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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四）——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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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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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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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吴晗说到李泽厚（四）
——论“以洋释中”造成的文明迷失
芦笛
四、无从冲出的困境
聪明颖悟的读者不难从上面举的两个例子中看出共同之处来：用西洋来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去穿凿中国历史，与用西洋来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去穿凿中国历史其实一样荒谬，前者因为表象上的荒谬太明显，已经成了过去时，只有什么林思云、张明昭等前朝遗少还好这一口；而后者的荒谬因为不是那么一目了然，至今尚方兴未艾，磅礴于华人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这现象出现毫不足奇：民族主义是超阶级的，所以它和“阶级斗争史观”不同，能为左中右各派接纳。于是无论政治倾向如何，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都投入了这种用西洋价值观强奸中国历史人物的“人民战争”，懵然不知这和用“阶级斗争史观”强暴历史一样，必然导致否定为传统社会肯定的正面人物，两者的恶果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前面已经指出了，用“阶级斗争史观”强暴中国历史，必然导致全面否定中国两千年的文明史。用“民族主义史观”来分析中国历史，虽然不至于“横扫一切历史反革命”，但也必然要导致否定某些为传统社会高度肯定的忠臣。
为了向大众揭示这个恶果，我曾特地挑选了国内网人“碧血汗青”评论史可法的文字作例证，在《史可法的选择》中作了示范性剖析。作者犯的错误很典型：他扬弃了毛共“阶级斗争史观”的土匪理论，却陷进了性质类似的错误，用西洋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去强奸历史人物，因而痛苦地发现史可法非但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且是推行“安内重于攘外”的“卖国政策”的鼻祖。
我已经在《史可法的选择》中揭示了史可法真实的精神境界，雄辩地证明他完全是按儒家的教导行事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看，他什么事都没做错，乃是儒家提倡的最典型的忠臣，完全当得起前人对他的高度赞颂。“碧血汗青”对他的诋毁无法成立。
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是作者对古人作道德批判时，无意中引入了现代价值观作为判断前提，作了一系列超越时空的武断假设：
１、古人应该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特别是具有强烈民族“内外之分”的意识。
２、这种具有强烈“内外之分”的民族意识认为，相对于民族内部矛盾，解决民族外部矛盾永远具有优先权，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乃是所谓“主要矛盾”。因此，当民族面临外部威胁时，本民族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３、用这价值观去看晚明的历史，人们对南明“首席军政长官”史可法的道德期待，当然只可能是他应把满清当成头号敌人，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叛军当成盟军，联合反对民族大敌。但史可法却反其道而行之，蓄意讨好满清，与李自成率领的叛军不共戴天。因此，他不是什么“民族英雄”，根本不值得后人歌颂。
我已经在《选择》文中指出，此乃对古人最暴烈的强奸。史可法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上述从西洋舶来的价值观，他自幼熟读的圣贤书里没有一行字教过他这些观念。相反，他信奉的孔孟教条决定了，他只可能把犯下弑君大罪的李自成看成是终生复仇对象，把代大明天子复仇并安葬先帝先后的满清看成是恩公，这就是为传统社会一切忠臣孝子奉行的春秋大义。
不但如此，任何一个真正的忠臣在他的位置上也都只会采取同样的道德立场，就连那些官方认定的“民族英雄”也绝对只会如此，无论是岳飞、是文天祥、是于谦、是熊廷弼、是袁崇焕，还是林则徐、冯子材，统统如此，概莫能外。早就说过了，这些后世定的“民族英雄”的内心道德境界和史可法毫无不同，都是忠臣。因此，如果处在史可法的位置，他们的反应绝对不会两样。他们没有这么干，无非是他们“运气好”，没遇到史可法面临的弑君国仇罢了。
不难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可笑的结局：同样是忠臣，内心境界完全一样，表现也一样，同样是为君王壮烈而死，因此，他们在传统社会根据同一标准，得到了同样的表彰。到了新时代，这群忠臣却被用从西洋来的价值观“一分为二”了，同样是壮烈牺牲，如今却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那标准却不过是因为他们无法选择的斗争对象：和外敌斗争的成了民族英雄，死在平叛中的忠臣却成了皇帝的奴才。这谈得上公平么？
