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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ZT杨继绳－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1）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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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ZT杨继绳－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1）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所跟贴 ZT杨继绳－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1）跨世纪前后的中国状况 -- 万润南 - (8884 Byte) 2006-10-13 周五, 上午1:01 (730 reads)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文章标题: 杨继绳文章中提到的1995年广为传播的“左派万言书” (262 reads)      时间: 2006-10-13 周五, 下午1:16
作者：万润南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俗称“左派万言书”）

1989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正确部署。今年以来，党中央又对此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着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一些因素。为了接受“八九风波”的教训，避免重蹈东欧苏联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倾覆的覆辙，我们必须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认真的分析。
本文不拟分析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一切因素，而只分析其中的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在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中，又不分析那些虽然目前对国家安全影响较大，但经过努力两三年后可能消除的因素，而只分析其中若干在未来十年内对我国国家安全有长期影响的 深层因素。
这些因素是：所有制结构、阶级关系、社会意识、执政党状况。
一、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有状况，党中央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 使其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执行这一决策以来，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1980年到1994年6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76％降为48•3％，集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23•5％升为38•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由0•5％升为13•5％。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5l•4％降为41•3％，集体由44•6％降为27•9%，私营、个体、三资由0•7％升为30•8％。目前，通过租赁、出售、兼并、股份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2000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到占1/4，集体将升到占1/2，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将升到占1/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到占1/3，集体将降到占1/6，私营、个体(含农民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到占1/2。在现阶段，私有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然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产生严重的影响。
现在，由于股份化以适和法人产权制的推行，剩下来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可能。例如，浙江杭嘉湖地区、温州地区已经通过股份制让私人入主公有制经济。四川省通过改革将使县级经济中不再有国有企业。经过这样改造以后，比重已经大大缩小的国有企业不但不由政府直接掌管，而且也不由国家单独占有。
近三年来，许多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发展私有制经济看成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途径。他们置国有制经济于不顾，把精力、干部、资金、物资、市场等主要投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争相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争相提出什么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几个“不 限制”，黑龙江省委还提出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全力加速发展私有制经济。这些领导干部虽然没有讲私有化的理论，但是却在实际行动上促进着私有化。
在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动过程中，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1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一千多亿。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可以认为， 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四十年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
现阶段私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我们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私有制经济，而是要不要控制私有制经济发展的数量和范围，把它限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地位上；承认不承认它有消极作用，要不要限制它的消极作用。
公有制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我国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私有化必然会妨害乃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其中，国有制经济不但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萎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我国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在历史上，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根据“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向封建统治者争得了国家政权。现在，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提出要“通过纳税向政府‘购买’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如法制、秩序、国防，乃至民主。”
另外，到1993年底，已经投产的8万个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已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进出口额占全国的34•4％。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在迅速增加之中。外资的增长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将使我国经济对外国的依赖加深， 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有可能在我国与外资所属国转趋对立时对我国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
