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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找的内忧（三）｜｜效忠认同危机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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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自找的内忧（三）｜｜效忠认同危机模式
效忠认同危机模式，我又称之为「君国认同危机模式」。
诬反事件模式是引起大规模冤杀的主要形式；正如上文所指，它可以细分成四种类型，斗争对象从最高统治者到官僚阶层与小民，无不包括在内。将严重影响贵族、官僚的价值观，使贵族、官僚不再以尽己之所能来服务王朝；因为功高、权大都足以震主，而成为帝王猜忌、同僚忌妒的对象，而陷自身于危境。除非他本身就是个野心家。
至于小民本来就是王朝的底层基础，当统治阶级将小民当成提款机看待而予取予求时，这个基础就不免于开始瓦解；民不聊生是早晚出现的问题。部分人被逼得走投无路，落草为寇、落草等招安，就扩大了社会的动荡。甚至形成流寇，直接挑战王朝。
本文所要指陈的另一种统治者上层冤杀，导因于君与国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的客观事实。也是说，「效忠于君」并不等于「效忠于国」；相反的，「忠于国」也不等于「忠于君」。因为君是指统治者本人，而国则是其产业﹔而国又与无数生民百姓相重叠，忠君、忠国之间，遂存在无可跨越的鸿沟。
于是忠国与忠君，有时不免出现矛盾，这更使部分臣下取舍两难，就好比为人子者该先家后国，或先国后家一样为难；所以，古人说「忠孝难两全」，只好「移孝作忠」。
但当国家利益不等于帝王利益时，应该先国家后君王，或先君王后国家（我们简称之为「先国后君」、「先君后国」）？古圣先贤并未留下教导，除了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与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外。
但孟、荀这样的教诲，与后世历史事实却出现严重的矛盾。因为国家或「道」本身无法行使权力，权力的行使者是帝王；谁胆敢置帝王利益于其次，那谁就将受到惩处。于是在逻辑上出现一个难解的矛盾，小民在「忠孝难两全」时，应该移孝作忠，而官僚在君国利益矛盾时，应该「先君后国」。那国之不存，君将焉附？民之不能聊生，则国家安在？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逻辑矛盾，却困扰中国两千年，始终无法解决！
比如颜异。颜异以廉洁正直逐步升到九卿高位。汉武帝和张汤商议要制造「白鹿皮币」搜括官僚阶层的财富时，曾询问颜异的意见，颜异说：现在藩王和列侯朝贺时的礼物，昆都是黑色璧玉，价值才数千钱，而用作衬垫的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本末不相称。
原来，汉武帝规定，诸侯进贡礼物，必须衬以白鹿皮。而白鹿皮必须向王朝购买，每张四十万钱。意思是汉武帝在既有的进贡之外，等于强制每位诸侯每次进贡多支付四十万钱；这是汉武帝与酷吏张汤所发明的搜括之术。
颜异从实直说，汉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不和，这时有人告发颜异在某件事情触犯法令，汉武帝命张汤给颜异定罪。告发者说，颜异的一位客人与他讲话时，议论诏令有不当之处，颜异听到后没有应声，微微抿了一下嘴唇。张汤奏称：颜异身为九卿，见到诏令有不妥处，不提醒皇上，却在心里加以诽谤，应处死刑。于是，「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资治通鉴˙卷第二十》）。
汉武帝意欲搜括，而颜异却捅破武帝聚敛的实情，于是张汤论死颜异。这个案件之所以能成立，当然非武帝核示不可；武帝核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颜异属「先国后君」，而张汤则「先君后国」。
因为，「先君后国」者将有机会对「先国后君」者进行离间，导致忠奸难分﹔于是不免出现「忠臣冤死模式」。我们这里说「忠臣冤死模式」，忠臣指的是那些先国后君者，比如颜异（汉）、岳飞（宋）、于谦（明）等﹔而先君后国者，比如张汤、秦桧、徐有贞，就属于「奸臣得意模式」。但秦桧、徐有贞真算奸臣？他们还是忠于君的，并且适切地达成君王的谕旨。难道不是吗？
岳飞忠于大宋国，秦桧忠于宋高宗﹔于谦忠于大明，而徐有贞忠于明英宗。忠于国的都给冤杀了，而忠于君的都飞黄腾达﹔这样的忠贞标准，将给当时臣民与后世什么样的启示？当臣子因担心功高、权高而震主，所以不再愿意奉献自己的才能时，现在又出现只要稍稍逆了皇帝的意，都要给整肃；并且还是「腹诽」这种可以无限上纲、强烈箝制言论的罪名。