我早就意识到了这问题，曾试图用“客观效果”来突破这理论困境。记得在《“民族主义”论》系列里，我试图与“主旋律”妥协，认为从客观效果来看，那些刻下为大众认定的“民族英雄”确实可以算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毕竟投入了对异族的斗争。但后来越想越觉得如此强奸古人太不公平──前面已经说过了，到底是投入内战还是外战，完全是时代造成的偶然，根本也就不是那些历史人物可以自由选择的。论信仰的坚定与赴死的从容，我看史阁部绝对超出了文丞相：他可是骂贼而死的，比文天祥壮烈果敢多了，可惜他运气没有文天祥好，遇上了后者没遇到的弑君国仇，所以不能不主张“联虏剿逆”，因而“玷污”了他的英雄事迹，幸亏他还死在满清人手上，而且北伐讨逆战役也流产了，否则岂不是要成在国难当头还在打内战的卖国贼？
所以，这“客观效果”论，最后就成了“运气论”。生不逢时者便成了坏人，生逢其时，能死在外国人手上的便成了英雄，这算是什么“理论”？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客观效果”论必然导致更加暴烈地强奸古人，这是我看老谋子那烂到提不起的烂电影《英雄》的一点心得。
那烂电影想来大家都看过：某个侠客去刺杀秦王，但后来想到，国家统一能结束战乱，而秦王正是统一国家的不二人选，于是在千钧一发之机翻然醒悟，为了苍生放了秦王。
这当然是廉价虚构，什么鸟意思都没有，值得注意的是那电影道德批判的隐含前提，而这前提乃是由当代左中右知识分子们一致认同的：因为能终止战乱，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民生，所以，凡是实行国家统一的君王都值得赞颂，秦始皇就是这种正面人物的代表。
这P话离历史的真实有多远，随便看过点《史记》一类国学入门教材的初学者都该知道。事实上，统一根本没有给六国人民带来好处，而是空前的暴政，以致“始皇帝死而地分”成了鼓舞人心的口号。正因为分裂是民心所向，这才使得秦始皇死后不久，天下果然就分崩离析，不仅原来的六国纷纷恢复，而且还多出许多小国来。如果不是再度统一天下的汉朝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与民休息，则类似事件肯定还会发生。所以，光看到统一能结束战乱便以为它能改善民生，那完全是“隧道眼”。
问题还不止此，所谓“客观效果”，其实还是个价值判断，使用的标准仍然是今天的价值观。用这价值观去机械划分历史上的好人和坏人，必然要像毛共使用“阶级斗争史观”一样，大规模伪造历史，造成无从解决的混乱。
例如我们若要歌颂统一，则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一冠军非成吉思汗莫属，可惜此人的征服欲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安居乐业，而是战乱与血腥屠杀。如果这种同志值得歌颂，则我实在不明白希特勒为何又不能成为德意志的民族英雄。说到底，德国人歌颂希特勒还远比中国人歌颂忽必烈有点道理──希特勒毕竟是奥地利人，而忽必烈不过是异族征服者而已。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伪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这荒谬不下于缅甸人歌颂大英帝国的皇皇武功。
更大的混乱是，如果开疆拓土可以当成道德批判标准，那么，明朝取代元朝，使得蒙古大帝国的版图缩小了，那是不是应该当成“疆独”、“藏独”、“台独”一类的“分裂主义罪行”加以谴责？
由此可见，这“客观效果”论除了制造人为混乱之外，什么鸟意思都没有。这么说，是不是可以不看客观效果，只看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看其是否心口如一，是真正的以身殉信仰的志士仁人就行了？
这显然也不行，例如宋明理学虽然制造了大批伪君子，但毕竟也制造出了无数真正的殉道者。如果只是志士就值得歌颂，那历史上表彰过的那么多烈女是不是也该由国务院正式旌表之？我记得宋朝有个寡妇害了乳痈，因为不愿让大夫看到自己的肉体，竟然活活疼死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女性志士烈士远比男性多，南明覆灭时最能看出这点来。中国女性比男性更富于英雄气慨和牺牲精神，这大概跟女性是感情动物有关吧），这当然非常了不起，我看难度比黄继光堵枪眼还大，但莫非值得今天的女性去学习不成？
比这更现实的例子则是希特勒和毛泽东，两者都是忠于其信仰的志士，莫非为此他们就成了好同志？相反，我多次指出过，如果毛的信仰没那么坚定，只是张戎女士认定的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不去固执地推行他的乌托邦空想，因此“以善毁国”，那他也就决不会给中国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如果他不信奉“国际主义”的邪说，则他也不至于变成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和平时代毫无必要、毫无代价地出让大片河山和民族权益的最大的主动卖国贼。
因此，根本难题在于，咱们到底能不能对历史人物作道德批判？如果能，那批判使用的价值标准到底是该用当时的还是现代的？以愚见，这个难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用当时的价值观评价古人，现代人显然无法接受这种评价。但如果用现代也就是西方来的价值观去评价古人，则不是要极端粗暴、极不公平地否定为传统肯定的古人，就是要大规模伪造历史，两种作法表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摧毁传统文明，害得后人连老祖宗的真实面目都一无所知。
