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1958－1962凤阳灾难实录（续一）民以食为天之一 ──大办食堂控制食物来源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1958－1962凤阳灾难实录（续一）民以食为天之一 ──大办食堂控制食物来源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1958－1962凤阳灾难实录（续一）民以食为天之一 ──大办食堂控制食物来源

广东农民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5/10/24
文章: 1719

经验值: 33211

标题: 1958－1962凤阳灾难实录（续一）民以食为天之一 ──大办食堂控制食物来源 (666 reads) 时间: 2005-11-14 周一, 下午1:33

作者：广东农民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按：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10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据报道，广东从11月起，已在全省普遍实行“吃饭不要钱”和“一天三餐大米干饭”的制度，广州市实行了“粮食无限量供应”。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三分之一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

1958-1959年

在生活上实行了集体化。全县已办公共食堂2641个，参加吃饭的86 360户，393 481人，占总人口的97.8％，达到了队队有食堂。其中8个小队，12个食堂，1946户，4313人，实行了吃饭不要钱。（1959.9.25）

1958年

少部分食堂仍然过大，社员吃饭不方便。有的食堂吃一顿饭要花费一个多小时。如黄湾梨园的食堂400户，1600人，有的大半里路吃一顿饭，吃饭时拥挤现象严重。（1958.）

1958年

食堂规定:凡社员来直系亲属的，事先报告，领取饭证；并且青壮年在第二天、老年在第三天要参加劳动，否则无饭。（1958.11.13）

1959年

思想紧张混乱，许多人对食堂到底有多少粮表示担心，怕不够吃，思想恐慌。食堂会计贾庭立说:“人看没多少粮食了，指望挖潜力，连熬汤也不够!”有的社员说:“我们生产的粮食都被调去，多收了也不够吃，反正是吃大锅饭。”

食堂无制度，秩序混乱，年轻的有力气，吃的快，吃的稠，年老体弱的吃的慢，吃的少，吃的稀，年逾50的徐怀英说：“年轻人吃得快，人家两碗下肚了，我还没摸着碗呢！”（1959）

1958年

门台乡宏光第七生产队，由于队长吕怀璧贪污挪用600多元，还睡懒觉，影响社员积极性，去秋有500多亩花生未收上来，社员说：收上来也是被干部贪污了，收它管什么用!

梨园大队去年按收入每个劳动日可分0.9元，由于53个干部贪污挪用11 000元，只按一个劳动日0.6元分配。社员说:“冬天吃芋头，夏天吃南瓜，省几个钱给干部花。”(1959.5)

1959年3月

这次会议是在省委、地委明确指示粮食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之后，……同时也是在我县粮食问题上可是暴露出很多问题的时候召开的。在下面出现了一股西北风，较为普遍地叫喊缺粮，许多地方、许多同志把粮食隐藏起来，不安排生活，因而有些食堂发生了问题。（1959.3.8）

1960年3月

全县30个有灾的大队共有799个食堂，103 221人。安排较好的有421个食堂，55 874人，占54.1％，其中口粮标准1斤以上的45 378人，1.2斤以上的10 496人；一般的325个食堂，39 906人，占38.6％，其中口粮标准1.2斤以上的3041人，半斤以上的8975人，半斤以下的701人；安排较差的53个食堂，7441人，占7.3％，标准均在6两左右。（1960.3.17.）

金辉曰：请注意这个时间 ──1960年3月，这正是灾难最严重，凤阳人因饥饿而大量死亡的悲惨时期，而在县政府的材料中连对“有灾”的农民生活的“安排”都竟然是如此之“好”。

1961年1月

武店公社1961年1月16日统计：共有食堂214个，供应10 736户，35 677人，从1961年1-6月，共需粮食3 211 708斤，而1960年底库存粮食627 914斤，仅为需要量的19.55％，计缺粮627 914斤，平均每月需供粮43万多斤。（1961.1.16）