所以，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约束臣下，得到汉武帝的欣赏当上宰相，张汤则以严苛的刀笔文字判决案件，升上廷尉的高位；于是官僚们从此知道，要怎么做如何才能获得皇帝宠信（注：《史记˙卷第三十》：「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于是官僚不再死守法令，甚至以牵连附会之语穷治大狱。翌年，出现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这时，所有参予办理此案的官僚，千方百计找理由攀附，因这案件连坐而死的有数万人之多（《汉书˙卷第六》）。从这事，可以知道「先君后国」的威力惊人了；事实，君、国孰先孰后的问题，终各朝各代都存在，并且影响非常严重。
清末也出现同样的剧码，但情况更复杂许多。
戊戌维新之前「后党」、「帝党」早已对立分明，群臣效忠对象各自不同；但这时光绪虽形同傀儡，国家还不至于形成分裂。维新失败后，「后党」企图废光绪、立新帝，慈禧命心腹近臣荣禄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探口风；刘坤一采张謇「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荣禄）亦在此」（《清史稿˙卷第四一三》）之说，表态不能接受废旧君立新君，这就让「后党」、「帝党」分裂得更清楚。
随后不久义和团大起，八国联军已经准备登陆大沽口，南方又出现「忠国」一派。他们「认为」当时两宫（慈禧、光绪）已遭挟持，所以诏命入援京师是「伪诏」，非两宫旨意，所以不派兵入援。其实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光绪固然受慈禧挟持，但慈禧何曾遭任何人挟持？
帝党、后党之争早就存在，刘坤一表态不支持废旧帝、立新帝，等于表态他就是支持光绪的帝党份子之一。而朝廷大权在慈禧手中，他也不能不遵；虽然这时各省疆臣势力已固，朝廷轻易不能更动。事实等于说，只要慈禧别强求疆臣表态，使他们逆了君臣大义，则各疆臣大吏也不为难慈西在朝廷上呼风唤雨。至于光绪的帝权，疆臣们是顾不着了，但也别想废去光绪。
是以，当时由于清廷内外维持着一种奇怪的恐怖平衡。至于派军入援京师，势必引来列强攻击两江；战火将扩大到东南，所以也别期待南方支持朝廷。并且，一旦全国遭列强全面攻击，则中国将无法立国。所以，这时刘坤一不派援军的态度显然属「先国后后（慈禧）」。但「先国后后」则置慈禧于何地？这是要得罪慈禧的。于是只好说那是「伪诏」，把责任推到慈禧身边那群人身上；搞的是文字游戏，说白些是自欺欺人。
这种状况将本来应该完全单纯的效忠问题，弄得非常复杂；既是该忠君，也要忠后，更要忠国。而君、后、国三者之间孰该先，孰又该后？根本就将效忠弄得复杂万端。
更严重的是，联军进攻大沽口、天津；并且很快就会进攻北京。照理说，当外敌入侵之际，各省督抚唯一的选择应该立刻率军与联军对抗，绝无让京师沦陷而袖手旁观的可能。
但，当时东南各省不仅袖手，甚至还与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这在传统「君臣大义」的教条下，真是绝大的讽刺，但在当时却又是完全正确的决定；历史中国效忠问题的矛盾，在此显露无遗。
当时的说法也是张謇所提出，他说「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张謇自定年谱》）。意思等于说东南互保就是要替大清国「保实」；西北乱局已定，东南再也不能乱，否则国家不可收拾。至于西北的乱事，他们无能为力。
但这又造成新的矛盾：当皇帝、太后仓皇逃往西安时，东南各省督抚也只能作壁上观。倘若不幸，两宫为联军所掳或甚至杀了，那真不知这些督抚将何亦自处？当然历史并未如此，可以置而不论。但，这整个过程就突显出「君」、「国」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虽然大都时候「君」、「国」立场不相背离，但总有背离之时。在此背离之时，则臣子动辄得咎。并且非常容易演化成第一、二类型诬反事件模式。
光绪与慈禧的权力斗争，当然属第一类型诬反事件模式；这件事就形式上而言，胜负未分。因为光绪始终都在帝位上，直到死亡。但就事实而言，光绪早就成傀儡，大权在慈禧手上；所以，光绪败而慈禧胜。「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顾以国事日非，思变法救亡，太后意不谓然，积相左」（《清史稿˙卷第二一四》）；可以说明光绪「变法救亡」目的在为国，而慈禧「意不谓然」，看重的是权力在手。
而当时「后党」对「帝党」的清洗，当然属第二类型诬反事件模式。而事实，「帝党」早在维新失败时就被清洗殆尽（六君子及其它官员），庚子事变之际又再度被清洗一次（五忠臣与张荫桓）。帝党只能以溃败形容之。
同时，这时「后党」却又分裂成以载漪、刚毅为首的「开战派」，与以荣禄为首的「非战派」。「开战派」胜出，于是乃有一国对各国同时宣战之举，导致了差点亡国的局面。在这过程中，「帝党」、「后党」、「忠国派」、「开战派」、「非战派」莫不以忠于大清自矢，但效忠对象却分歧得难以一言说清。
忠君？忠国？忠后？战或不战？义和团剿或不剿？东南各省该勤王或互保？议论未定之际，联军已经兵临城下，而所有国之重臣，无论其为「帝党」、「后党」、「忠君」、「忠国」，在过程中几乎清洗殆尽。效忠对象之混淆，相互清洗之彻底，莫此为甚﹔「官不聊生」大作，而国也将亡。
