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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Z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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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ZT） -- Anonymous - (2887 Byte) 2005-8-05 周五, 下午8:11 (306 re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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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魏众生：从中共喉舌潘汉年被烹看世界日报煽动拥共反华反美（读者投书）
(博讯2005年8月05日)
( 博讯编辑：我实在没有办法，又要冒犯我以前心目中的良师益友 － 世界日报。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华人，应该跟随中共准备对美战争、为中共一党专制殉葬，还是应该支持美国预防中共发动（对台即对美）战争？
多年来我一直在奔走呼号：抵御中共的战争计划。可是在异议分子中，主流意见是满足于对中国民主问题的学术讨论，根本不相信中共要发动战争抵御和平演变。只是在现在，朱成虎公开代表中共鼓吹要打核战争不惜毁灭中国西安以东及八亿中国人口之后，人们才开始醒悟，思考中共的战争计划。而正是在这时候，世界日报却连续发表文章，公开煽动全球华人联共反美，公然配合和支持朱成虎毁灭中国的反华叫嚣，要把广大华人绑上中共的战车，使中国人民为中共的一党专制殉葬。
如果不能制止世界日报这一发展动向，世界日报往日的台湾国民党背景和以前的“右派”“反共”外衣，将会迷惑很多华人跟随中共的战争计划，造成美国本土的最大动乱。那时候，还会有广大华人在美国的安居乐业吗？！这必将加剧华人与美国本土之间的矛盾，把本来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华人逼死角。 (博讯 boxun.com)
如果任凭世界日报的联共反美活动发展下去，又没有其它中文媒体的批评，必将危及到其它中文媒体：当以后中美矛盾剧升时候，美国本土上的中文媒体会否被怀疑为中共掌握的别动队？
所以，与世界日报错误划清界线、进行批判，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工作。这远远超出了媒体之间关系的小事，也超出了不同观点学术争论的范围。
所以希望你们能高抬贵手，放行我这篇文章。文章是我的个人观点，你们不负任何责任。
多谢 )
又一座民主自由反共堡垒被中共攻克！
由台湾一位国民党大老创办的联合报系，在海外拥有一个世界最大、影响力最广的中文民主自由宣传基地，它就是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日报。凡是初来美国的人，都把这份报纸视为华人自由世界的旗帜。我来美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非常喜欢这份报纸。
但人们哪里会想到，这份昔日的爱国反共报纸，民主自由的火炬，已经被中共渗透和改造，成为半遮半掩的中共喉舌？世界日报的这种转变不是自今日起。但它明目张胆地为中共卖劲宣传，则是从今年开始。
继2005年（即中华民国九十四年）6月25日，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钓鱼台主权彰显两岸终必共同面对日美联盟”的社论，借钓鱼岛问题鼓吹台湾联共反美之后，7月24日世界日报周刊的<风向>专栏发表了首席评论员孟玄的文章“朱成武的中美核武对抗论”，文章支持朱成虎主张毁灭中国的反华讲话，为此颠倒黑白，掩盖中共在“和平崛起”幌子下对世界的战争威胁，反而把美国对中共战争阴谋的防堵宣扬为美国威胁。它写道“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和日本其实已经悄悄发起一场新的冷战和围堵，....美日假想敌从表面上看，被归类为流氓国家的北韩像是首选，但极终目标是中国。” 接着在7月31日，世界周刊<风向>专栏又刊出了三位评论员的文章，煽动华人拥护中共，反对美国。他们这里对美国没有半点肯定，对中共没有半点否定，他们的拥共反美立场一目了然。
让我们看看世界日报这三位主力评论员在这一期周刊上是怎样为中共的反美宣传效劳的。
孟玄的文章“不对称的中美争霸”借别人之口对美国的概括是：“美国绝不容中国崛起，一定无所不至地设置障碍。”而对中共的评价则是：“中国。。。它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发展模式，。。。越来越多开发中国家向往中国独立发展模式”。孟玄先生的爱憎是多么分明，根本是违背了他在文章开头时所讲的“不能再用简单的黑白二分法”。但可惜这种爱憎分明是黑白颠倒了。中共是什么“发展模式”？第一是千方百计地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第二是代表中国的腐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腐败斗争。黄金高事件引发网友一片骂声（附录1）证实了广大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不满，揭示了中国的真正民意，它证明，六四期间爆发的中国人民针对中共的反腐败斗争是不可能被永远镇压下去的。中共“发展模式”的第三条，是对外武力扩张，中共一面向俄国出卖约四、五十个台湾的中国领土，一面叫嚣要为一个台湾与美国同归于尽，这种极为荒唐的表现是一个铁证，证明了，中共的真正秘密战略是以珍珠港式手段征服世界民主自由阵营的大本营美国，从而从根本上解除美国对中共的和平演变夺权威胁。至于美国，它对中共的根本方针是通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来促进中共和平演变，使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融入现代文明世界。美国这一方针从杜勒斯起就是公开的，也是中共最为惧怕的。美国对于中共的战争准备当然应该提防。如果说美国有什么问题的话，我看就是布什政府对中共战争阴谋的麻痹大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把中共特意设计的南海上空劫持美国侦查矶，解释为中共军机的飞行事故。
世界日报第二位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反文明与反恐”，影射美国领导的反恐变成“反文明”。作者对美英反恐中的缺点的批评当然应该鼓励，但借这些缺点从根本上否定反恐斗争、否定美国，则是作者文章的真正目的，这一点，凡是经常看中共强国论坛的人们，早有体会。在中共这个几乎字字都要严格审查的论坛，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大量否定反恐斗争、吹捧恐怖势力和邪恶轴心国家的反美文章。凡有头脑的人们，早就知道，中共是邪恶轴心、恐怖势力的总后台。世界日报评论员文章与中共势力合唱同一个调子，其背后的总指挥，不是昭然若揭吗？尤其是，作者借用二战时期美日开战时美国对日裔侨民的限制，煽动华人准备跟随中共抗拒美国，在美国本土内部配合中共的对美战争。其实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世界日报如果是反共，本应该做为事例，鼓励华人反对中共的对美战争计划，反对中共借台湾问题向美国开战，但世界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却是相反，站在中共立场上煽动华人准备反美，准备在美国本土充当中共的炮灰。
第三位评论员的文章是“美中台新路线图”。作者拿台湾问题，一方面诉说中共的的善良美好，一方面控诉美国的恶行。文章写道：“目前两岸之间，泛蓝和中共合打的是和平牌”，而美国呢，要台湾“以巨额国防预算为美国围堵中国充当马前卒”，“籍中国未及壮大前翦除中国威胁。”作者歌颂中共的“和平”，就是要华人忘记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会儿说“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继续”的暴力流氓历史，让台湾人民在中共血盆大口前丧失警惕。作者说美国要台湾做马前卒围堵中国、使中国“不能真正崛起”，更是要挑拨离间台美关系，破坏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美好向往，好让中共各个击破，也为中共发动的对美战争事先准备舆论。
纵观这三位评论员的文章，中心宗旨就是要让海外华人认中共为救命恩人，认美国为恶惯累累的敌人，让美国华人准备在美国本土配合中共的对美战争。 尤其是，当中共准备以八亿中国人做人质发动核战来挽救中共垂危命运的计划由朱成虎曝光以后，世界日报评论员参加了由中共指挥的全球中共势力大合唱，支持朱成虎主张毁灭中国的反华讲话。
孟玄在题为“朱成武的中美核武对抗论”的文章中，与所有支持朱成虎讲话的人一样,都似是而非地把“核威慑”做为支持朱成虎的理由。他们的根据是,既然以前苏联与美国之间能有核威慑,那么今天中共当然也可以拿它来为对台动武壮胆。
