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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渐消真气盛，棒敲狮吼不容情！---答黄喝楼主《与东海一枭兄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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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280
经验值: 2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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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海一枭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客气渐消真气盛，棒敲狮吼不容情！
-----答黄喝楼主《与东海一枭兄书》
黄喝君：
看罢你的公开信，不由得想起昨晚上中央台播放的电视剧《江塘集中营》里面那个日本军官。他喜欢耍太极，摆出一副高手模样，其实多数动作都是犯太极和武学大忌的，如双手举得高高的，下盘必不稳。在行家眼里，实在是下九流都不是，完全彻底的外行----这就是你的形象：双手高举“黄喝”声声，实则丹田空虚无气，双脚飘浮无根，不值行家一嗤！
“棒喝”是要有悟道资格的。一个毫无见识的小和尚要棒喝大彻大悟的释迦牟尼，那就不仅笑话而且可悲。释迦牟尼当然不会生气，至于是一笑置之还是回身一棒，那就要看小和尚的机缘了。释迦牟尼大慈大悲，或会回身一棒，一般善知识肯定一笑置之，任凭小和尚一辈子无知无畏。
许多人过于谦虚，是因为太虚；许多人毫不谦虚，也是因为太虚。前者有自知而藏拙，后者不自知而显丑。半桶子水的喜欢告戒他人不要自满，自己两眼一抹黑的希望“喝醒”他人（真不愧为“黄喝楼主”，哈哈哈）。老枭不忍世人受你误导，不忍传统珍宝频遭泼污受尽摧残，亦“不忍见兄在误区里瞎打误撞”，乃顺势反击。等会儿楼主头上起包脸色发黄时，应庆贺自已三生有幸哩。
一
闲话说罢，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大凡成规模有影响的学术理论，内容必然复杂多元见仁见智，但都有一个核心思想在。儒家也一样。尽管儒家重视权道，尊重现实，常能因时因人因地而制宜，也就是佛家说的世俗谛和善巧方便，但是，儒家的常道是永不变易而一以贯之的。
儒家的这个“一”是什么？或曰其学说的根本原则和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在多篇枭文中作过阐析。如在《坚持“三本”不动摇！》中，我将其概括为三本。三本者，仁本、民本（民主）、人本也。民主，是就社会制度而言，人本，是就人神关系而言，仁本，是就人类和天地万物之正道和常道而言。三本之间密切相关，互有交叉，最终归结为仁。仁，乃三本之本，众德之德。
在《儒家文化的核心》中我指出：“仁”是儒家的大经大法，核心之核心，是儒家一以贯之、不可须臾离的最高最根本的“道”。其它一切儒家思想原则，一切人生、社会、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方面、学问，都要围绕着这个字转，也都从这个“道”中生发出来、扩展开来。
这就是儒家的“纲”，不把握这点，就无法全面透彻地理解儒学具体各“目”，就会陷入各种局部的、枝叶的问题之中而失去对整体和根本的把握，就会象你一样盲人摸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孔孟的格言警句生搬硬套到今天来说事。”你对我“寻章摘句”之类批评，正好璧还。想起一句西谚：你唾出去的浓痰，射出去的子弹，最后都会落到你自己身上！
二
你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共之”这句话的理解，充分证明了你连“寻章摘句”抓住一点的本事都告乏，何况“其余”？还奢谈什么现代思维和逻辑？
“为政以德”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命题。判断为政者是否有德和为政是否“以德”，主要标准在是否实行仁政（孟子的仁政亦有一定标准，兹不详论）、“与民同乐”。
《孟子梁惠天下》中的一段话，亦可以代表儒家对待为政者之“德”的要求。齐王自承“寡人好货”，“寡人好色”。孟子都说不要紧，而且加以鼓励，爱财好呀，让老百姓也有发财机会就好；好色好呀，让全社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不就是施仁政了吗？孟子要求齐王的是要推己及人，“与民同乐”，在自我满足的同时考虑和满足老百姓的需要。
在儒学里，道德亦私亦公，贯穿一切，表现于方方面面。德在这里主要就“公德”、即政治道德而言。你把它仅仅理解为“如夫妻父子关系相处不洽之类”的个人私德，根本就是文不对題。旧注多以“无为”释德字。朱熹曰：“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程子曰：“为政以德，然后无为。”范氏曰：“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他们都认为，“为政以德”就是要求象舜那样无为而治，视无为为治道的根本和政治的德性。孔子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儒道皆有无为思想，但形同实异，兹不详论。）