二、 阶级关系的变化
近年以来，随着私有制经济成分的恢复和发展，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生产经营者又在我国重新出现。
据统计，到1994年6月底，我国已有雇工 8人以上的注册私营企业主32•8万户，从业人员500•8万人，注册资金1041亿多元，平均每户雇工14• 2人，注册资金31•7万元。其中，自有资金逾百万元的1992年底逾5000户，有人说已逾一百万人，其中还有少量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现一些雇工超过干人的私营企业。据国务院研究室的典型调查，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约比注册数多出一倍。如果把这种情况估计进去，那么私营企业主的实际数字要比上述注册数字高得多。
建国初期，我国是以资金2000元，工业雇工3人，商业服务业雇工2人以上的标准划定私营企业主的。根据1979年中央批准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的标准统计， 五十年代前期我国只有注册私营企业主16万个。
人们公认我国在1955年以前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只要把当前的情况同1955年以前的情况对比一下，就会看到，无论是在绝对人数上，还是在经济实力上，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都超过了1955年以前，何况我国现在划分私营企业主的标准在雇工人数上 要比建国初期高得多。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并不限于私营企业主，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无论是对于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还是对于九十年代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然而，这里的目的仅仅在于对比，因此只比较资产阶级的主体部分即私营企业主的数字就够了。)
据统计，到1994年9月底，我国雇工7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015•3万个，从业人员已达3438•5万人，注册资金已达1146•7亿元。因此，一个小资产阶级即个体生产经营者阶级的形成也是可以认定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
既然我们决定恢复私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就是不可避免的和正常的。问题不在于允许不允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现，而在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这个事实，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既团结，又斗争，把对这种关系的处 理作为党在新时期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民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实力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萌芽也已经开始出现。
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困境，这些企业的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在私有(含外资)企业中就业的职工重新受到私人雇主的剥削和压迫，使得许多工人对本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怀疑，并且产生了对我党的离心倾向。
当前，我国的私营企业主一方面忙于“俯身拾取金苹果”，另一方面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逐步提出独立的政治要求。现在， 私营企业主担任县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县以上政协委员8558人，县以上团委委员1357人，县以上妇委委员1430人。对此，有些私营企业主仍感到不满足。深圳一个公司总经理说，企业家阶层对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表达尚不充分。福建省晋江市一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国政治体制的革新，将随着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队伍的发展而展开，今后进入各级政权领导班子的将是一大批私营企业主，不能再把私营企业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花瓶”。有的私营企业主说：“要是政府里有我们私营企业家当市长，我们的合法权益就不愁了。”1988年，福建省石狮市二十多个私营企业主提出“我们要推举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界人物参加竞选”，并联名推荐了市长候选人。浙江省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当上某市人大常委，除到处宴请外， 还公开宣布谁投他的票就给谁1000元，结果终于当选。河北省某地区已经有21•3％的私营企业主进入基层政权组织担任了领导职务。湖南省石门县有198个私营企业主走上领导岗位，其中86人任村主任，67人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私营企业商会”、“民营企业公会”、“青年商会”、“民办企业家俱乐部”，“名流俱乐部”、“外商投资协会”等私营企业主的组织。与此同时，有些私营企业主还提出要办报纸，要有自己的“喉舌”。目前，已经出现了《民营企业家报》、《企业家报》、《厂长经理日报》等直接反映他们利益和要求的报刊。
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资产阶级代言人提出：“今后对人的价值和才能的认定，更多会以金钱来显示。”“大款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在中国，大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西方商人需要进入中国的桥梁，这个桥梁就是一大批买办。”“如果我们能出现新式的买办，那么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能顺利地上一个新台阶。”有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能处于补充地位提出质疑。有人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应列入宪法”。有人提出，今后的改革应是通过“租”、“变”、“卖”等途径“缩小国有企业的比重”。“缩小国有企业的存在范围，使其仅仅作为市场失效的工具存在于公共物品生产领域、自然垄断行业和其他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进入的领域”即对私有制经济起补充作用。“国有企业产权裂变已成大势所趋”，“已在情理之中”。有人提出，“政府的立场应该转过来，把屁股坐在非国有企业一边”。有些人提出要建立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他们还要求允许私人办报、自由结社。可以预料，一旦局势允许，这些人组织成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最近，有些私营企业主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体企业负责人正在资助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办报纸、办杂志，建立所谓民办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 的转变。