其实,朱成虎代表中共的核叫嚣,根本就不同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核威慑。二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甚至是相反。
第一，６０年代后期，随着美苏相互威慑格局的形成，发展起来一个战略概念：“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它的意思是,只要苏美双方都拥有能给对方以毁灭性报复的“确保摧毁”能力，则任何一方都不敢挑起核冲突，因而也就保持了战略稳定性，避免了核战争。如果说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概念是利用正常人理性的核恐怖,指导如何避免核冲突,避免核战争,那么朱成虎的叫嚣则是蓄意挑起核冲突甚至是核大战.朱成虎的叫嚣表明,中共已经没有正常人的理性,没有核恐惧,所以“相互确保摧毁”的规则对中共已经不适用.他们惧怕的只是丧失他们共产党的专制地位,所以要消灭台湾的民主力量来保持中共的专制地位。为此在所不惜挑起核大战,牺牲大半个中国和八亿多中国人口.
第二，美苏之间虽有互相核威慑，但从来没有政府的代言人公开向对方国家流氓讹诈：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们就要拿多少城市的毁灭换你们多少城市的毁灭。
第三,只是为了台湾这个局部地区的岛屿而准备打核战牺牲大半个中国和大半人口,这种论调非常明显地不符合常人逻辑,所以不能使老外相信中共真的会这么干。所以这种虚假性也就不会对美国人起威慑作用。
孟玄说,“朱成武谈话要打破美国的如意算盘。他告诉美国，如果美国决心干预台海，就必须准备核子大战。只有明白告诉美国最后底线，才能阻止两国为台湾爆发核子大战。”美国人会相信朱成虎的谈话和孟玄的解释吗?美国人可不是我们中国人,它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说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就是中共的核心利益.(只有我们能够理解:台湾的民主自由旗帜是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最大威胁。)所以老外的思想方法是:那四五十个台湾的中国领土都被中共白白拱手送给俄国了,怎么会为了一个台湾而牺牲整个中国?
孟玄在文中最后写道:“当年美国与苏联冷战时，就以先发制人的核子攻击苏联，抵消苏联在欧洲战场常规武力绝对优势，才能保证双方恐怖平衡，谁也不敢先动手。”
这话如果是说冷战时期，完全正确。因为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在苏联的血盆大口面前，欧洲的安全对资本主义阵营的存在关系重大，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美国威胁用核武先发制人，完全正常。
但这话如果是指现在，就不适用了。是美国不敢出兵援台吗？如果是为中共挑起对台战争壮胆而对美国进行核讹诈，我看不会起作用，因为天真的美国人不会相信，中共会心狠手辣地为了占领一个台湾岛而牺牲过半国土和人口。
那么，孟玄先生的这段话是否适用中共 － 在美国的核力量及常规力量绝对优势下中共不敢先动手？
我的回答是，中共为了保卫它的一党专制地位已经丧失理智，对它来说，等待就是死亡，时间就是绝望，它为了垂死挣扎，必然要设法先下手为强。至于它会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出其不意的手段下手，全世界人民都要提高警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这一出其不意的流氓偷袭手段，不会危及他们领导高层的生命安全，不会危及到他们遍布美国的亲属及其财产。
当我们简单回顾了世界日报最近的联共反美文章之后，我不由得想起五十年代被毛泽东烹走狗的中共要员潘汉年近六十年前在上海“敌占区”《联合日报晚刊》的角色。中共回忆录是这样介绍这份报纸的。“《联合日报晚刊》是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即“周公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的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该刊予以经常性的关心、指导。”“应上海《联合日报晚刊》郑禹森的约请，要”潘汉年“不受任何拘束写一点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于是，从１９４６年９月９日到１２月３日，该刊综合版自刊出潘汉年以荆溪的笔名所撰写的开首篇《上下古今．题解》之后，即在<上下古今> 的栏目之下，连篇累牍地刊出了他的杂感式的短文，共计４４篇之多。” “出于该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国统区严酷的环境之中，加之潘汉年本人又担负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样，他就只能化名<荆溪>”，只能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 “曲笔”，来纵论上下古今了。”
不知世界日报社长、主编及几位评论员们看了这段史料有何感想？你们的知识虽然丰富，写作水平虽然傲居华人之首，但可能想不到，你们可能正在步潘汉年的后尘，有遭他不幸的风险。因为你们虽然现在跟随中共，但早已晚矣：在你们认识到党的伟大之前，你们早就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反共劣迹，早晚有一天，你们要被秋后算帐。而且，你们不了解中共的流氓发家史，不了解，有多少国民党军队营级以上军官隋上司起义投降后被秘密处决（连、排、班级军官早被公开屠杀），不了解，有多少中共的地下党干部及起义投共将领后来被镇反或送劳改处置。
网上一篇文章预言了有一天中共征服美国的场景（附录2），但它没有预见到世界日报会做为贵宾被中共邀请到西柏坡参加中共政治局扩大学习会，更没有预见到中共在政权更替后接着而来的大屠杀和烹走狗运动。但我看要防备中共的这一手。
为了增加世界日报有关人员的见识，现把一代奇才报人潘汉年为中共奋斗的辉煌历史，及“解放”后被毛泽东处置的过程附录于后。（附录3，附录4）
附录1：
内部消息：黄金高事件惊显民意，胡锦涛受震撼批示“揪心地痛”（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07/200507140226.shtml）
附录2：
十五，下一次大断电，美、加、欧 亿万横尸惨绝人寰，中国政府的慰问电 二00七年年初深冬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完工的北京《和平论坛》为背景，在贝多芬《葬礼》的一片哀乐中，向全世界播送了新华社发自纽约、华盛顿、旧金山、多伦多、伦敦的简要报道，然后播送了中国政府对美国、加拿大及欧洲部分国家在死亡线上最后挣扎的人民的慰问电。 “新华社纽约讯： 截至今天，纽约地区的全面大停电已经持续近两个月。一个多月来，交通、通讯、经济和商业活动由部分瘫痪发展到全面瘫痪。使用备用电力的医疗、电视广播、政府、警察乃至军队系统，都由于油料发电机的备用油料逐步耗尽而逐渐停止运转。美国人存活所依靠的超级市场早就没有任何食品和饮水，加上长期停电造成的停水、停气及停暖，使饥寒交迫的纽约人一批批走向死亡。人们向一些食品仓库涌去，但缺水及缺暖气使这些人只能延缓而不能避免死亡。美国人犯下的严重错误是相信美国政府在停电初期的许愿，错误地以为这次大断电也能像上一次大断电那样迅速结束。如果他们在这次大断电初期就能大举外逃，也许他们现在已经能够在中南美洲一些国家中过上难民生活，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长期饥寒交迫造成的体力不支，使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穿过重重叠叠高速公路造成的步行障碍，抵达以往阻挡外来非法越境偷渡的南方国境线。一批批离开纽约的逃难者惨死在南下逃难路上。 数百万成千万的纽约人，两亿多的美国人，他们集中死亡在一起是什么样子？幸好，由于天气寒冷，成批死亡的人们没有腐烂，没有排山倒海般的蛆虫和遮天蔽日的苍蝇。倒在房前屋后，横七竖八横尸大街，及逃难路上挤在一起暴毙的人群，从远处看，就像是刚从古地层中发掘出来的化石上所挤满的昆虫，从近处看，则像是西伯利亚近北极处冻土层中发现的当初突然集中横死在一起的各种古代动物。而像铁达尼号一对对老人们一样，安静地死在自己房间及床上的恋人们，则像是一对对等人埋藏的不朽浮雕或木乃夷。最令中国人深感钦佩的是，也许是因为美国人都认为安息主怀是不可改变的宿命，被大饥荒夺命的美国人都是从容、坦然而有序地走向死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安排。要是换成中国人，早就为争夺那最后的食物而互相打破头，打死的人比饿死的人还要多了。 幸运的是，由于中国领事馆早先悄悄打过招呼，一些纽约华人才得以在停电一开始就储藏食品、饮水而存活下来。现在，那些往日被人们瞧不起的“福州偷渡客”正在成为纽约救灾的主力，他们是新纽约的未来和希望。 