1960年12月

从1960年12月份，城镇居民每月在24.5斤的口粮标准中，搭配6斤代食品，其余18.5斤供应主粮。可是府城镇粮站在上半个月全部供应主粮（全部是豆饼），下半个月才开始供应代食品（山芋秸粉和山芋秸）。这样，群众上半月主粮吃的多，下半月主粮就很少了。有的到20日以后，就光吃代食品。如安东居委会所属的4个食堂1016人，从12月22日开始，就先后断了主粮，群众只好吃代食品。另外，县委虽然规定群众6斤代食品和18.5斤主粮，但群众吃不到18.5斤。据我们的检查，有不少干部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不吃或很少吃代食品，而多吃主粮。这样，群众吃的主粮就相应少了。群众郭金山，光吃了一些天山芋秸粉，由于年龄大消化力弱，七天解不下大便，便死了。（1961.2.23）

金辉曰：人类驯服动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通过控制食物使它们学乖听话。对要驯化的动物，人们用食物做奖惩，经过反复刺激，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终于能够按人的旨意行动。人于是满意道：这厮“通人性”了。看来，这种办法用于人本身，也同样见效。几亿中国人进了大食堂，果然就被高度驯化……

“吃饭不要钱”，是那个时代的又一个神话。自从货币出现以后，吃饭掏钱便是一种天经地义。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竟然实现了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吃饭不要钱”。人们进了食堂就吃，吃完了就走，真可谓“天堂不如新乐园”。不仅如此，“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还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政府对民众的无偿恩赐，仿佛中国农民占了天大的便宜。既然是这样，那么政府后来有所失误，老百姓后来吃了一些苦头，似乎也就无可非议。但是，“吃饭不要钱”这种说法，却掩盖和歪曲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生产和分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仍然要参加劳动，而且这种劳动必须要有所收获，农民才可能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并无区别。粮食仍然是农民自己种出来的，收不到粮食就仍然没有饭吃。这一点和以前也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粮食收获后，不再分配给个人，而是集中到食堂；各家各户不再起伙做饭，而是到食堂吃饭。农民付出了劳动，也就不存在“不要钱”即“白吃”的问题。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第一，这仅仅是改变了一下消费形式而已，但同时又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如可以敞开肚皮、不负责任地吃，进而引起对劳动的热情、责任感的严重降低；第二、吃食堂使农民的自主权进一步受到限制，是对农民个人人身自由、正当生活权利的一种剥夺；第三、公共食堂加速了大饥荒的到来，也加重了那场大饥荒的程度。

瞎指挥和瞎折腾 ──生产力是怎样被

破坏的，减产和灾情又是怎样造成的

按：据《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凤阳所在的蚌埠站1958年和1959年均为偏旱（1度），1960年和1961年均为不旱不涝或旱涝相当（0度），总的来说年景较好，或者说很好，确实是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是，凤阳的粮食总产量却连年骤减，骤跌了一大半，“灾情”可以说是十分严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的材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灾祸到底缘何而起从何而来又因何而烈。如此穷折腾，如此瞎胡闹，如此“逆天行事”，倘若还会有什么“大跃进”、“大丰收”，那可真是天理难容了。胡作非为终于招致了自然法则的无情报复。然而，这报复却最终降临到了原本无辜的凤阳百姓头上 ──他们原本就已经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受害者了。凤阳人民于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再三涂炭。天哪（如果真有“老天爷”、“天理”和“天意”的话），你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不公平？

1958年

为了迎接检查团，小溪河乡党委副书记带领480个社员，130面红旗，就地扎营，一天就种麦78亩，整修畦田385亩。（1958.）

1958年

利民公社实行露天扎营，田头睡觉，白天生产，晚上讨论。据统计，全社有4575人吃睡、战斗在田头，干劲冲天，事迹惊人。（1958.）

1960年3月

地委吴秘书长指示：专区建两个万头猪场，凤阳县摊一个。猪圈建成后，曾（希圣）政委要亲临检查，并有７个专区前来检查。

具体要求:

