员所说，当年全国唯有我作过的如此规模的“反革命大串联”，实施先从沿海城市入手，开荒播种组建反对党的计划！
B, 先从沿海城市入手
首站到韶关钢铁厂民办刊物《庶声》主编钟粤秋处，之后,即抵广州，住《民主之路》主编何求家。
因为此前在我从北京回到云南不久，何求就已经多次和我通信，积极赞成抓紧时机组织反对党。而由于徐文立和王希哲当时均认为〔组党〕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和何求商定，我主要从事地下活动，由他多从事面上的工作。
这是我此次韶关－广州－上海－南京－青岛－烟台－天津－北京－保定……等处串连，行事低调,只见主要骨干（包括没有同意王希哲召集广州朋友来和我见见面的提议，并且在他家力拒香港朋友给我照像）的一个重要原因。
C,对组织反对党时机的认定
我在广州和何求的多次彻夜深谈，双方均已确认当时既有中共清算所谓极左路线突破毛泽东思想禁锢的这样一个时机，又有如中共成立前夕，民间青年组织〔新民学会〕〔觉悟社〕风起云涌的形势，且因“穷则思变”的社会存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多年运动，以及从尼克松访华以来至刚刚改革开放更加方兴未艾的对美国社会制度的普遍向往，所形成所孕育出来的举国关心政治的风尚和充满整个社会的政治变革期盼和热情……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共专制独裁本质的改变。
显而易见的是，此时此刻，不是什么〔组党〕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而是不能错过〔组党〕时机的问题！
因此，中国民主运动必须抓紧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时机，赶在共产党华国锋－邓小平政变发懵完全醒过来之前，赶在共产党根深蒂固的专制暴政旧病重新全面复发之前，组织各地已经涌现的民刊及其所代表所团聚的力量，走大联合的道路，在适当时机可以公开先行成立统一和协调全国民刊的组织机构，尽快秘密形成地下反对党力量。
D,为什么以及成立什么样的反对党
对此，我在王屹峰等人之后，与何求进一步达成了有关成立反对党名称、纲领、旗帜、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共识。
针对共产党集权专制独裁体制的弊病和病根，决定反对党名称叫〔中华公权大同盟〕，从而标明成立反对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让后人深刻记取共产专制独裁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祸害和创伤。
诚如当时决定对中共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拟定秘密〔组党〕“不见文字、不留把柄、行诸口传心授、易于启发、易于记忆”的《〔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领》所概括：“共产集权，奴役更甚；共产公权，世界大同……”
为什么不叫〔党〕，而叫〔大同盟〕？因为按中文文字特有的〔说文解字法〕来看，体现造字哲理命意的是未经中共简化过的繁体字，而繁体〔党〕字，含义“尚黑”,崇尚黑暗。其字造型，乃是堂字头下面一个黑字，实乃“满堂黑”也！难免黑箱作业，势必形成黑暗、黑话、黑讲、黑干、黑帮、黑社会，势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故而古训有云：“君子朋而不党”。
同样，按照中文哲理命意解析，政治，应当是正文（光明正大之真理----古代社会称之为〔道〕，现代社会则可视之为是民主议会之立法）上台，执行法律面前、资讯面前人人平等的水（公）平之治。
而且，政治，又有将权力视如处于高台之上的大水，只有以正确的理论（正文为政）才能治理有方、制约得当、疏导得法，才能使之不致溃决而下，泛滥成灾，祸害天下百姓……
一切都应当光明磊落公平正大地摆到台（桌）面上来----把老虎屁股摸不得专制独裁黑暗透顶的一党专制独裁（无法无天奴役人民的〔党主制〕），彻底转变成如日月辉映、大放光明的两党（盟）互动制衡的合作制（政党互动，在制衡中合作，竞相力争顺应民心民意的〔民主制〕）。
从而才能使政党不能不做人民的工具，〔奴隶总管党〕不能不转变成为〔人民工具党〕。
从而政党才有可能为民所用、相互制衡、优势互补、相依现存共融于国家公器，以利政治力量在理性竞争中和衷共济，建立真正实现民主共和自由人权平等、经济均富、政治上真正以法治取代人治的大同理想社会。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特别众多情况特别复杂的国家实行民主政党制度，多党制势必产生不稳定的政府，政局容易动荡，而两党制则比较有利于既能充分集中反映不同政见以供人民选择弃取,体现民主制度的优越，又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容易规避民主泛滥走向极端、政党林立、党魁多如牛毛、百姓不知所从、民心晃荡不定的弊病，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当时我还没有〔虚君共和民主宪政〕最适合中国国情、不仅最有利于既实行民主制度而又建立超稳定民主结构以稳定国家，而且，还最有利于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功----容易以赎买政策策动军队国家化的认识）。