至于联合国的命运，在大停电一开始，在中国俄国代表团的主导下及广大不发达国家代表团的支持下，联合国就通过决议，迁移到了中国北京。” “新华社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慰问电 惊悉美国、英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发生全面停电的天灾人祸。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失误，没有从美国2003年大停电事件及后来英国、瑞典、意大利的类似停电事件中记取正确教训，夸大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没有看到人的因素第一，致使在这次大停电中发电设备破坏饴尽，长期难以修复，人民遭受劫难，死亡无数。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这些国家的人民寄予无尽的同情，对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对尚幸存者致以慰问。 特别提到的是，中国人民对大洋彼岸印第安同胞们格外深刻的情意和哀思。印第安人民本来就是美州土地的原来主人，而从欧洲来的殖民者则是外来的掠夺者和毁灭者。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是中国人的同胞同种兄弟，印第安人就是中国人，所以说到底，中国人才是美洲大地的真正主人。中国人民对美洲土地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今天，美国政府已经几近消失，美国本土及夏威夷、关岛、冲绳、阿拉斯加的军队由于同时爆发不明传染病而自顾不暇、不能自拔，并在快速湮灭。当美国土地上人口骤减而走向消失时，应当由谁来行使这块土地的主权？虽然绝大部分印第安人民都在大停电劫难中遇难，但美洲土地的主权问题始终没有改变：中国人民拥有这块土地的绝对主权。这一主权原则已经体现在这几天刚通过的联合国决议中。 中国政府怀着对自己的印第安同胞及世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正在行使对美洲土地的神圣主权。中国大陆人民在美国土地上的上百万幸存者，在中国外交人员的领导下正在迅速组织起来，进行救灾、埋尸及治安活动。中国政府派遣的众多载有大型电力设备的救难船队，包括一千多艘远洋商船，在远洋舰队的护航下，正在齐头并进向美国和加拿大挺进。中国的武装救灾人员正在从中南美洲多个国家及东西海岸进入美国。亿万中国人民正在整装待发，准备登上美洲土地，使中华民族的古老家园焕然一新。 中国政府在此严正声明：在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下，任何人都不得阻挡中国政府奔赴大洋彼岸的救援活动。任何外国政府和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中国政府许可都不得擅自进入美国本土及阿拉斯加、夏威夷、关岛、冲绳。 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联合国已经达成协议，欧洲那些停电国家的救援活动由俄国主导，由法国和德国进行配合。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不仅在现有960平方公里土地上是人民的忠实代表，不仅是美洲印地安人民的忠实代表，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整个人类，也是整个地球的忠实代表。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企图阻挡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反华势力，必将彻底失败！ 近百年来由美国人主导人类的时代已经结束。在今天全世界为旧时代举行葬礼的时候，太阳正在从东方喷薄而出。一个崭新的人类时代，中国人的时代，正在开始。在明年的北京奥运会上，全世界人民将共聚一堂，庆祝这个伟大时代的开端。” 接着，中央电视台和电台开始以人声鼎沸、万头攒动的《中华世纪坛》为背景，播送起欢乐的《歌颂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越过群山， 跨过平原， 穿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我们经过了多少苦难， 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来了， 我们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在这一开国乐曲中，先播送了党中央西柏坡学习会议的简报，再播送了一些国家和组织及个人发给胡锦涛主席，祝贺中国恢复美洲主权的贺电。 “ 新华社西柏坡讯：海内外华人欢呼中国世纪到来 由胡锦涛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学习会扩大会议昨天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包括全体中央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农兵学商模范代表、归国民运代表、归国华侨代表，台湾代表及少数民族代表，列席了这次扩大了的学习会。列席学习会的还有参加过长征和抗战的老同志代表。当这几位老同志坐着轮椅缓慢进入会场时，会场爆发起雷鸣般掌声。全场起立向他们致意。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骄傲。 在美国突然垮台这一重要历史时刻，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聚集一堂，商议中华民族如何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会议重温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教导”，和关于“我们能够破坏一个旧世界，也一定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言壮语，决心不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担负起领导世界的重担。 会议中，由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党中央如何领导我们在把求发展做为第一要务的同时，逐年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如何利用911事件及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削弱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如何战胜美国的阻挠，利用这次美国大停电的难得机会，把联合国从纽约迁到北京；如何在联合国争取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美洲的主权。代表们回顾中华民族走过的坎坷道路，无不感慨万分。代表们回顾历史，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到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强起来，到胡锦涛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领导世界的地位，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关于不与美国搞对抗、韬光养晦求发展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正确性，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完成民族复兴宏业的无比英明。代表们目睹伟大祖国在胡锦涛同志“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口号下终于把美国比垮的伟大成就，个个庆幸中国人民又重新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和统帅。 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做了意味深长的重要讲话。他说，近六十年前，毛泽东主席率领我们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今天，我们要从这里出发，翻开人类历史划时代的新篇章。他勉励每个中国人，在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中华民族“仁者无敌”的光辉传统，处理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残余人口的关系，使他们能够顺利熔入中国人的社会。 胡锦涛同志还强调，美国虽然灭亡了，但它的一切优点和长处我们都要继承过来。我们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教导，在党的领导下学好美国的宪政，建立起横跨太平洋的中华民族联邦。 胡锦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举措：接受海外民运代表的建议，开放多党竞争，中国由谁领导，由人民的选票决定。 在接下去进行的分组讨论中，各组代表一致反映，自从一周前全国各地学习中央文件，得知联合国已经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美洲的主权以后，各地人民都自发举行游行，欢呼中国世纪到来，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虽然中央文件反对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代表们反映的民意民心证明，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逐渐丧失的合法领导地位，终于得到恢复。”
