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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合作and为什么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作者：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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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合作and为什么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作者：黎鸣） (652 reads) 时间: 2005-8-21 周日, 下午10:2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黎鸣: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合作

为什么中国人难以合作

【内容提要】中国人没有基督教“约”的传统，也没有古希腊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彻底求知的传统，但中国人却有孔孟儒家假仁假义的传统。

“一盘散沙”言犹未尽，对于中国人的难以合作实在还应作更微观的思考。

中国人好讲面子，什么事情总是好话、漂亮话说在前头，等到利益切于肌肤之时，什么好听的话早忘得精光，面子话既不是诺言，违背起来如水之就下，所以背信弃义在中国人简直是家常便饭，好心不得好报、甚至恩将仇报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俗话说，“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实在不假。

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西方人不讲面子而讲契约，好话千遍不如契约一张，按约办事，如同遵循圣经中的“旧约”或“新约”，圣经是人与上帝的契约。不论后来的利弊如何变化，届时利多利少，痛痛快快，二话不说，所以说，西方人是先小人后君子，到头来大家还是君子，还可以合作。中国人却是先君子（实为假君子，伪君子）后小人，到头来不仅合作不成，反结下深仇，全都是小人。原因何在？即在中国人说假话已成习惯，到时候却又不承认。所以在中国，一般朋友之间的合作远不如亲族兄弟之间的合作。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甚至更有“打虎须是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的世故之谈。不通中国世故，难以成中国人，既是中国人，就须知为什么中国人合作难。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里的“和尚”其实就是典型的中国人自己。中国人没有基督教“约”的传统，也没有古希腊人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彻底求知的传统，但中国人却有孔孟儒家假仁假义的传统。真按照孔孟的教训求善的人，势必最终使自己落得任人宰割悲惨的下场。孔子遗训2000多年，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真正以克己、礼让、孝悌、忠恕为善的人呢？

孔子有一句名言，对中国人的影响实在太大。这句话就叫作“君子不犯寡，而犯不均”。中国人得自孔子的教益，恐怕以这一句影响最普遍、最长久，也最为一切人所接受。只要是中国人，不是平均主义者的极少。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是修的果，平是治的实，平天下，均贫富，到头来不只是圣王贤相的理想的口号，更是一切百姓的梦想和希望。这齐字、平字、均字，几千年来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血液，它流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体里、思想里、意识里和潜意识中，说得绝对一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平均主义的化身。

然而儒家的“平均”与西方近代所兴起的“平等”却不是一回事。中国圣人的平均是“治国”的大人先生们给天下小民的恩惠、施舍、给予的平均，就好像养鸡场的饲养员给场中每一只鸡喂食平均，牧场主人给牛、羊、马的饲料平均，决没有饲养员、牧场主与鸡、与牛、羊、马等家禽、家畜，也即大人先生与平民身份、“人格”上平等的意思。西方近代的平等恰恰是后一层意思：一切人，不论皇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人人在人格上，在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上，在一切争取个人幸福的机遇上平等。中国人有平均的意识，但决没有平等的意识。一个和尚可以跟另一个和尚闹平均，但一个和尚决不敢跟一个当住持的大和尚也闹平均。怪不得两个和尚就只好抬水吃，三个和尚就该没水吃了。合作是平起平坐的人们之间的事情，如此中国人干得了吗？

比较之下，家族内，兄弟间，孔老夫子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还是具有正面作用的，加之从小培养情谊，对于克服完全平均的障碍情结还是有可能的。但即令如此，父子失和，兄弟阋墙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不能忘记，这里仍旧有一个传统权威的问题，以其说是情谊，不如说更是家族内的传统权威在起作用。中国人一方面是个绝对的平均主义者，同时另一方面又是个绝对的权威主义者。中国人的权威主义是中国5000年官场化社会的必然产物，没有权威主义的中国人反倒是个罕见的怪物。

中国人的合作基本上只能有一种形式。这就是官与民，或者另一种说法：主人与仆人的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往往可以相当稳定地延续很多年，甚至几代人。一个朝代，只要帝王家里自己不折腾，不要父子相斫，兄弟相残，稳定地维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都是可能的。历史上的汉、唐、宋、明、清，不都是维持了200年以上的统治吗？这说明，当小民的中国人，或者说当仆人的中国人，除非连基本的生存都维持不下去，他们是不会轻易起来反对皇帝老官和主人的。就连《水浒传》这么一部描述农民造反的书，基本上宣扬的也都是“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造反者替天行的什么道呢？不过劫富济贫、均贫富而已。宋公明骨子里还是个皇帝的良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去与他“平等”。