一、猪圈盖的要有气魄，要用砖或石头打墙基，用砖铺地。［金辉曰：那边厢百姓的房子被拆被扒被占，他们无家可归；而这边厢“猪圈盖的要有气魄”!人竟然不如猪。一叹。］

二、猪场建成后，要有种猪共1000头。

三、要建猪圈1500间；要建7个厂房:粉房、槽房、糖坊、粮食加工厂；要建办公室6间、伙房3间、餐厅兼会议室5间，职工住地1500平方米，14间。

四、3月8日动工，月底完成。（1960.3.7）

1960-1961年

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4万亩，超过总田亩40多万亩。粮食产量1958年实产1.5亿斤，上报4.05亿斤，多报2亿多斤。1961年烤烟实际栽57 388亩，上报137 400亩，多报1倍以上。生猪实有43 000头，上报166 000头，多报12万头。开荒地上报137 400亩，实际开得很少，而且没有抛荒的多。在水利战线上，3年全县实作土方5000万立方，上报2.1亿立方。在造林方面为了搞表面化，就把社员的私人大树移栽到公路两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在淮南线上栽了一点果树，而且果子很小，就上报实现了园林化。3年来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

县委要求各公社当天下午4点钟汇报，不报不行。公社4点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表，大队下午就向小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地还没有干完活，哪来的数字汇报呢?不汇报就要受到批评，只有假报估吹。有的想先报后补，而劳力只有那么多，天天多报怎么能补上呢?所以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1961.1，⑶.）

1960年

小溪河公社向上汇报数字与情况，都是层层估，级级糊，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今年公社粮食实种127 765亩，上报270 622亩，油料实种497亩，上报1666亩，烤烟实种3820亩，上报21 778亩，生猪实有3058头，上报26 919头。报实受批评，假报受表扬，也大大助长了假报瞎吹。万保大队小姚生产队上报3条牛一个晚上犁地36亩，公社不分真假，党委书记当晚电话表扬。李武大队乌云山生产队上报3条牛一个晚上犁地45亩，大队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山河大队什庙生产队1亩油菜未种，向大队报种120亩，大队认为进度不快，向公社报了210亩。石马大队报“十里菜花香，千亩山芋岭，万亩千斤稻”，结果是，“十里菜花香”收的菜籽一坛子装，“千亩山芋岭”变成荒草岗，“万亩千斤稻”变成蛤蟆翻身都看得到。新田大队为了搪塞地委检查，发动300个劳力，180犋牲畜，由燃灯到总铺国光的沿途12里，光做畦田不撒种，造成大片良田荒芜，今年颗粒无收。（1960.11.24，⑵.）

1959-1960年

山河大队去年午收面积只有7700亩，而上报给公社17 000亩。今年早稻只栽900亩，上报8900亩。任庙小队去年一亩油菜没栽，小队却上报150亩，而大队又按分配给小队的日进度指标上报为300亩。鲁滴生产队一次上报栽秧日进度是30亩，大队会计不同意，说小队会计思想右倾，调到大队检查，硬逼报为150亩。（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凤淮大队距公社驻地20多华里，干部不常到，去年荒了7000多亩地没人知道，一直到午收后才发现。全心大队1959年冬季报秋种面积5420亩，到午季一核实只有2710亩，占总耕地的28％。

淮安大队水利条件差，只能种500亩水稻，公社却分配给这个大队2300亩水稻的种植任务。结果一亩秧田下500 -600斤稻种，秧却一棵未出。这一年全大队并栽1400多亩水稻，因为缺水，大部干死，实收面积只有325亩，平均单产42.5斤。（1961年）

1958-1960年

门台公社宏光大队3年来不因地制宜，强制推行旱改水，造成减产，一年不如一年。全大队1958年旱改水1600亩，亩产50多斤，1959年改850亩，亩产31斤，1960年改900亩，亩产只有2-3斤。为了栽水稻，因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人，25条牛，运了3万斤稻种跑到60里开外去泡种育秧，结果干了29天，连种籽都丢给了人家。犁掉黄豆栽晚山芋，得不偿失。1959年秋，第四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犁了480亩，抗旱栽山芋。立秋以后还叫栽，由于天干地旱，只活50亩，其余400多亩都荒了。活的50亩，每亩只收300斤山芋，而未犁掉的20亩黄豆每亩收200多斤。1960年午季，本队麦子一片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劳力去黄湾支援，走了两天，在那里安家一天，找工具一天，口粮未运到饿着肚子睡了一天，下地找田头转了半天，收割了半天，回来又跑了两天。往返共8天，只干了半天活。结果是支援没支援好，自己的麦子因遇雨损失很大。（1961.3.14）