附录3：
潘汉年传奇
“不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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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情报战线
“七大”闭幕之后刚好６０天，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照会同盟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电波很快传到了延安。
这天夜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各机关的干部战士，同延安各界人士，纷纷走出窑洞，大家打着火炬，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向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无数火炬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像一条长长的火龙，蜿蜒游动，蔚为壮观。人们围着杨家岭前熊熊燃烧的巨大篝火，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潘汉年、董慧两人也都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里，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不过，包括潘汉年在内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都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在胜利面前将意味着什么。早在“七大”期间，毛泽东就严肃地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尖锐问题：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主义半封建的国家，这无论从理论信仰，还是从阶级的利益考虑，中国共产党人无疑选择前者，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势必选择后者。于是，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了，激化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包括日本投降后不久，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与蒋介石签订了著名的《双十协定》。此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又继续留在国统区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表达了中共的和平诚意。然而，共产党人的种种努力，亿万人民渴望国内和平的迫切愿望，很快在严酷的现实中化为泡影。在民族战争的火药味尚未消失之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却加紧以武力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加快了发动内战的步伐。于是，一支支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从陆地、空中和海上被运往敌占区，强占各战略要地；一批批接收大员，从大后方接踵而来，“接收”财产，接管沦陷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面对国民党的步步进逼，与日本侵略军整整拚杀了８年之久，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为捍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作斗争，不能不为可能出现的新的内战做准备。因此，中共在努力争取国内和平的同时，丝毫没有松懈过自己的警惕性。日本投降后，中共军队奉命开往敌占区周围，同时派出大批党政干部到敌占区开展工作。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较量正在酝酿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潘汉年被派往东北。东北是一块肥得冒油的宝地。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这里交通便利，还有国内第一流兵工厂，日本关东军留下了大批武器装备。这一切表明，谁拥有东北，谁就将在国共决战的较量中占有优势。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东北局领导机关进入东北不久，潘汉年与高岗、张闻天、李富春、凯丰、王鹤寿等一批高级干部便走上了“闯关东”之路。他们在延安乘飞机先抵达晋察冀根据地，然后乘坐汽车，风尘仆仆地赶到当时东北局所在地沈阳。
潘汉年此行的任务，仍作为中社部的干部到东北负责情报工作。他们一行到达沈阳时，内战的火药味已经相当浓烈，刚刚立足未稳的东北局机关正准备离开沈阳向抚顺转移。潘汉年即与时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邹大鹏商量决定：邹随局领导机关撤离沈阳，因潘汉年初次来沈阳，没有人熟悉他，由他留下指导此地的情报工作。为此，邹大鹏将当时沈阳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张为先介绍给潘汉年，张还安排化名为陈百学的肖向前，掩护潘的活动，让潘住在肖的家里。
１９４６年２月，董慧也到了沈阳。为了掩护潘汉年开展工作，董慧暂时不参与任何活动，仅以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于是，日常的油盐酱醋，买汰烧，均由她一人操办。这位富商的千金小姐，党的情报战线上的女中豪杰，竟又是一个典型的在东方文化薰陶下的贤妻良母。
正当潘汉年在沈阳的情报工作初步展开之际，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一天，张为先跑来向潘汉年报告，他以前的一个关系被捕叛变了，张本人必须暂时离开沈阳。这样，潘汉年在此地的工作就失去了依托。恰巧这时参加军调部的饶漱石正在沈阳活动，他与助手住在市内一家大旅馆里，潘汉年设法送信给饶，向他请示自己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饶、潘之间虽有芥蒂，但决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就是中共党的组织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原因之一。饶见信后，遂派叶文津去见潘汉年，转达他的意见：或去大连找华中局驻大连的机构，或去北平找军调部的李克农，由潘自己决定。
按照饶漱石的意见，潘汉年与张为先、董慧等商量后，决定去北平找他的老战友李克农。
李克农是中共情报战线的排头兵之一。早在中央特科时代，他就与钱壮飞等人奉命打入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领导中枢，为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潘汉年调入特科后，两人有了直接的工作关系。此后在长征途中、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他们又都担任了中社部副部长的职务。在共同的战斗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七大”后，李克农仍继任中社部副部长，而潘汉年则没有明确的职务，虽然他还是以中社部干部的身份重返情报战线的。抗战胜利后，李克农奉调出任军调部中共方面的秘书长，进驻北平，协助叶剑英等处理北京军调部的日常工作。
李克农在军调部接待了潘汉年，并电告延安，请示潘的工作安排。根据中社部的指示，潘汉年旋即飞返延安覆命。３天之后，中社部正式通知他：要他速回北平，然后南下，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报到，接受新的任务。对这一决定，潘汉年的确感到由衷的高兴。