美国两党制是〔民主党〕对应〔共和党〕。中国实行两党制，应当以〔公权大同盟〕对应〔共产党〕。
从而，不仅标明了中国民主化进程有别于欧美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而且，有利于争取现实当权的共产党理性地推进民主化和平变革,共同达致建立人权平等、政治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经济大同的理想社会之目的。
因此，当时所拟定的〔中华公权大同盟•旗帜图案〕，色是三原色：红、黄、蓝----此三原色是世界万紫千红多采缤纷所有颜色的源头。用意在于表明〔中华公权大同盟〕的目标是追求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反对一党专制独裁及其所推行的斯大林－毛泽东一元化一色化政治与社会模式;
图案则是：
一颗北极星居中，取立场中正公允，指示正确方向之用。而此方针之精要，在于表明〔中华公权大同盟〕成员，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坚定确立民主共和理念，哲学上明确《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第14章《扬弃论》所提出的〔一分为二、二斗出三、全过程两点二面圆圈发展说〕之义理，并将此〔一分为二、二斗出三、全过程两点二面圆圈发展说〕,高度概括,用化学〔水分子式〕加以形象表达。也就是说，在一颗黄色金星下，排列一行红色〔水分子式〕H2O1,其含义为：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经过对立－斗争－扬弃－创新，而变成了既不是氢原子也不是氧原子，但是又共存共融着氢原子和氧原子的新质态生命之源----水。寓意政治上国家体制必须坚决否定阶级斗争绝对化和一党专制独裁固定化，但对于政治反对派也必须抱持共存共融之胸怀；同时也表明要求〔中华公权大同盟〕成员，要带头在人际关系上必须明确强调和坚决奉行亲和主义，反对相互敌视和排斥。政治上要自己活得安全活得好，就必须尊重和保护对方的权益和存在。竞争应当建立在一套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之上……
整个旗面以蓝色为底……等等。
E,广州之行的初步结果
我在和王希哲面谈后，鉴于王希哲仍然对〔组党〕不抱积极态度，认为时机不成熟，只和他达成了现在就应该积极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共识。
遂确认并指定东南大区筹备成立〔中华公权大同盟〕由何求负责，王一非作为主要助手（当时考虑，鉴于王希哲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撰写人，一旦他在〔组党〕问题上开窍后，再纳入全国领导机构）……
同时，为了内外配合，由何求通知当时十分关心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刘山青等人前来广州，和我见面。就我准备前往海外活动以便内外呼应事，作了初步安排……
就何求、傅申奇而言，因为有我1980年夏天的当面商定（当时认定傅申奇为华东大区筹备成立〔中华公权大同盟〕的负责人），我想，他们对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是为成立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目的，心里都是明确的。
4，〔中华民刊协会〕的本质是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必须指出：在1980年秋筹组〔中华民刊协会〕期间，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决不是什么“大势已去，但有个别人心有不甘，力有未尽，退无可退，所以有此提议，把散兵游勇合在一起作困兽斗”的问题，而恰恰相反，是正处在共产国际官僚特权法西斯社会主义团伙冰山开始消解、民主浪潮形势看好的时刻！
A,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际形势
就国际形势而言，在南斯拉夫，被铁托长期囚禁的前南共副总统《新阶级》一书作者德热拉斯已经获释，并且像中国民运一样，办起了不受官方控制的油印民间刊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大力鼓吹并切实奉行卡特人权政策；
苏联情况亦开始有所变化；
波兰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破天荒地成立了不受共产党操纵和控制的独立工会，格但斯克造船厂以瓦文萨为首的工人，带头掀起了全国罢工抗议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浪潮，作为苏联华沙条约成员国波兰当局，对以瓦文萨为首的不受共产党操纵和控制的独立工会，已经不能贸然镇压而只能与之谈判......