这就是我说的效忠认同危机；最初的矛盾只在于忠君、忠国之间的混淆，但很快地就出现了第三者，那就是外戚、宦官或权臣，甚至太后。成为忠君、忠国与忠于外戚、宦官或权臣之间的矛盾；事实，这种效忠只是对权力的效忠，与君、国、宦官、外戚、太后无关了。所以，历史中国忠的概念非常混淆，这也是为何翻案历史文章永远作不完的原因！我们在以后各书中，将看到永无止境的诬杀、平反，忽起忽落；让人搞不清什么才是「忠」，什么才是「奸」，历史中国「汉奸」之多，实在是个可怕的数字。但，首要在「忠」、「奸」难以分辨！
这种因先国后君或先君后国所导致的「忠臣冤死模式」与「奸臣得意模式」，我称之为「效忠认同危机」，有时也称之为「君国认同危机」；主要是，矛盾时常出现在「先君后国」，或「先国后君」的矛盾。但大多数则出现比君国效忠认同更复杂的状况；比如在君、国之外的外戚、宦官、权臣。
「效忠认同危机」合并「诬反事件模式」，就成为「王朝自毁机制」的主要架构。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公式」：
「效忠认同危机」＋「诬反事件模式」＝「王朝自毁机制」
效忠认同危机让官僚阶层无所是从，动辄得咎，不知该先君后国或先国后君，甚至或者应该终于外戚、宦官、权臣？并且导致「先国后君」与「先君后国」两派人马相互清洗，或「先宦官、外戚、权臣而后君、后国」，并且这种现象证之于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是密集出现的。两汉外戚、宦官当权，唐朝则宦官横形。两晋、宋时权臣当道。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官僚阶层效忠的是外戚、宦官、权臣。至于皇帝与国家，那恐怕已经不再考虑之内了。于是统治阶层元气大丧﹔因为难以避免第二类型诬反事件模式故，官不聊生矣。
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民不聊生」早已出现，通常是横征暴敛、贪渎横行。当官不聊生密集出现时，第三、四类型诬反事件模式也大底陆续发生。前文我们说辛亥革命荫昌在武汉胡作非为，张勋在江宁乱杀，四川王棪、田征葵诬民谋逆，甚至新津、双流、浦江等县，都有屠城杀害数万人等事。其实，当甲午战争初期，军队调动致前线，早已出现官军过庄劫庄、过村抢村的事件。朝廷横征、官僚贪渎，那军纪恶劣也在预料之中。这四种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加上「效忠认同危机」，便交错出现，使整体社会秩序大乱，国家不崩溃，那是不可能了。
而第三类型诬反事件模式，则使得人民在统治暴力下生不如死，将人民推向逆反的地步﹔民不聊生矣。当诬反事件模式反复出现时，官不聊生、民亦不能聊生，国之不亡者几希！
官不聊生与民不聊生就成为历史中国王朝存亡观察的指针。
「效忠认同危机」与「诬反事件模式」有着一些关联在，那就是「效忠认同危机」，最后总是要借「诬反」（「人告公反」）来收拾。但这种诬反实在瞒不了任何人，因为「先国后君」者都可以得到广大的民意支持，所以诬方都说不出口。
也因此，所以岳飞以「莫须有」死。
于谦也不能不死；于谦不死，英宗复辟师出无名，所以他实际上是死于「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明史˙卷第一七○》：「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徐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
「此举」指的就是「夺门之变」，即作弄出「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当时是太上皇），趁景宗病重时复辟，夺了明景宗的帝位。但夺帝位等于造反，他们要造反有理，只有自行编织理由一途。于是就编说于谦要「更立东宫」，也就是说于谦要从诸王后代中找人来当太子接景宗的帝位，而不立英宗的儿子当太子；英宗的儿子原来是太子，为景帝所废。景帝改立他儿子当太子，他儿子却又不幸病死。现在既然有「更立东宫」的事，于是，英宗这老子只好跳出来夺回帝位，以免帝系转入旁支手中。徐有贞编了这个大谎言，要致于谦于死地；但于谦有大功在国，英宗不忍杀他。徐有贞却说不能不杀，因为不杀于谦，造反有理就无法成立。于是于谦非死不可。
清末「帝党」也不能不死，因为他们反太后，至于他们忠于光绪，这样的顺从于「君臣大义」则不能谈。
其实，张汤、徐有贞、秦桧、清末后党等，全以忠贞为名，却极可能包藏着个人私利，以图谋权位为实。他们不过只是将个人的前程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却以忠贞自矢；是否如此，当然，我们大可不必做此诛心之论。不过，君、国之间的混淆，在中国历史上有其不得不然的逻辑上的危机﹔先君？先国？
我认为，这是「屈民而伸君」的极私统治哲学确立之后，必然产生的、不可分割的机制之一部份。当然，可以说这是自找的内忧危机之一；因为，当极私统治哲学确立之后，「效忠认同危机」、「诬反事件模式」，就立即成为极私统治哲学不可分割的、配套的一部份。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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