原来，这时国民党已“还都”南京，国共两党的谈判也由重庆移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设在梅园新村１７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就住在此地。中社部的决定，使潘汉年意识到，自己将要回到长年战斗过的地方，并且直接接受周恩来的亲自领导，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到十分高兴。多年来，潘汉年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真心诚意地敬重他。自从进入中央特科后，潘汉年就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学做情报工作；福建事变前后，潘汉年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命，与十九路军谈判，并出使闽省协调双方行动；长征前夕，潘汉年又受周恩来派遣，与何长工一道赴粤与陈济棠部密谈，为红军的长征缓解了南厢之围；长征途中，潘汉年这位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也在周恩来这位总政委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此后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进程中，在艰苦卓绝的８年抗战中，潘汉年又在周恩来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下工作……在许多场合，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周恩来总是慧眼识英雄、知人善任，把潘汉年放到重要的岗位上。眼下，内战一触即发，国统区正需要大力开展情报和统战工作，而能够全面负责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周恩来自然又想到了潘汉年。因此，当周得知潘汉年和董慧在北平待命时，便立即通知中社部，将潘调往南京。
接到中社部的通知，潘汉年与董慧同机从延安飞返北平后即转乘军调部飞机直飞南京。他们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相谈甚欢。不久，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去上海与当时上海站的负责人华岗取得联系，等待分配具体的工作。到上海后，潘汉年就住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１０７号“周公馆”。
马斯南路１０７号是一幢独立的三楼一底的花园洋房，这里原为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的驻地。因为国民党当局为限制中共代表团的活动，不同意挂有正式名称的牌子，因此对外称为“周公馆”。
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已是１９４６年６月了。未过几天，周恩来也从南京赶来。鉴于局势已经相当严峻，国共谈判即将破裂，周恩来要求潘汉年以指导党的秘密工作为主，因此在与党的其他战线保持密切联系，以取得其支援和帮助之外，一般不进行公开活动。
任务已经相当明确了。虽然潘汉年在中社部没有一个明确的职务。但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决不计较这些，相反，他倒像一个“不管部部长”，在情报、统战，乃至宣传等几条战线上同时开展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在上海负责指导情报工作，这对潘汉年来说，真可谓驾轻就熟。此时，留在上海的情报关系原属潘部或与潘部有直接联系的有张唯一、刘人寿的情报点，这是潘汉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亲自建立的。张转移到香港后，日常联络由刘人寿负责。具体指导在潘汉年离开华中局后先后由刘长胜、徐雪寒、于毅夫等负责，抗战胜利后改由上海地下党沙文汉负责。潘汉年返沪后，这一摊子又归潘直接指导。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先后与老的情报关系，如依托在军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徐明诚的情报点，刘少文、龚饮冰的情报系统，以及金仲华、李剑华、陈曼云和时在上海经营《时事新报》的胡鄂公、钱铁如（钱纳水）等取得了联系，并与有关情报人员专门研究讨论了目前的工作状况，总结了经验，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由于潘汉年的到来，上海的情报工作此后就更加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他们利用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军统、中统、警察局、海运、空运等方面的各种关系，取得了大量重要情报。据刘人寿、何荦回忆，这些情报有：（１）１９４５年秋在美国支持下大量蒋军从大后方空运到沿海城市和东北的情报；（２）华中“剿总”战报、东北战役中海上军运情报；（３）国民党关于徐蚌会战的部署；（４）江防计划，江阴要塞、吴淞要塞、海军舰队驻地情报；（５）国民党国防部人事情报，联勤部组织系统、补给表，战斗序列、蒋军运输计划；（６）解放区大华贸易公司金柯秘密叛变的情报，军统、中统上海机构人士以及他们搜集的有关基层革命组织的情报，以及有关苏联在沪机构活动的情报；（７）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获悉蒋将下台，李宗仁将上台等等的情报。
在上海大约工作了近４个月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底，潘汉年奉命向香港转移。到香港后，潘汉年仍然把情报工作作为自己这个“不管部部长”的工作重点，并利用董慧的社会关系，有效地掩护自己的工作。同时，他又派简竹坚作为主要联络人员，为他沟通同各方面的联系。简时任香港健全中学的校长，该校由简家创建，她利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这样的职业作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不久，潘汉年又将张唯一、张建良等从上海调来香港，后又经夏衍介绍吸收了杜宣（桂苍凌）为情报干部，另由张建良介绍，先后吸收了邝鸿藻、杨建平为情报干部。这样，潘汉年就在香港组成了一个由他直接指挥的精悍的情报班子。为了扩大情报来源，潘汉年还通过地下组织在广州和澳门搜集各类情报。而香港及华南方面的所有情报， “都由张唯一汇总编写，由潘汉年审定签发，通过无线电波不断传送给中央情报部”。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在这一时期重返情报战线所进行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的杰出贡献也已写入了史册。就在他被捕之后，１９５５年７月，他的战友李克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仍然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潘汉年在上海、香港两地的情报组织的来往电报及从１９４９年缴获的蒋特档案看，这时期潘汉年所属上海、香港两地报告了有关蒋匪的军事调动、建军、向解放区派遣特务、蒋特电讯侦测情况、蒋美关系……等情报，现尚未查出可疑材料。”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在一片打倒的呼声中，能为潘汉年说上这么一些公道话，实属难能可贵，也从反面证实了潘汉年在这一时期开展情报工作的实绩。
纵论“上下古今”
“阳羡处处有洞天，荆溪步步皆胜地。”历史悠久的荆溪河，是宜兴的象征，是宜兴人的骄傲。因此，在阳羡文化群体之内，以荆溪为笔名，或以文会友，或著书立说，或挥毫落纸者，亦不乏其人。潘汉年也有这样的雅兴。
潘汉年此次重返沪上，应上海《联合日报晚刊》郑禹森的约请，要他不受任何拘束“写一点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于是，从１９４６年９月９日到１２月３日，该刊综合版自刊出潘汉年以荆溪的笔名所撰写的开首篇《上下古今．题解》之后，即在“上下古今” 的栏目之下，连篇累牍地刊出了他的杂感式的短文，共计４４篇之多。
《联合日报晚刊》是在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即“周公馆”的直接领导之下，以民间报纸的面貌出现的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块舆论宣传阵地。周恩来、董必武等对该刊予以经常性的关心、指导。出于该刊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当时国统区严酷的环境之中，加之潘汉年本人又担负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这样，他就只能化名“荆溪”，只能以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 “曲笔”，来纵论“上下古今”了。为此，他还在《题解》中申明，他写的“随笔”，“仅仅是在这里想说到的东西，乱七八糟，好比四川人所谓‘摆龙门’，北方人所谓‘闲扯淡’。于世道、人心无关，既不尊孔，也不崇洋，更说不上‘美国作风’、‘海派噱头’，只是无所谓而谓之”。