中国人的不能合作简直是传统病，前一篇谈到了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实际上这正是这种传统病的必然产物。这种传统病已不知让中国人当过多少回亡国奴了，中国人自己竟然毫无知觉。想当初战国末年，苏秦的合纵为什么会败在张仪连横的计谋之下？还不是“远交近攻”的传统中国人的心理起了作用？“远交近攻”也是“平均”意识的产物。近则有比，比则欲平，不平则恶，恶即在嫉妒，有了嫉妒的情绪障眼，便很难有成交的愿望，于是宁可舍近求远，便有了“远交近攻”的“理由”。实际上这“远交近攻”不仅害中国古人当了不知多少回亡国奴。

为什么中国人如“一盘散沙”

【内容提要】权力的内聚力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权力对社会成员所表现的压迫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是权力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或从社会成员方面看，他们主动对权力表示的关注力，关心力。

孙中山先生就曾叹息中国人如“一盘散沙”。中国人真是“一盘散沙”么？这“一盘散沙”为什么在2000多年中却连连造成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统一的帝国，这不是明显的矛盾么？

中国人和犹太人真是两个极端的民族。犹太人2000多年前就失去了祖国，以极其分散的方式寄居世界各国，以他人之国为自己的国籍，却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宗教和民族性特质；相反，中国人自秦汉以来一直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祖国，人心却如散沙，中国人有统一的方块字，却没有统一的宗教，甚至也说不上有明显统一的民族特质。中国人与中国人的差别有时实际上大于与外国人的差别。

2000多年的中国史，实际上是一部外部民族接连不断入主中原的历史。因此，也是各种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满清、蒙元且不说，唐末五代十国，汉末魏晋南北朝，甚至春秋战国末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都可以看作是边疆外族入主中原。看过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有此结论：中国人容易被征服。但中国人似乎也有得意之处：最终怎么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几乎都被中原的汉族同化了。汉族又怎么啦，原本就是各种民族的大杂烩，甚至最有民族坚定性的犹太人也经不起这个大民族熔炉的同化力量。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其实就是这么一大群人。值得探讨的是，中国这一大群人跟英国那一大群人，跟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那一大群人有什么不同，居然让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不少有识之士感到如同“一盘散沙”呢？甚至今天在美国的华裔，也都深感自己的族类比起欧洲人，甚至日本人，更缺乏同族的内聚力。最近仍旧有人撰文，说华裔在美国的从政，拆他们后台的恰是他们自己的同胞，面对此种种现象，我们将作何解释呢？

要解释这种现象，关键要解决什么是民族或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内聚力的问题。

社会的内聚力分三大类，其一是政治的内聚力，其二是经济的内聚力，其三是文化、思想的内聚力。

政治的内聚力其实就是权力。权力的内聚力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权力对社会成员所表现的压迫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是权力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或从社会成员方面看，他们主动对权力表示的关注力，关心力。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看，社会权力只私属于皇帝家族，虽然通过科举制度可以不断吸纳少数民间读书人（所谓儒生）进入权力阶层，但真正从全社会成员角度看，这种权力机构主要是对他们的压迫力、威慑力。中国老百性的怕官府实际上早已形成了习惯性的恐惧症，躲避犹恐不及，哪里还敢主动地去表示关注。茶馆、酒楼经常张贴“莫谈国事”的警语，以防不时招来麻烦。中国人的这种不愿关心政治的心态实际上是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惯例。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政治的内聚力最多只发挥了一半，而且是绝大多数人极不心甘情愿地受压迫的那一半，实际上远不及一半。

经济的内聚力主要表现在货币流通的联系力量。货币、金钱的流通代表着社会财富、利益的流通。货币价值的稳定性，它的信用的力量，它在全社会流通的普遍性程度等等，是一个社会的可组织性或可动员性的重要标志。因为利益通过金钱流通所达到的再分配密切关联着全社会成员。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是一个商业的普遍性极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货币的使用范围，及其所具有的在全社会重新分配利益的功能极其有限。小农经济更是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远离市场交易，绝大多数生活资料自给自足。不仅老百姓，而且官员的俸禄也往往用实物，如大米多少石来表示。人们的经济利益缺乏社会的可组织性，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同“一盘散沙”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但决不是惟一重要的原因。

作为权力的一种经济功能，一位美国学者（Ｋ·Ａ·魏特夫）曾经过分地夸张了治水对于中国社会组织的力量，他甚至把治水的需求看作是在中国形成大一统的极权主义（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权力中心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诚如本书在前面早就讨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不适宜于中国的古代社会。形成中国大一统专制权力的政治传统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中国的经济原因，莫如说更应是文化思想的原因，是中国古代圣人关于人性问题所作出的错误判断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进行讨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政府的治水功能虽然可以体现出一定程度社会组织或社会动员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重要性与人们由经常的经济利益的关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力量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上面已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分散、孤立、封闭，中国人由经常的经济利益的关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组织力量极其微弱，以致构成了中国社会形同“一盘散沙”的相当重要的原因之一。