“众星共之”是为政以德的结果的形象比喻，意为得到下级和群众的拥护。天文学中北辰是否真为“众星共之”不影响这个比喻指向的事实。你用“政府权力三分，彼此制衡”的当代民主政治标准去衡量和指责两千六百多年前“众星共之”的开明政治，实属毫无“历史感”的苛求。
政治道德是与时俱进的，孔子时代，为政是否“以德”，要看实行的是仁政德政善政还是苛政恶政暴政，东海一枭时代，政治是否道德，就要看是什么制度了。但是，象“众星共之”一样“得到下级和群众的拥护”的为政之道，在任何制度下都是适合的。
三
如果抓住了儒家的“纲”，你就不会指责我“以儒家之是非为是非”了。
我在《大人之学》中说过，儒家关怀的目光不仅不局限在形骸及家庭之私，而且也不限于国家民族之公。那种天下一体之仁，不仅超越自我主义、裙带关系、狭隘思想、种族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而且超越世俗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世俗人文主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儒家认为具有公、诚、仁、中等特征的“天道”才是天地间的常道。
所以，“以儒家之是非为是非”就是尊重和遵循世间公道、人天正道、宇宙常道，就是以正义的标准为标准，以真理的是非为是非，“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就是以道制势，唯道是从，“当仁不让于师”。这才是儒者的真精神，尽管遭受扼杀，千古绵延不绝。到了王阳明，这才种精神特别地发扬光大起来。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他认为，一切是非、包括孔子的是非都应以“心之是非”、以良知之认可与否为准，不因任何压力所改，不为外在舆论所屈。“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心邪”。
王阳明还有一段话说得精光四溢：“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传习录》）天地鬼神我为主宰，世间权势还在话下吗？
四
在历史上曾经有维护等级制度的言论和实践，这是儒家在五四以来受到最多最激烈的攻讦。这个问题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我多次说过，在现代民主制度出现之前，儒家的开明专制和善的等级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就象历史上基督教在维护奴隶制的合法性的同时对奴隶制的残酷性有所抑制，儒家承认等级制的历史合理性但给予了善的导向。
儒家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所以追求大同。大同世界，群龙无首，人人平等。儒家又是现实主义者，所以尊重历史。人类毕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手持刀叉置身原始森林与手持戈矛闯入餐厅同样可悲。你用现代平等观念去验证历史上的儒家，就象要求原始森林中人用刀叉吃饭一样（而中共在民主大潮中坚持专制，而且是比儒家君主专制更加野蛮的党主专制，则象手持戈矛用餐一样。）
君子小人是一种道德高低的事实陈述，与平不平等无关。民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抹杀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古代臣民社会有君子小人之别，现代公民社会也有小人君子之异。君子小人是道德优劣的事实区分而不是“把人按道德区分了等级”，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弄不明白，还充什么大头鬼呀。
我在《想家找家回家！》一文中对你痛批，你未予回应。我说：君子怯于私斗，勇于公斗，何必夭夭？你说：“我既非君子,亦非小人，一普通公民耳,拿何物与古之君子斗?而且我也不是为斗而写作。”你瞧你的酱糊头脑，短短一句话，犯了四大错：一是将公斗私斗混为一谈，二是将公斗与"写作"截然分开，三是将君子小人都从"普通公民"中划了出去（既非君子亦非小人的普通公民，这种说法倒新鲜），四，在非公民社会自称公民，自作多情。
关于儒家“民本”观，孟子明言“民为贵，社稷为次，君为轻”，这句话很完整，没有省略什么主语和动词，可称为原始民主思想。民本思想与民主制度之间隔着历史的长河，精神却是相通的。至于历代帝王和后世儒生把“民本”理解为“以民为本”，亦何足怪？能“以民为本”，已是非常了不起了，至少比神本主义先进得多。
五
你的许多错误，主要是以偏概全，寻章摘句，没抓住儒学纲要，并犯了以今衡古、没有历史观念的幼稚病。你用笛卡尔、罗尔斯等西方理论、西方标准来衡量儒学，则犯了以“西”释“中”的祟洋病。
我对西学不存在什么偏见，而且主张东西方文化精华互相交流融会，取长补短。但借助于西学的方法和工具来研究儒学并不等于以西学为中心和以西方标准来衡量儒学。如果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深入了解，毫无自信（缺乏了解，故导致自信丧失），“以西方之是非为是非”，参与文化对话交流的基础何在？盲目自大和盲目自卑同样可悲。由于长期以来马列的鸠占雀巢和中共的深度摧残，一种空前浓郁的文化自卑感已弥漫笼罩神州大地。