果真是“于世道、人心无关”？果真是“无所谓而谓之”？这仅仅是潘汉年的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已。实际上，潘汉年这数十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以其犀利的笔锋、宏伟的气势，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尤其是潘汉年在文中围绕国统区人民最关心的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即政治上的民主与和平，经济上的破产与民生，以事实为依据，揭露了国民党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和罪恶行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渴望民主，反对独裁的强烈愿望，“很配读者的胃口”。
纵论“上下古今”，潘汉年首先把文章做在东北。东北是战后国共两党争夺战略要地的重点，也是能不能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焦点之所在。同时，又是他与董慧两人于抗战胜利后共同战斗、生活的地方。从“上下古今”栏目开设之日起连续６天，潘汉年发表了《从东北说起》、《中秋话东北》、《东北究竟还有多少满洲人》、《张学良什么时候回到东北》、《出关见三怪》、《东北三宝》等六篇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六篇文章中，都是讲的 “无关宏旨的东北小事情”，无非是谈天说地，风俗人情。自然，我们从文章中看到了在那白山黑水间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有“冰封千里”的隆冬，有“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炉吃西瓜”的仲秋；看到了那波涛万里的大连湾、郁郁葱葱的兴安岭……在那令人神往迷恋的大自然的怀抱中，有无穷的宝藏资源，有遐迩闻名的三宝：人参、貂鼠、乌拉草。在讲到这三宝时，作者写道：“这次共产党占领东北若干地方，记得有一种报纸的副刊取名为乌拉草，推其用意，亦以为东北三宝，唯有乌拉草是一般人民的宝物，以示其阶级利益方向所在，故不齿人参、貂鼠，而特别重视乌拉草，惜未见其创刊词，姑作推测之词。”至于讲到东北是个好地方时，作者则有“旧俄沙皇想夺，日本人要占，中国人自己在抢”等议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要独占整个东北，他们依靠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地，“方见胜利的东北，今日又变成了内战的战场”。正是在这样一种谈天说地之轻松气氛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作者对东北的热爱，表示了自己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政治倾向。
同三十年代一样，潘汉年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在“上下古今”中，作者以相当多的笔墨，描述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深陷于苦难之中，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状况。 “流亡满月愁填壑，水旱焦心欲问天”，道出了当时人们心灵的哀叹。同时，对国统区的种种黑暗、腐败的丑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奇闻怪状，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在９月１６日发表的《热河上不上冻？》一文中，潘汉年写道：在敌伪统治以前和统治时期，热河省大部分农村中，十八岁以下的姑娘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并不算奇怪，可以耕种的土地上，大部分栽的是鸦片烟。可是日本投降了，“国军”收复了承德，“热河老百姓头上的天也未翻，地亦未覆，而十八岁以下的大姑娘，还是穿不上一套新裤褂”。１９日，潘汉年又在《丰收，丰收！》一文中，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宣传粮食大丰收，“军粮无虞”，实在是一种骗局。事实是，“各省农村中饥饿现象愈来愈凶”，湖南零陵县“今日大饥荒之灾民，皆瘦骨嶙峋，形同行尸，彼此相对而行，数步即须互避，否则一经撞碰，即倒地不起”。在《神仙．老虎．狗》一文中，潘汉年揭露了中国“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上自公卿，下至地痞”那种狗虎仙人物的卑鄙行径和丑恶心理。他写道：“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快乐得像个神仙，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有杀气腾腾、凶暴残忍的手段，好比会吃人的老虎。但是强中还有强中手，遇着有恶势力可以制服你的，或者平日豢养你的，以及时运不济，有所求助于人的时候，要驯服得像条狗。”
在这类文字中，还有《两袖清风》、《身在曹营心在汉》、《“禁”的哲学》、《警犬的嗅觉》、《谨防扒窃》、《贪污古今》、《审奸难》、《从舰艇走私说起》等篇章，将国统区尤其是国民党上层统治的种种黑幕暴露于天下：一位居官多年的中委兼部长，囊金３００余万返沪，不２０日就“几至用罄，立感拮据”，后将洋房出典，订期３月，典资为４０００万元，与月收入还不足二三十万元的普通公务人员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居然博得了“两袖清风”之赞美！南京警察厅明知大批扒手“抵京”，却束手无策，唯有登报发通告，要市民“务须密切注意自己之钱财衣物”。除此而外，还有汉奸审判汉奸的丑闻，警犬冲入理发店误把香水当大烟的笑话，禁而不止的烟赌娼舞，上下其乎的贪污之风，以及陆上的武装走私，天上的航空走私，海上的舰艇走私，等等，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图，成了国民党统治行将崩溃的征兆。
如果说，国民党腐败没落的反动统治早已失掉了人心的话，那么国民党在美国人的支持下积极发动内战则进一步推进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自己的灭亡。潘汉年在“上下古今”中对美国人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拍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人支持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披露；对美帝国主义的虚伪说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驳斥。在《旧调重弹》等杂文中，潘汉年以近代中国血泪斑斑的历史，讽刺了美军霍华德中将鼓吹的美军驻华是为了“保护美人生命财产”的谎言，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七．七”事变，“友邦军队开入中华，没有一次不是告诉我们为的是保护友邦人士的生命财产”，霍华德的话，完全是“旧调重弹”， “并无新刺激”。在《骆驼．象．牛》一文中，潘汉年怒斥了美国“盟友”的险恶用心，当他们看见牧童骑牛背，就感到高兴，“居然认为中国前途颇有希望”，潘汉年写道：“美国飞机毫无拘束的飞翔中国天空，美国的坦克、战车、吉普驰骋于中国原野，火箭炮、细菌弹……最新式的杀人武器，正在帮助中国内战的广大土地上发展着，可是中国农民的穿着破烂、赤足肮脏、牧童骑牛背……一切、一切依然如故，所谓‘前途有希望’，是不是把牧童骑牛背的中国，可以升列为埃及、暹罗一般游览风景区？”在《笑话两则》、《美化之路》等文中，潘汉年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文化侵略和经济渗透以及借“门户开放”之名，进行肆意掠夺的种种侵略罪行。在这类文字中，潘汉年还有一首题为《美国兵颂》的打油诗，全诗采用反语形式，每节开头都冠以“美国兵顶好”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是对美军侵略罪行的血泪控诉：
美国兵顶好！
白白送来这么多飞机，军舰，大炮，
又把中国兵一个一个美式武装周到；
不听话的军队不投降也得讨饶，
将逼得他们走投无路，归不得老巢！
美国兵顶好！
带来了这么多美国货－－精又巧，
飞过海关，越过税卡，
不用说，价格格外公道，
军用罐头，花旗蜜橘；
还有数不清的玻璃皮包，