流亡海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万润南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生的中产阶级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根本上同共产党的现行制度是对立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憎恨这个制度，一方面为了赚钱要与这个政府合作，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用金钱物欲来腐化这个政府，又 从消极方面促成这个社会的演变。”“他们要发展，就要用种种手段， 主要是用金钱去推动、运转、润滑共产党僵化的官僚制度，这就使中共政权无可挽救地腐败了。是中产阶级的钱使共产党腐败。这个政权越腐败，这个社会转型的可能性也越大。当新生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后，就会希望有知情权、议政权，进而有参政权。这就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认为，这些话相当透辟地指明了资产阶级产生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内虽然发生过几次重大的斗争，但是都是在党外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 不论共产党内怎样斗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本身都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现在，资产阶级的重新出现使这种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 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并不依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政府是合作还是对抗为转移。资产阶级若要变经济上的补充地位为主体地位，变政治上的从属地位为领导地位，就要分享乃至独占国家政权。因此，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内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三、社会意识的变化
从1977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攻防拉锯战。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除少量马克思主义刊物以外，在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上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 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八九风波”以前。
在理论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用现代市场经济论来对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际上是主张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区别的市场经济；否认公有制与私有制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以便把私有制说成同社会主义本质相容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经济的 组成部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要求实行私有化；提出公有制不是目的、主体地位不应该是自封的，来反对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要求进一步缩小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进而放弃公有制；主张通过股份制和产权量化到个人等途径，把国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主张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主张建立以资产者占主导地位的市民社会，以摆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经济领域中社会主义成分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限制，以便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创 造条件：全面否定建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把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历史说成“左祸”横行，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说成传统的、过时的理论；宣布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空想和幻想；鼓吹西学和儒学，用西化和儒化挤除马克思主义；提出用“后现代派”和”大众文化”即庸俗文化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攻击培养“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是“无视真实活人”的“乌托邦”和“伪人文精神”；等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都是“反左”旗号的掩护下泛滥的。理论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围剿直接动摇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依据和我们事业的根基。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着意刻画我国建国：十年来的贫穷、落后，极力夸大和渲染中共建党六十年来的缺点和错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党的干部、党员和跟党走的革命群众描绘成反面人物，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 些对象描绘成正面人物。在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中，工农兵不见了， 党的组织不见了，党的干部被塑造成僵化、保守、阻碍改革的典型，而私营企业主、暴发户则被塑造成集各种美德于一身的改革的先锋、 时代的英雄。与此同时，浸透着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的 香港、台湾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视作品象潮水般涌入，充斥我国城乡文化市场。这类文学艺术作品泛滥的结果，是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被动摇了，许多没有经历过过去那段历史的青年人误以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的象有些作者所描绘的那样是什么历史的错误。
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通过反思“八九民运”的教训，窥探国内外气候，近两年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见解，即认为中国唯一明智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共唯一可行的救党救国之路是：从在宣传思想领域的“非意识形态化”既淡化马克思主义入手，逐步放弃四 项基本原则，经济上逐步向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逐步向多党制议会民主转变，通过渐进式的“改革”，稳步地向资本主义“和平演进”。现在，他们正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海外敌对势力的默契配合下，迂回曲折地在党内外扩散着这种政见的影响。
近三年来，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意识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正确的)， 现在认为是错误的：过去认为是好的东西(其中有些确实是好的)，现在认为是坏的；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新建的东西被说成是传统的旧东西， 而旧社会早就有的如当铺、拍卖行等则被说成是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风气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靠非劳动途径迅速暴富起来的人吃喝嫖赌，比富斗富，对广大群众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示范作用。专为富翁服务的行业如豪华酒店、精品商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蒸汽浴室、按摩室和卖淫业应运而生，遍布经济繁华地带。金钱不但是人们获得物质享受的条件，而且被社会舆论塑造成衡量人的社会价值和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尺。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信条和生活的主旋律。模仿西方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大富豪成为人们羡慕、敬佩的对象，商店、酒店、娱乐厅争相以“富豪”、“豪门”、“大亨”、“老板”、“帝王”命名(店铺名称可以被看成各阶级社会地位的测量计)。