1960年

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今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的就有700人。平赵生产队有一天社员正在田里起秧，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都调到大韩家去栽秧，到大韩家后，地没整，秧苗小，被逼把小秧栽到秧田的草棵里。代圩生产队有一天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把秧，到大韩家庄，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拥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打乱了各队的生产计划，层层出现手忙脚乱，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新田大队无偿从河塘调6条牛支援斗塘，6里路社员走转了3天，消极对抗。有的社员说:“大兵团作战像吴三桂不见了草帽子，乱了营了。”实际上确实窝工浪费，劳民伤财。（1960.11.24，⑵.）

1960年

样样实行大兵团作战，任意乱调劳力。在公社干部的影响下，山河大队的大兵团作战特别严重。从夏收夏种以来，他们组织的大兵团作战达10次之多。

大韩小组秧苗只有四指高，地又没有整出来，可是大队却硬把大赵生产队的劳力全部调来突击栽秧，结果只好把小秧起出来，栽到仅耙一交而没有犁的草棵里。今年200亩地只有90亩每亩收十几斤稻子，其余全部被草欺掉了。

夏种中，代圩生产队有8亩地已经撒上黄豆种了，刚要犁田时，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畜力全部调走。因为黄豆撒了种未犁，结果被公社的老鹅吃掉了。

大兵团作战不仅是支援单位劳力被调走，家里生产无人搞，而且被支援单位也遭到极大破坏。社员说:“大兵团来了我们愁，走了我们也是愁。大兵团来了没有烧草，要扒我们的房子，田没有整好，就把秧给我们栽到草棵里；大兵团一走我们的劳力也被调走，家里活没人干。”

在搞大兵团作战中，他们出了不少花样。例如在栽秧时为了显示有干劲，规定每人都要打号子，谁不打号子就说谁没干劲，就得吃批评。钟庄有两个小姑娘栽秧很快，就是因为不会打号子，而被清洗回家了。又搞什么标兵赛，田里一人栽秧，埂上九人喝采，等等。社员对大兵团作战的结论是:“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1960.11.24，⑹.）

1960年

小溪河公社生产上的主观主义，已经发展到瞎胡闹的程度。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有的是逆天行事，新田大队秦塘小队今年三月还种麦子7亩，然后又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住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并且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结果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社员胡广才一亩六分地下种一石二斗，大队却表扬他敢想敢干。钱圩生产队组织40人，大干了5天，把4亩出穗的并成一亩，亩施豆饼1000余斤，秋苗全部被烧死。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光是今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菸，结果因苗小天旱，栽得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1960.11.24，⑵.）

金辉曰：这是一组使人困惑的材料。笔者实在弄不明白，那些农村基层干部这么干的动力到底来自何方。刮共产风的动力好理解，是它能够使公社、大队干部的权力更大，有利可图；办食堂的动力也显而易见，干部们吃喝贪占都更方便了。可是这种瞎指挥、瞎折腾呢？像光做畦田不撒种、犁掉黄豆种山芋、把小秧栽到没有犁的草棵里、每亩施化肥100斤或豆饼1000斤、雨天割麦晴天栽秧、水田栽烟和水里撒黄豆，等等，这已经不同于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或是文化“原子爆炸”之类，因为那样干的结果顶多是“劳民伤财”，而这么“逆天行事”必然要导致颗粒无收。并且，指挥农民这么干的公社、大队的干部们，他们本身都无一例外的是农民，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他们肯定非常清楚这么干的后果 ──颗粒无收；同时也肯定非常清楚颗粒无收的后果 ──人会饿死。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为才格外使我们困惑。仅仅为了图表扬或所谓政绩，就能使最讲实际的中国农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么？笔者甚至觉得，那些层层加码的官员们，仿佛都与这个政权有着刻骨仇恨似的，他们在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同时也就是在致命地破坏着这个政权的基础。

作者：广东农民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罕见奇谈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051553 seconds ] :: [ 20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