山姆大叔真慷慨，
不管我们用得了用不了。
美国兵顶好！
大小吉普卡在中国满地飞跑，
可惜咱们马路窄又小，
再加上老伯姓走路蠢头蠢脑，
每天撞死他几个，
教训教训又何必客套？
美国侵略者的残忍本质溢于潘汉年的字里行间。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用相当多的笔墨，针对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摧残，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在《筱快乐前车之鉴》一文中，潘汉年通过滑稽演员筱快乐“因为根据上海各报刊载的‘怪现象’播唱，不仅失业，还要遭受更惨的遭遇”的风波，揭露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在《非法用刑》一文中，潘汉年通过国民党在南京、无锡一带逮捕了一批所谓中共派遣的“孩子间谍”，其实是对一群苏北难民的孩子所实行的高压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人民的本质，形容这个政权像一个神经衰弱者那样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只是对和平民主的一种反动，并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并没有能够挽救旧有的统治；俄国沙皇镇压社会动乱之严密与残暴，制止不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兴起，德意的秘密警察制度的森严和镇压反对派的残酷，终于无法挽救法西斯统治的灭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无论怎样的重刑杀戮，是没有办法挽救旧有统治的存在。”《左拉时代与闻一多》一文，是潘汉年看了电影《左拉传》之后，联想到闻一多、李公朴之死有感而发所写。文中，潘汉年将“左拉的时代”与“我们的时代”作比较，认为在 “裁赃诬陷、法律的黑暗、权势者的制造舆论、监视盯梢等方面远甚于‘左拉时代’”， “左拉的时代究竟比闻一多时代要好得多”。他写道：“仅仅有一个诗人闻一多，为了民主运动的同道者李公朴被人暗杀，他曾大声疾呼要继承他的遗志，居然相隔未久，他也遭到暗杀，虽然激动了一时舆论，追悼会也开过了，纪念文字也过时了，而今而后，民主、自由的呼声，一若寒蝉，前不见左拉的胜利，后不见李公朴的昭雪，我们只有闻一多倒在血泊里的时代！呜呼，左拉时代何在？”面对这样一个鲜血淋漓的时代，潘汉年告诫读者：要正视现实，要用战斗来抗争黑暗的时代，迎接人类正义时代的诞生，如果一味“妄想左拉的胜利”，“也不过是和尚念经，超度众生的把戏”而已。
在“上下古今”中，潘汉年还写了《千古伤心文化人》、《书生薄命原同妾》、《此身只当从军死》等三篇关于文化人的杂文。潘汉年以生动的文笔，描述了文化人的种类和特征：“文化人”亦称之为“书生”、“秀才”、“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张生跳墙、后花园私订终身那种一见钟情的书生；有“缺乏严肃斗争意识的知识分子”；有闻一多、李公朴那样“一流人物”造反的秀才。潘认为虽然“昔之书生与今之文化人，似同而又不同”， “伤心”千古并非相同，而“杀人无力求人懒”的特征，“确是不分今古的典型”。他指出，现在许多文化人“伤心”的程度比昔日更为“严重”，他们要想改变“生活奇窘”的状况，就得“上可以做官，下可以当走卒”，这样“伤心二字便与他无缘”。不过，大多数文化人因为“自怨自艾”，并未乞怜于人，而终于被人可怜。他们处在“官”与“民”之间，不上不下，因此两面不讨好，加之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杀人无力求人懒”，所以在社会上“敝屣不如”、“薄命原同妾”，于是乎不得不千古伤心了。这里，潘汉年既对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对他们本身的弱点以及 “文化人”的种种陋习，给予恳切的批评，并引导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鼓励他们“代表大多数的苦难者，勇于揭穿站在那社会尖巅的少数者的假脸具”。当然，潘汉年的用意，更多的还在于对反动派压迫、迫害文化人的暴行进行无情的鞭挞。他尖锐指出，当文化人一旦不用“自怨自艾”代表大多数苦难者，“而勇于面对社会尖巅的少数人作搏斗时”，就会 “照顾你、不能放任你，以至最后收拾你”，“现在的闻一多吃子弹，正因为他们已经走出了‘自怜’‘乞怜’的小圈子，于是被忠实于‘国魂’之道的血手所‘照顾’而‘收拾’ 了”。
在“上下古今”中，还有一篇属文艺评论文，即《郁达夫的生与死》，潘汉年以简炼的语言，评述了郁达夫的成名小说《沉沦》，指出这部小说“是写实的表现了都市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重压力下的苦闷、伤感，以及在没有集体的武装反抗以前，知识分子那种热情奔放受到抑制而趋于颓废的悲哀”。潘汉年认为，当时这篇小说“不仅在新文学的园地上成为一朵娇艳的鲜花，确实曾经有力的鼓动了青年憎恨帝国主义及旧社会、旧家庭”，对《沉沦》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当然，此文还不仅仅限于文艺评论。文中，潘汉年追忆了他与郁达夫１０多年前相见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高长兴老酒店里的情景，对郁达夫作了如下真切的记述：“他穿着宽大的长袍，静坐在四方桌子的一端，手里捏着烟卷，一手端着酒杯，两只半张半阖的细小眼睛，老那么迷惘着向半空里找寻点什么。”
潘汉年进而回忆了郁达夫生前的种种：虽然“旧的民族文化、旧的人文主义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个人主义的生活意识，未能蜕化净尽，因此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始终徘徊于‘五四’阶段”。但是，他“始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是一个半殖民地双重压迫下的才气横溢的诗人”，“是贯彻了‘五四’精神的一个作家、斗士”，结果依然为民族而牺牲。潘汉年坚定地指出：“我们相信，往后中华民族苦斗过程中，郁达夫与闻一多的鲜血，将浸润培植民主的鲜花；难免的，我们后死者还要继续郁、闻而支付重大的血债。”这既是一篇文艺评论，又是一篇对郁达夫的回忆纪念文章，更是一篇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在“上下古今”中，也有一鳞半爪有关潘汉年个人活动的史料。除上述他与郁达夫在四马路高长兴老酒店交杯畅饮，共商文坛之事外，在《东北三宝》一文中，潘汉年提到西安事变前，他在上海遇着杜重远，“开始谈一阵国家大事，一转转到沦陷了的白山黑水，最后就扯到东北三宝，他津津有味向我解释了一阵”；西安事变之后，潘又去西安，与东北籍刘多荃将军及“一位黄埔出身的某参谋”，共聚会于刘的寓所等情节。这些情节为我们研究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的思想、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诚如潘汉年在《上下古今．题解》中强调的，他在这个专栏下所写的东西，是“中外古今，上空下地的随笔”，内容很多，涉及面很广。但是，在这数十篇文字中间，却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爱憎分明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他博闻强记的横溢才气。与三十年代杂文相比，更多了些思想理论上的深度，隐喻暗讽的“曲笔”，反映了他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斗争艺术更趋老练。
香港两年半
从１９４６年夏天国民党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从一连串的军事攻势中，抢占了东北的四平街、长春等战略要地。９、１０月间，又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安东和苏北以及山东的大片土地，国共和平谈判之门已被堵死，全面内战的幕布已被拉开。在这种情况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一面在南京、上海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阴谋，一面做好应变和撤退的准备，周密细致地部署好国统区的各项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和安排，中共在上海和南京的干部大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撤回延安和各解放区；一部分则到香港工作，以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周恩来让潘汉年去香港，交给他的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各民主党派在香港的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参加香港地方党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的研讨和情况汇报等工作。