靠辛勤劳动获得合理收入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准则，通过投机取巧不劳而获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理想。大公无私的品德成为许多人讥讽的对象。上海有的职工说：“我总算清醒了，勤劳是不能致富的，我要转变观念，把过去的思想全抹去，换上经商的头脑。”过去人们以“到工厂去，到农村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荣，现在人们则追求“到公司去，到外国去，到最能赚钱的地方去”。“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被“难得糊涂”所代替，“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被“何不游戏人间”所代替。炒股票、炒房地产、倒卖假发票、制“黄”贩“黄”、制假贩假，甚至走私贩私在一些地方成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茶。我国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劫车霸路、劫持飞机等现象一度几乎成为世界之冠。随着港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一种模仿港台文化、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世界的心理意识也从无知的青少年中浸染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中。学说广东土话、争抢所谓“吉祥号码”、以穿戴有美国星条旗图案的衣帽为时髦，就是这种社会心理意识的外在表现。可以想见的是， 一旦中国不得不与美国等国发生对抗，很难指望具有这种心理意识的人会支持政府，为祖国服务。相反，他们很可能会背叛和出卖祖国的利益，直接破坏我国的安全。
上述这些社会意识的变化既是当前某些社会存在的反映，又会对我国的社会存在产生反作用。
四、执政党的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 过去，党的组织象一只握紧的铁拳，又象一个战斗堡垒，不但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党员的情况，而且能及时全面地掌握周围群众的情况，并相应地在党员和群众中开展正确的思想工作， 因而能够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意图。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些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党组织的弱化就像一种骨质疏松症，使党的哉斗力大大降低， 无法对人民群众实施有力的领导。农村有些地区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和农民的流动，许多党支部陷入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极少数农村党支部被宗族势力或其他恶势力所把持。这种情况，已经危及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动摇了党在农村的工作基础。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的变化 随着我国放弃计划经济和部分恢复私有制，面对着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在“更新信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在北京电视台BTV夜话中发出的号召)错误主张的影响下，一部分党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在他们看来， 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上海一些高校师生说：“现在共产党员讲理想的少了，讲党性原则的少了，讲钱的多了。”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赞扬和平演变，主张私有化。有的党员开始在共产党之外寻找“后路”。有的党员乘着自己尚有点从党那里得到的便利条件，抢先把自己 的子女乃至自己本人变成新生资产者和新富翁。如果思想的这种变化在党内漫延开来，那么一旦出现苏联“八月事件”那样的情势，就很难指望广大党员挺身而出，为保卫党而斗争。那时，即使我们有五千万党员，也会等于零。不仅如此，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党员还可能象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 当前，随着私有制经济的恢复， 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两极分化正在发展。到1994年2月为止，占我国银行存款总户数20％的富人已经拥有13000亿元存款总额中的30％。据全国总工会1993年调查，在l•4亿职工中，有5%的职工家庭，总人口达2000万人月均收入仅62•19元，月支出需67•5元，入不敷出。据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调查，60％以上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没有落实，32•6％的职工认为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下降。一个新华社记者说：“一直被奉为‘主人翁’的产业工人群体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名挡车女工说：‘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年，还不如一些个体户干两天，实在太不公平了。’”1994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罢工 225起，参加者有3•79万人，其中国有企业7l起，三资企业8 2起，集体上访约4千起。1993年2月， 湖南金竹山矿工游行时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活”。现在，一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出现劳资冲突。部分工人的贫困和劳资冲突在当前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党在劳资冲突中的态度。一个英国记者说，面对着中国工人同外国老板的冲突，“工会几乎被禁止开展活动，原因是害怕吓跑潜在的投资者。”面对上海元祖食品公司台湾总经理对共产党的攻击、谩骂，上海市虹口区有关部门一再迁就、退让，禁止元祖的职工和党员向上级反映情况，强行要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员工撤回申请。
在农村，1991年全国有9•4％的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有2000万人年均收入仅150•8元。四川省仁寿县的农民说：“共产党现在是爱富人，不爱穷人。”法国《费加罗报》说，中国“农民的不满可能具有爆炸性，一触即发。”
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下降会使他们对共产党失望，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代表有知识、有能力、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措施改善同工人阶级 和贫苦农民的关系，将很难再得到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急时刻像1991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共产党一样孤立无援。
(四)部分党政干部的腐败 十几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上了两个新台阶。在七十年代以前，腐败现象仅处在送烟送酒，“走后门”参军招工上学调工作的低水平上。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为求得计划外的资金、原料、材料、能源、车皮、市场等掀起了“红包”、“回扣”风，使腐败上了第一个新台阶。九十年代以来，在“不问姓社姓资”和“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使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几乎建国前旧社会的各种丑恶现象都已经死灰复燃，每种丑恶现象都没能把党员干部完全排除在外。全国检察机关1993年9-12月查处贪污、贿赂万元以上大案6790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l倍；挪用公款5万元以上的犯罪大案1748件，比1992年同期增长2•7倍：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经济犯罪要案715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6•8倍，其中厅(局)级干部61人，比1992年同期增长11倍。1993年9-12月法院系统受理经济犯罪案件13110件，比1992年上升25•67％。经济犯罪和腐败现象一旦被揭露，往往官官相护。在保护改革开放的旗号下，有些执法机关往往对这类案件重罪轻判。如江西省最近对几十名犯经济罪的干部一律轻判，再加上缓刑，或者以罚代罪，即使判了徒刑，也让医院出具假证明给予保外就医。党中央和国务院虽然三令五申反对腐败，也制定了一些纪律和法规，但至今为止，尚未找到根治的良药。