真正使中国人具有“一盘散沙”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对人性的认识的原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辽阔的国土和庞大人口的大社会来说，使它获得大范围社会凝聚性的主要还是文化思想的力量，中央极权，天高皇帝远，权力的凝聚性不过是社会的外表，真正使每一个中国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大一统社会的成员的是这个社会的某种共同的文化和思想。汉字是这种文化和思想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工具。如果说，是汉字统一了中国，我看一点也不过分。汉字的统一人类的信息功能，的确是其他任何文字都无法比拟的。按照作者的观点，汉字不仅过去统一了中国，而且未来也极可能被用于统一全世界。汉字之外，另一个帮助统一中国的重要方面即是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实质上是为全人类）首创的一项精神原则，也即“爱人”的原则以及他对人性本质和善的判定；他认为人性本善，而善则是克己、礼让、孝悌、忠恕，实质则是“爱人”，孔子的精神原则完全独立于古希伯来先知和古希腊哲人的精神原则，后二者全部倾向于人性本恶，并分别认为善是信仰上帝，善是知识。

孔子的“爱人”与“二希”先哲的“信仰”、“知识”合为三项伟大的人类精神原则，它们几乎同时在东方和西方启迪了三种伟大的人类文化。

孔子的“爱人”精神虽然伟大，但他的人性本善（尤其得到孟子的重新认定之后）却是个巨大的谬误，正是这种谬误造成了中国文化的逻辑和历史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自我内在矛盾的困境。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人性本恶是永恒的真理；人性本恶即体现在人性的原恶：任性、懒惰和嫉妒。

人性本善的圣人之见与人性本恶的实质的相互矛盾，使圣人所提倡的善：克己、礼让、孝悌、忠恕的思想观念成了中国历史上篡夺了权力的历代恶人手中的最有力的欺骗工具。这使得自孔夫子以来，中国的文化必然地患上了伪善的通病。2000多年来，中国人真正能做到的“善”只有一个字，便是“孝”，在这一点上孔夫子是有功的，因为他说过，孝悌为仁之本，他为中国人的“爱人”精神总算还留下了最后一点希望，虽然就这一点点希望现在也正面临丧失的危险；至于其他，诸如“忠”、“节”、“义”、克己、礼让，全都是假的。中国人可不要国，但决不可能不要家。因为国事都不过是官腔，官腔就是做戏骗人，家事都是真实的。中国人彼此见了面礼仪有加，实际肚皮里却是狐疑满腹：“不知这家伙又在打我什么主意？”这便是今古贤文中所说的，“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逢人只说三分话，切莫全抛一片心”，类似的经验智慧之中国箴言，实在多得无法枚举，为什么，就因为这是中国文化造就的中国人。

前面已经指出，中国人自古缺乏“信仰”的精神原则，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中国人不会因为说了假话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中国人心中没有“真”神；同时，中国人也自古缺乏“求知”的精神原则，中国人错误地认为知识在圣人那里已到了尽头，谁也没想（也不敢）怀疑圣人的判断，因此，中国人做错了事不会反省求得终极的真知，而是以“人非圣贤”求得自我安慰。中国人惟一会感到内疚和耻辱的事是毁伤“父精母血”，是有辱父母、圣人的教诲。

一个缺乏永恒、终极性文化精神的价值追求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关心的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之外的，他的灵明之光只照亮此时此刻、此处此地，最多只涉及到有限的几个人——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

请问，如此中国人，怎么可能不是“一盘散沙”呢？

大敌当前，国难当头，虽然总不乏少数英勇刚烈之士，但仅仅几个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却怎么奈何沙数的鼠目寸光之群？这就是2000多年来，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外族成功地入主中原的根本的原因。

此外，“一盘散沙”与“大一统”实际上互为因果。“一盘散沙”说明无地方之固，少数几个恶人争霸，谁胜众人便拥谁为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古今皆然。“一盘散沙”虽难以组织起来抵御外侮，但一旦有谁拥有权力统治起来，却很容易。想当初宋末、明末的遗老遗少，如丧考妣实在可怜，谁料想，他们今天的子孙歌颂起成吉思汗、皇太极、康熙大帝来，同样是列祖列宗。这究竟是中国文化的可悲呢，还是它的恢弘？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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