１０月３０日，潘汉年与他的“老搭档”夏衍一起飞抵香港。潘汉年在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离开香港后，至今已整整５年了。在这５年里，香港曾被日军占领了３年８个月。日本投降后，它又恢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作为一个“自由港”，它容纳了各种势力和各类人物。除英国的殖民统治机构外，还有美国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有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在国统区无法活动的民主人士以及他们的各种团体、组织。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自抗战胜利之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潘汉年等奉命来港，正是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
到香港之后，潘汉年即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方方、林平、饶章风、连贯等接上了关系。翌年１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国统区党组织，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潘汉年被任命为香港分局成员，主要负责同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系，开展统战工作。
１９４７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崩溃，留在国统区的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从内地、上海陆续撤退到香港。他们纷纷向中共靠拢，希望取得与中共的合作，取得中共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一些达官显贵，以及国统区一些富商大贾，也开始流亡香港，以便应付时局的变化，为自己留条后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各类特工机关，更加紧了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用恫吓、绑架，甚至暗杀的手段，对民主爱国人士进行打击、报复，阻止他们靠拢人民的正义行动。
香港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了，这对潘汉年的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
对转移到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尤其是对其中的主要领导人，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帮助他们在港建立机构、开展活动，是潘汉年的职责。在这期间，潘汉年先后会见了何香凝、李济深、彭泽民、马叙伦、许宝驹、陈此生、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萨空了等人，同他们进行磋商，听取他们的意见，帮助他们开展组织活动。在潘汉年的具体指导之下，“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 等，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中共主办的香港《华商报》上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
曾任旧金山华侨中学校长、“民革”中央常委的陈其瑗于１９４７年回港后，准备创办达德学院。中共香港分局支持他的活动。办院之初，急需人手，潘汉年便推荐民主人士杨东莼去担任教育长，又邀请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授的梅龚彬来香港，一面在达德学院任教，一面让他帮助李济深搞“民革”活动。梅龚彬是潘汉年的老情报关系，又是著名的民主人士，通过梅的关系，潘汉年又进一步加强了同“民革”陈此生、“民进”杨东莼等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１９４８年３月，著名记者徐铸成经潘汉年动员，来香港创办“民革”机关报－－《文汇报》。潘汉年对此从多方面给予关怀。据徐铸成回忆，《文汇报》创刊前夕，在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沈钧儒、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都写来了题词或祝诗，马叙伦先生还特地写了 “文汇报”三字，希望他们改换报头，“一新面目”，这使得徐十分为难，刊出吧，无异自己先涂上一脸红色；不登吧，又实在对不起这些可尊敬的民主斗士。徐铸成只好找潘汉年商量，潘听后，断然说：“千万不能登，对这些先生，由我负责代为解释。我想，他们会原谅的。”《文汇报》开办之初，国民党特务跑来对徐铸成进行威胁、恐吓时，潘汉年鼓励他要 “沉着应战，多注意宣传的实际效果”。
由于潘汉年工作很忙，不可能经常与徐铸成见面，就派张建良或马季良同他联系，至于对《文汇报》经济上的支持，徐铸成更有深切的体会。他回忆道：“每逢我经济上实在支持不住，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总给我开辟新的生路。比如，在创刊之初，我已感到周转失灵了，他叫马季良同志陪我去拜访李一平先生。李先生原是云南省参议会的副议长，和龙云先生一起被迫下台的。那时他客居香港，对《文汇报》极表同情，由他介绍，龙先生在港的经理人，一次投股二万元，以后又陆续加股，共约四、五万元。《文汇报》得以维持，这是主要的‘续命汤’。还有一次，接近年关，特别是续订白报纸等各项开支，我穷于应付。潘汉年同志请梅龚彬同志连夜赶往澳门，向梅文鼎先生（后为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征募股款一万元，我才得以度过难关。”对《文汇报》是这样，对其他的人和事，潘汉年也一样给予热情关怀和卓有成效的支持。
１９４８年下半年，由章汉夫、许涤新、夏衍等负责的《华商报》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当时不得不靠募捐来维持。潘汉年鼓励新近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原农工民主党成员杨建平，要他在其亲朋好友中为《华商报》捐款，结果得到了较大的收获，解了《华商报》经济上的燃眉之急。在这之前，潘汉年还通过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得３万多元（叻币）经费。
与民主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积极主动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是潘汉年开展统战工作一个主要办法。
从１９４７年起，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分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定期召开座谈会。座谈会大都是两周一次，采取边聚餐边座谈的形式，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每逢中共主持，座谈会就设在连贯家；逢到“民革”主持，就设在李济深家，逢到“民盟”主持，就在沈钧儒家。座谈会以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统一对美蒋的斗争方针为主，有时也谈一些具体问题，共同讨论研究决定。作为中共代表，潘汉年在参与民主党派活动时，总是态度诚恳，热情谦虚，实事求是，加之他温文尔雅的举止，渊博的学识，透辟的分析，朴实的作风，深受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佩服，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深厚友情和全面合作。
在与民主人士合作的过程中，潘汉年也并不是一味迁就，对极少数持错误观点的上层人士，潘汉年则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潘汉年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多了一个朋友，少了一个敌人。对此，马万祺有一段具体的回忆：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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