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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FOCUS] 新帝国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皇甫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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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GLOBAL FOCUS] 新帝国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1256 reads) 时间: 2003-5-29 周四, 上午3:36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新帝国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皇甫茹·

　　在历史上，对于西方国家，殖民地有什么用？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教科书的标准回答：廉价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倾销市场，等等。除此之外呢？

　　试看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例子。１９４０年６月１８日，戴高乐的大名第一次为世人所知。在从伦敦向法国的广播中，戴高乐宣称：不管法国政府如何决定，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将继续抵抗法西斯。他所列举的法国有能力继续抵抗的理由，第一条就是“因为她背后有着一个广大的帝国”。

　　戴高乐深知，“自由法国”要在战后以相对平等的地位与美国、英国同桌议事，必须有战场上的实际贡献。该组织成立后，戴高乐参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陪同英国海军远征西非的法属领地。“自由法国”的第一次成功战役，是在当时的法国托管地叙利亚。攻下大马士革后，靠着当地的税收，“自由法国”总算有了独立的财源，而不必完全依赖英美的施舍。殖民地所提供的战略纵深，为戴高乐在战后的崛起，设置了演练的舞台。

　　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０年戴高乐逝世，毛泽东发了唁电，称他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抵抗法西斯的战争，也是为红色宣传所肯定的。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在红色宣传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也远比我们教科书的教条要复杂得多。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现在的国际大局是有秩世界与无序世界之争。美国、西欧和日本属于有序世界，中国也在其中；无序世界则主要是从东南亚经中东到北非的伊斯兰“危机弧”（Arc of Crisis） ——笔者在这里借用了《大棋局》作者、曾任美国总统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的说法。本文就是想在“反帝”、“反殖”的教条之外，从一个特定角度，讨论一下有序国家与无序国家的关系。

　　本月（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安理会以１４∶０通过了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三国提出的１４８３号决议，授权美国和英国代管伊拉克——等于为两国的军事行动补敲了战后核准图章。决议赋予占领当局的权限之大、及允许的外界插手之少，就联合国而言，两者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近几年来时伏时起的“新帝国论”。

　　“新帝国论”的一篇重头文章，是英国首相外交顾问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去年发表在《观察家报》（Observer，２００２年４月９日）的《我们为什么需要帝国》。库珀提出，为了本身的安全和世界的稳定，西方后现代国家可以考虑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向前现代地区输出秩序和发展，必要时采取强制手段。这类说法，理所当然要招致革命同志的批判。批判不奇怪，奇怪的是批判中居然无人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在那本小册子里说：重大历史事件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这话过去常见报，此处套用太容易：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撤出或逃出第三世界国家的悲剧告终；再来一次，只能是笑话了。但是无人说出来。这在十年前还不太可能。看来，多少还读过点马列原著的老牌红色写手，真的已经退出了革命岗位。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修养，却还要站在革命的立场批判库珀，就只能让我来套用马克思的名言了：革命同志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第一次激烈批判以中苏决裂、最终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悲剧告终；再来一次，就只能是曲解英文的笑话了。

　　比如，《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编辑朱梦魁说（《警惕“新帝国论”》，《人民日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６日）：“这种自称为‘新帝国憧憬’的鼓噪，给老殖民主义的僵尸披上时髦的外衣，将世界分成三类国家群体：第一类是索马里和阿富汗等前殖民地国家组成的‘前现代国家’；第二类是前殖民者组成的‘后帝国和后现代国家’；第三类是由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组成的‘传统的现代国家’。”他的表述，说得客气点，至少是不够准确。首先本人不知道“自称”是谁在自称，“憧憬”两字从何而来，库珀文章里没见到。第二，阿富汗谈不上是前殖民地，至多短暂地做过几年“半殖民地”，库珀并没有把“前现代国家”限于前殖民地。忘了前年祝美国坏运时，党报一再强调的“阿富汗从来没有被西方势力征服过”？第三，后现代国家并不都是前殖民者，欧洲人库珀不可能说这种蠢话。非要用前殖民地和前殖民者来划分阶级阵线，此类教条主义是党报记者的特长。

　　其实，９·１１之后，“新帝国论”的鼓吹已经有一阵了。早在前年１０月６日，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就已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二十一世纪的海盗》，以十九世纪西方国家为清剿北非海盗而先后征服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地的历史作类比，声称对恐怖主义的回答是殖民化。这一思潮的最好总结，则来自另一罗伯特。《大西洋》月刊资深撰稿人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在讨论美国９·１１之后的外交政策时说，他自己“不惜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微软“石板书”网站，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５日）。比如，为了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稳定，不妨支持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尽管这位军人独裁者在伊斯兰世界给民主以坏名声，刚刚（２００２年４月３０日）导演了一场只有他单个候选人的总统大选独角戏。

　　既然已经“不惜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光给库珀们戴顶“新殖民主义”帽子，称之如何过时如何落伍，显然已经无法触及灵魂。要发掘新信息，讲些更有意思的话，不如穿过表象问实质：这些西方人，到底是感到了什么样的紧迫而切身的危险，从而宁愿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也要倡导“新帝国论”？

　　库珀的文章，形式是学术讨论，并不强调政策背后的驱动情绪。但我们可以从另外的途径探寻答案。“后现代国家”是民主国家，对外干涉，「兵者国之大事」（《孙子·始计》），欲顺利成行，必先有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要得到左派的支持，可以把干涉包装成“解救人道主义灾难”。但是，怎样争取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右派呢？