古人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难题，自从孔孟之道确立之后，传统中国人使用的价值观在两千年之中竟然毫无变化，一直在使用儒家的“忠奸”两分法，前者代表善，后者代表恶。忠于君父的就是好人，就是道德楷模，背叛君父的就是坏人，就是谴责对象。这标准非常简便易行。对上面列举的那一群历史人物，从屈原直到曾国藩，统统都是忠臣，因此统统是道德楷模。老祖宗根本也就不会遇到我们今天这种需要将忠臣进一步分类的难题。
这善恶两分法还不光适用于臣民，同样适用于君主，批判依据同样是圣贤经典提供的简明的标准：凡爱民者都是明君，虐民者都是昏君。可笑的是，古人可以毫无思想顾虑歌颂明君，谴责昏君，现代人却反而没有这种思想自由。用毛共“阶级斗争史观”来看，皇帝乃是地主阶级总代表，乃是谴责对象。用今天的民权标准来看，歌颂皇帝乃是奴性表现（这就是清宫戏引起广泛不满的原因之一）。因此，无论是用哪一套西洋价值标准，歌颂皇帝和忠臣都在禁止之列，您说，中国历史上除了抵抗异族入侵的将领和开疆拓土的皇帝能幸免之外，还能有哪个为传统肯定的正面人物能逃过今日论者的道德屠刀？
这难题是怎么产生的？很简单，传统文明太粗陋，太简单，如鱼网一样，留下了无数空白。待到博大精深的西洋文明涌入后，两相比较，它立刻就显出了其简陋和不合理之处，因此必须用西洋来的玩意去填补这些文明空洞，因为西洋来的价值观念常常和传统价值观念取向相反，这结果就造成了传统文明的毁灭，而西洋价值观念在民间的普及则破坏了传统社会原有的和谐与稳定，导致无休止的社会动荡。
传统文化就是儒道释三家，官定意识形态（也就是全民的道德指南）乃是儒教。儒家思想相当于后世的“政治课”，它把政治问题完全当成了道德问题，彻底缺乏西方来的“权利”和“平等”思想，核心就是旨在维护上下尊卑关系的和谐的“忠孝”教义。它用家庭关系去类比社会关系，把家庭等级放大到社会规模去，形成一种家族式等级社会，其社会理想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正如儿子只能服从父亲一样，臣子也只能服从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平等关系可言。儒家只强调社会成员的道德义务，彻底忽略了他们的权利。谁能尽到儿子的道德义务就是孝子，尽到臣子的义务就是忠臣，就是全社会学习的对象。从这个简明的统一道德标准出发，古人很容易便能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批判，而且一直在“以史为鉴”，用既往的教材去哺育出一代代毫不走样的忠臣孝子来。
这一套在封闭环境中倒能完美地运转，麻烦在于鬼子带来了“人生而平等”、“人权与生俱来”这些说道，与此作对照，则传统价值观立刻轰毁，孔孟之道完全成了奴才哲学：凭什么皇帝可以随便用廷仗打死大臣，而大臣丝毫不能反抗，顶多只能叩首出血，苦苦哀求圣上看在先帝创业维艰的面上施行仁政？凭什么女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男人到了“夫死从子”的地步？凭什么草民只能听任贪官污吏蹂躏，不能揭竿而起，“犯上作乱”？
折腾了一个半世纪之后，西洋价值观已经相当深入人心，以致大家竟然忘记了那不是国货而是洋货，于是咱们在审视历史时，无意中便使用了这套我们如今视为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去对古人作道德褒贬。
不幸的是，这套价值观和老祖宗使用的那套大相径庭。而传统中国人乃是按传统价值观人为塑造出来的。如今换用不同的尺度去衡量按传统模具铸造出来的古人，其结果就是我上面已经指出的那两种：要么从平等观和人权观出发，认为肯定明君和忠臣乃是奴才劣根性发作；要么从所谓民族主义出发，对历史人物进行无耻的“再创造”，把他们变成用今天的眼光（其实也就是西洋人的眼光）看来更顺眼的假人物。
再说得浅近些吧：如今咱们的难题，类似于用西洋高跟鞋去套古代妇女的小脚。套的人不知道古代妇女有缠足风俗，也不知道高跟鞋并非国货，于是要么斥之曰：此乃畸形！要么敷点窑泥上去，把那三寸金莲“做”成天足。Either way，传统文明都给破坏了。到最后传统文明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不知道了。
这么说，看来应该放弃这种用现代（也就是西方）价值观去褒贬古人的作法，但能不能用古人价值观去褒贬古人呢？我看也不行。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么作必然要肯定所有的明君、忠臣、孝子和烈女，不说现代人无法接受这些，真要能复古，那也是文明的大倒退。咱们必须牢记在心的一个事实是：这套价值观只能在封闭环境下工作，国人的眼睛被鬼子打开之后，便再无可能闭上了。即使能闭上，退回到原始落后的传统社会中去，势必又要重复清朝在西洋文明冲击下覆灭的悲剧。
那么咱们是不是得彻底放弃对历史人物作道德批判的企图？这也同样不可思议。姑不说“以史为鉴”乃是中国的深厚传统，到现代更被毛共发展成了“古为今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中国人那样活在历史中，无时无刻不需要古代的英雄祖宗激励自己。就算咱们能改变这传统，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只做忠实记录，不加主观褒贬，那岂不是连真正的罪犯都不能批判了？眼下就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罪犯毛泽东。如果不批判他，难道让后世子孙再受类似罪犯的蛊惑，再一次陷中国于血海不成？
老芦迟钝，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冲出这鬼子带来的困境。
[未完待续]
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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