本来，共产党部分人的腐败是资产阶级造成或促成的(万润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宗旨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 所以，尽管共产党部分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愿望腐败了，资产阶级也仍然对共产党不放心，仍然要彻底推翻共产党。在“八九风波”中，资产阶级已经借“反腐败”为名煽动过群众向共产党冲击。因此，腐败不但使共产党脱离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对立起来，而且会给资产阶级以攻击 共产党的口实，使共产党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 上述情况预示，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很可能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决定性突击的十年。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自行消弥政治风浪于无形之中和未成之先。未来的形势对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和政治领导能力的要求不是比现在低，而是比现在高。
我们在建党初期和建国初期，曾经拥有一小批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很高的政治斗争艺术及政治领导才能。还有一大批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他们也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较强的实际政治才干。由他们组成的各级党政军领导班子出色地应付了当时的形势，保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改革十几年来，经过对各级领导班子的连续调整，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的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了，管理经济活动的能力也增强了，这与我们党和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适应的。但是在整体上政治领导能力却有所下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这些年来埋头于争投资、分投资、上项目、批地、搞市政建设、办开发区、与外商谈判以及宴会、出国、剪彩等具体事务，而对于社会阶级状况、群众思想状况、社会矛盾等问题却很少考虑，日益生疏。有些地方领导班子在工作中实际上把我们党的两个“基本点”变成了一个“基本点”。 在知识分子中选拔领导干部时，片面理解了专业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知识分子中 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更少。据说，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八成是学理工医农的。这种结构近似地反映了我国省、市 级党政领导班子的专业知识结构。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业的知识分子干部不是没有，而是大部分只在党校、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工作，很少被选入地方各级综合性领导班子。近三年在提拔领导干部时强调的“懂经济，会管理”并未把他们包括在内。在一些领导人和组织部门心目中，似乎只有理工医农和外贸、金融：、法律等才是专业，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共党史不算专业。似乎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中只需要理工医农的专业人才，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专业人才，只需要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专业人才，不需要政治领导的专业人才。
现在有很多领导干部(包括省部级以上干部)虽然上过党校，但是往往只有谈具体业务才头头是道，而一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言不及义，甚至语塞。其中有些人还错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当成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漫延开来，就很难保持住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地方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不同于各专业部门的领导班子， 除了要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以外，还要处理一系列政治问题。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的上述状况，在政治稳定时期尚可应付局势，一到政治动荡时期就难以适应了。我国各级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专业知识结构的这种状况，对未来十年的政治形势是不适应的。
中国共产党是个政党，而不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主要是处理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党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就可能保不住国家政权。失去了政权，我们也就没有资格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继续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了。因此， 各级综合性党政领导班子政治领导能力降低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 为此，除了应加强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以外，还应增加领导班子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政治专业人才的比重。
据了解，有些地区和单位，由于某些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不端正， 出现了排挤和打击坚决反对动乱暴乱、积极从事清查清理的同志，提拔和重用同情“八九民运”、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情况。这种现象，使得许多参与“八九民运”而又没有转变立场和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了鼓舞，产生了依靠所谓“体制内”力量为“八九民运”翻案的幻想。而使当年在共和国处于危急时刻站在第一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却感到憋气，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斗争，其中有些人就很可能裹足不前，不再象过去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这种情况对我们的党是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预计在今后一两年内，国内外敌对势力很可能把为“八九民运”翻案作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突破口。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只有顶住这场进攻，过了这一关，才算真正站住了脚跟，才谈得上以后的一切。因此，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于站在党和政府一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了。
1994年12月30日



作者：万润南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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