　　９·１１之后，欧洲右派回潮。去年４月２１日，法国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代表下层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民族阵线候选人勒庞（Jean-Marie Le Pen），出乎预料，挤走了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他在第二轮投票中，才输给了戴高乐派的保卫共和国联盟候选人、现任总统希拉克（Jacques Chirac）。勒庞的胜利震动了欧洲。他的吸引力在哪里？在于他的反移民、灭罪案口号。当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时，老教授认为不同文明的交界区是暴力冲突地震带。但是，在很多右派看来，这些边界早就被移民渗透了。以色列坦克在中东围困阿拉法特，突尼斯移民子弟就在巴黎攻击犹太人。文明的冲突，已经蔓延到西方的心脏。

　　西方国家需要适度的移民。一是很多非技术性工作只有移民才肯担任；二是很多福利政策的设计，是新一代工作者缴税抚养老一代享受者，如果生育率太低，就需要移民来填补工作人口之不足。假设你建一个基金，用后加入者的存款来支付先加入者的高利息，借此聚敛钱财，这叫经济犯罪，所谓的“金字塔”式欺骗。如果玩弄类似伎俩的是政府，就叫“福利政策”。你玩“金字塔”，之所以叫欺骗，是因为更多的加入者需要更多更多的后加入者，人数早晚会穷尽，你早晚会付不出许诺的利息，只能卷款潜逃。政府玩“金字塔”，之所以叫福利，是因为福利可以吸引更多的移民，从而在数量上保证必需的新劳力。但是，右派担心，如果吸引来的是难民更多呢？他们声称在原居地遭到种种迫害，领取福利却由于种种迫害后遗症而难以同化难以找工作，甚至还把旧国的冤仇带到新国，新国怎么办？

　　要得到右派支持，对外干涉，不管怎么包装，实际效果必须是使被干涉地区在当地人眼里变得可以居住一些，有希望一些，从而不再大批往西方跑。最低限度，也要搭起帐篷城市难民营，管住那些想跑的人。除了被录取的学生和有选择的招工之外，不得随意移民。

　　今日欧洲的右派，早已失去了英国著名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１９０７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豪情。他曾经高唱“扛起白种人的负担”，号召同胞奔赴海外，为和平作野蛮奋斗，即使得到的只是被帮助者的咒骂和被保护者的怨恨，也要坚持为饥饿者喂饭、为嬴弱者治病。今日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左派，也早已抛弃了输出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共产殖民幻想。他们现在关心的，不是什么“新殖民主义”，而是“反向殖民主义”——第三世界移民大军对西方各国势不可挡的全面“入侵”。大概真的只有“新帝国”政策，才可能节制这一潮流。

　　如果上面讲的还有点抽象，不妨打个中国人易于理解的比喻。在朱梦魁同志茁壮成长的革命年代，人们经常说：亚非拉是世界的农村，西欧北美是世界的城市，世界革命要走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一个很漂亮的比喻，特别漂亮的是两头都能用，本体喻体可互换。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就是西方，农村就是第三世界。“西方”住着后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亚非拉”则住着前资本主义的农民——社会发展要消灭的落后阶级——毛泽东为此还讲了句最高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如何教育呢？“亚非拉”出事了，就从“西方”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讲师团，下农村搞“四清”、搞整风、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如库珀举的巴尔干例子：北约和欧盟不但派出维和部队，还派遣了警察、法官、银行家和各类专业人士，帮助当地政府运转。而我国“城市帝国主义”的最显著症状，自然是农民恨之入骨的户口制度——除了被录取的学生和有选择的招工之外，不得随意移民。

　　研究系统的人有句话：规则比组分更重要。物理里的波动方程，可以形容光的传播，也可以描述绳子的抖动；数学里的四阶循环群，全部元素可以是任一整数被４除的余数，也可以是立正、左转、右转和后转这一套操练口令。表象的不同并不妨碍规则的一律。去掉意识形态的套话，中国和西方其实面临同样的管理问题：在经济一体化导致通讯交通日益发达但地区差距却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如何防止落后地区的混乱扩散到先进地区？西方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于中国或许有借鉴之处。

　　西方殖民体系早已崩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户口制度也受到很大冲击，很多城市现在允许农民去打工，更欢迎农村富人去居住。与“西方”这个比喻唯一不同的是，以中国之大，笔者却从未听说过，哪个城市曾经宣布，愿意接受周围农村受土霸王迫害而生活无着的“难民”。相反，每次出差，都听到各城市居民对民工的大量抱怨，令人担心“城市帝国主义”的最恶劣形式会卷土重来。

　　如果西方国家真要搞“新帝国主义”，在言不及义地骂过别人之后，同志们何妨也动动脑筋——哪怕是动动小脑也好——在加速发展的同时，怎样才能既不祭起新“城市帝国主义”的旧法宝；又不至于让北京或上海变成墨西哥城或巴西的圣保罗，一千好几百万人挤在一起，半个城市是又脏又乱的贫民窟。占了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是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在言不及义地骂过别人之后，我们需要思考的另一问题是可能面临的各种外交选择。假设十年之后，雅加达到底还是搂不住各大岛屿的离心力，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陷入各族仇杀的大混乱。安理会各大国有意让毛利人士兵占了一定比例的澳大利亚军队管理印尼的土著荒岛，有着大量穆斯林的印度军队占领伊斯兰重镇，华人众多的雅加达则请中国军队维持秩序。宣称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到那时候，是否能作好必要时承担我们的“帝国主义”国际义务的一切准备？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８日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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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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