这一切对当时以工人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运动参与者各地民刊和围绕在民刊周围的有形无形民主社团，相当具有鼓舞作用！
B, 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内形势
就国内形势而言，中共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审判“四人帮”，清算文革所谓“四人帮”极左路线；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正在深入进行，全面铺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似乎已经一风吹,用人首先必须审查家庭出身的〔唯成份论〕似乎已经成为历史；
胡耀邦11届3中全会主张解放思想反思文革的理论写作班子，长期受着严重压抑的对西方对美国真实情况有所了解的知识群体，重新焕发生机，在思想理论新闻出版舆论界，正当得势，风头甚健；
中共以及知识精英们，那时还有理想主义的精神，还未被〔邓氏“一切向钱看”猫智铜臭毒风邪气〕所完全熏倒、彻底腐化。以胡绩伟为社长兼总编王若水为副总编兼理论部负责人的人民日报、以杨西光为社长兼总编马沛文为副总编兼理论部负责人的光明日报、以钟沛璋为社长兼总编的中国青年报 、以戈扬为社长兼主编的新观察杂志等等官方报刊，正以解放思想的积极姿态，主导着展开对毛泽东专制独裁个人迷信以及“四人帮”极左思潮封建主义“长官意志” “恐右症” “假大空” ……的批判；
周扬、陆定一、李洪林、于浩成、刘冰雁、冰心、茅盾、王若望、白桦、王蒙、严加祺、张显扬、邢贲思、李厚泽……等等一大批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新老知识精英，在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之后，正从政治、法学、历史、新闻等等不同领域，活跃在思想理论文化新闻战线……
文学艺术领域已经冲决开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只许歌功颂德讲话的禁锢，揭露和批判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伤痕文学写实文学正在方兴未艾……
反苏亲美倾向，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巍然成为社会时尚……
当时中共体制内，亦已开始宣传并且的确放开实行基层人民代表自由竞选……
农村包产到户给长期紧紧束缚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拴马桩上的农民松开了绳索，人民公社解体了，农民刚刚拥有了可以由自己耕种庄稼的自由，“乱摊派”，“打白条”一类坑农棍棒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们砸来……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城市和工厂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整个社会思想空前活跃……
如我年龄30岁左右的广大青年工农知识分子，不乏认同《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主张，决心反对官僚特权阶级一党专制，推进中国民主化变革，实行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的进步人士……
这些人士正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关注着国际国内事态的发展，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民运人士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都已积极投身本单位本地区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
尽管中共通过立法等手段取消原宪法保护“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封闭民主墙，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一再违宪枉法地强烈表示不准办民刊 、不能搞民间组织，但是，山东牟传珩等人在与我见面商谈之后，即怀着成立反对党必须有明确的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强烈认识，刚刚创办了特意宣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刊物《理论旗》……
河北王屹峰等人更是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成立反对党，并为此而翻印了《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删节部分----《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广为散发（王屹峰后来因此被判13年徒刑）……
杨靖等人也同样以成立反对党为目的，认识到必须趁热打铁，继续努力推进民主运动，在北京这个易于影响全国的地方，仍然坚持出版因为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一跃成为全国民刊旗帜的〔四五论坛〕……
参考消息亦曾报道，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首站到广州，即看到广州抄贴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字报......
C,中共的疯狂镇压，反映了中共的恐慌和畏惧
这些国内国际十分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运动形势的真实存在，《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的理论锋芒、震撼力量和影响所及，令中共十分恐慌。
这是促成中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共中央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四常委,于1980年底发表讲话，邓小平称“他们那个纲领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人数极少能量极大……”,因而决定全面“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镇压中国民运的重要原因。
当时尽管中共欲竭力制止民刊和民间社团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形势决不是什么“大势已去，但有个别人心有不甘，力有未尽，退无可退，所以有此提议，把散兵游勇合在一起作困兽斗”的问题。
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的出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都十分有利于民主运动发展，中共对这种发展势头十分畏惧，害怕中国也出现独立工会反对党，而对勇往直前蓬勃发展的中国民主运动使用说服教育恐吓利诱手段都弹压不住，黔驴技穷，最后邓小平不得不狗急跳墙，撕下11届3中全会所宣扬的民主法治伪装，断然故伎重演，一如他挥舞大棒反右，文革初期派出工作组在学校从大学到中学都大抓“反革命”一样，采取全面镇压“一网打尽”抓捕主要骨干的毒辣手段。
中共在其11届3中全会标榜拨乱反正，清算和纠正“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一再作出要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信誓旦旦之后，如此采取“一网打尽”全面镇压抓捕中国民主运动主要骨干的毒辣手段，正好从反面确认并证明：
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本质上是正处在共产世界官僚特权法西斯社会主义团伙冰山开始消解、民主浪潮形势看好的时刻，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反对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决不是什么作“作困兽斗”！
5, 无私无畏的英勇反抗----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因此，所谓“作困兽斗”，决不是1980年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形势和初衷。
所谓“作困兽斗”，恐怕是指1981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达了坚决取缔和打击“两非”的通知后，我于1981年3月中下旬前往上海和当时的〔中华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商量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下定义无反顾的决心，前往北京举行记者会到天安门广场示威发表《告中国和世界人民书》诉诸国际舆论……请愿上访事。
我在听取傅申奇通报各地民刊情况和对中共1981年〔9〕号文的反映，并和傅申奇商量研究后，当即以全国民刊协会名义，口授了《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通知》，由傅申奇作了记录，并且商定了通知人员——根据我在1979年秋冬通讯和1980年春末夏初大串联以来接谈过明确了〔组党〕态度，且比较暴露比较激进估计在劫难逃者。当然，首先通知了何求等人。
《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通知》阐明了参加〔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完全根据自愿原则，且必须安排好后续工作，尽可能安排好多层次梯队……〔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不仅是要向倒行逆施者宣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人民已非愚不可及” ……而且一个重要责任是保护和掩护更多的民运志士免遭“打击”，尽可能保存火种，保存有生力量。
正因此，从大局出发，我和傅申奇还同时商定，不必通知未暴露组党意图如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参加〔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以利保护他们……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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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
作者：陈泱潮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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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事略（九）共产中国民主运动民办刊物的发端和首次组党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