儒学最讲“实证”，只不过与西方的“实证的方法”方向不同罢了，但也不怵“西方的工具”。你读懂了相关经典把握了儒学纲领之后，再用你归纳而推荐给我的“三个简便易用的方法”衡量一下儒家学说，相信会得出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结论，会理解儒学所具有的普世性意义和价值，发现它的广大悉备可以完完全全地涵盖和融摄西学。那时，一切疑惑会迎刃而解。
不过对你而言，这样的工作太艰巨，这样的境界太超前。你是西方文化中心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等流行病的重患者，而且属于那种丧本失根的文化势利鬼。余英时获了个洋奖，马上就满江湖寻他的文章著作并推他为“研究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老余当然是值得尊敬的，但连老余的作品尚未过目，根本没有自己的评判，以为有加了洋冕，必是“代表”，老余知晓，也必不耻！（黄喝楼主原话：中华文化何时选枭兄作代表了?我如何便不能代表代表?你看看这才是公认研究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样细眉小眼的妾妇心态，怎么可能可能对中华文化作全面深刻的分析评估？
“我如何便不能代表代表”之言透露的则是一种文化嫖客的轻浮，而且是最恶劣的嫖客，一边调戏一边轻蔑，连“欣赏”的样子都不屑装一下，口袋还里空的！
你说新儒家是"西学为本，东学为用"的，完全是想当然的栽赃，说明你对新儒家群体一无所知。如果研究儒学，仅仅“是想从传统中寻找可利用资源，以方便移植西学，目的在于解决西学东移时的不适应症。”这是文化立场的根本性错误，大本已失，还叫儒家吗？哪一个新儒家是坚持"西学为本，东学为用"的？奉劝一句：真佛面前休诳语，大人眼里忌扬沙。
你不仅在儒学方面根本没摸到边儿，于西学和自由主义也是半调子的。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并非有意贬你。例如，在你眼里，不仅儒学与民主水火不容，爱己与爱人、利己与利他、维护私权与维护公利都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或"悖论"（证据详见枭文《维护个人权利与维护公众利益》）
殊不知自由主义强调私人利益与常人德性，但在专制社会中为建立自由社会而奋斗的人，必须具有某种“为生民立命”的“圣雄”人格（秦晖语）。你连这点自由主义常识都没有，说什么“生民为自己立命,若有人为生民立命,此人必是高踞生民之上”（拙文《为生民立命》后你的跟帖）、“维护个人权利与不惜为公共利益牺牲自身是一对彼此矛盾的观念。”（引自你批郭飞雄的文章）云云，把自由主义当成犬奴主义的哲学依据了。这算什么自由主义者？
有些人是只可煮酒不宜"论文"的。我发现，中国人读西籍或信基督，往往会把脑子弄成一根筋一团酱糊，对人的理解常常是牛头马嘴的，思维常常是非黑即白的。你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的人。对这样的“意必固我”的门外汉进行囯学启蒙，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是很痛苦的事情，我本来预测，你十年以后回头再看自己的作品当会脸红，看来仍属高估。你头脑已被太多的西方概念垃圾塞满，此生未必自知愚钝，未必有幸听懂中华文化的家常话-----尽管我的文章已很深入浅出通俗普通了。
六
谨就你“书”中的错见，择其大端略予驳析，略予指点。我想，纵于你无助，作为公开答复，还是有价值的，旁观者清，后来者明也。大函废话连篇，文风恶劣，很多话既自作聪明又尖酸无聊且假腥腥的。王阳明有一句诗：丈夫落落掀天地，岂可束缚如穷囚。你这样“束缚如穷囚”，焉能领略“落落掀天地”的风采？“诤友”云乎哉。
传统文脉衰歇，斯文慧命几绝，道之不行久矣！在世人根本无法体会和理解的“奇哀巨痛”的催迫下，我不能不大发慈悲之心，直行仁义之道，“代表”苦难的中华文化作“绝地自卫大反攻”！就算“私交甚笃”不是你的错觉（尽管我只记得你原是无趣寡味一碰就炸的包子。现在脑瓜子依然瓜哦），大棒挥舞之时，礼貌小节只能暂且不拘了。如有冒犯，尚请海涵。
我近来一直在反思，以前对包括你在内的那些“尽皆西望莫东张，争认他乡作故乡”的文化流民有点儿“乡愿”作风，其实对中华文化、对民主事业、对你们个人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
不错，我们之间“就自由民主这些大的方面来说，没有根本分歧”，但自由民主不是靠摧残和拔除民族文化之根而实现的，文化问题也是“大的方面”，与民主自由密切相关，正如我在《当代民运的一大误区！》中所指出的：能否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民主基因和普适价值，能否为民主制度找到文化之根，能否从本土文化的角度批判和清算专制主义，这些问题是太重要了。可以说，这是涉及到中国民主事业成败利钝的一大关键。为此，对于思想难民、文化流民们毁诋儒学、泼污传统的行为，今后我将坚决地以道制之，“客气渐消真气盛，棒敲狮吼不容情”！
2006-11-27东海一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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