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鸾鸟凤凰日以远，燕雀乌雀巢堂坛----从"全盘西化整理国故"到"全盘苏化灭绝国故"

所跟贴

共党对文化的破坏,丁抒在"破四旧：几多文物付之一炬"一文里有更详尽的叙述 -- Anonymous - (184 Byte) 2003-5-09 周五, 上午8:19 (97 reads)

t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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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标题: 参考:杨东平二篇文章 (71 reads) 时间: 2003-5-09 周五, 下午4:39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誰來保衛文化的北京

楊東平　　

近年來，在建設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的過程中，北京市正在發生日新月異、脫胎換骨

的變化。然而，對於一個有著八百年歷史的文化古都，這種變化並不都是令人欣喜的。

在經濟建設的熱潮中，古都風貌的保護形勢嚴峻，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建築遺産被拆毀

，引起國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人們有理由發問：作爲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北京

市究竟是建設成商業中心還是文化中心？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究竟應當如何對待和

保護古都文化？

22號院：在推土機下永生

2000年10月26日，在當代北京的城市文化史上是黑色的一頁。備受海內外輿論關注的文

化名人趙紫宸、趙蘿蕤的故居--北京市美術館後街22號院，在經過長達兩年之久的抗爭

和訴訟之後，終於在中外媒體和衆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機強行推倒，夷爲平地。

位於平安大街南側的這一古老四合院是我國近現代著名學者趙紫宸、趙蘿蕤的故居，它

具有具有明代四合院的典型特徵，具有罕見的"象眼"磚雕和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和完整

的院落格局，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已極爲少見。趙紫宸是著名的愛國主義者、我國現代基

督教的著名領袖，曾是世界基督教最高國際組織--世界基督教協進會六大領袖之一。趙

紫宸之女趙蘿蕤教授是著名的比較文學專家和翻譯家，她花費十幾年心血翻譯出版了《

惠特曼全集》和艾略特的《荒原》，對中美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一位美國朋友說，

單憑這一點，在我們國家就根本不會有人動起拆除的念頭）。趙蘿蕤的丈夫是著名的新

月派詩人、考古學家陳夢家，他收藏的幾十件精美的明代家具堪稱國寶。正如我國最權

威的文化學者、文物專家侯仁之、吳良鏞、羅哲文、鄭孝燮、舒乙等指出的，這一古老

四合院"集建築、人文和文物價值於一?quot;、"有巨大價值"，因而一再呼籲保護。今

年１月１０日國家文物局專函指出："應該充分尊重專家意見，對２２號院的價值進行

認真確認，在此之前不要拆除。"賈慶林書記也做出了要尊重專家意見的指示。在這種

情況下，東城區文物局不僅不依法保護，反而必置其於死地而後快。就在北京市全力申

奧、努力改善城市形象、大打古都文化牌之時，這一經歷了三百多年的歷史滄桑，經歷

了戰爭年代、文革破壞而幸存下來的文化遺産，在推土機下灰飛煙滅--爲了建設一個商

業樓！

圍繞22號院的"四合院保衛戰"是極其悲壯的。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裏，趙紫宸先生之

子、兩航起義的功臣趙景心和夫人黃哲，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大無畏地奮起抗爭。趙

景心說，作爲中國人，我有責任保護祖宗留下來的古都，良心不允許我爲了幾百萬元錢

出賣這個小院。爲防不測，老人已將價值連城的明代黃花梨木家具贈送給上海博物館。

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對這座古老四合院這個院子的堅守，遠遠超越了房主對自己居住權

的捍衛--這無疑也是必要和正當的--而成爲一個大無畏的文化行動：爲凋零的古都文化

和古老建築請命。爲了趕走老人，有關部門用盡了各種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威逼、利

誘、恫嚇、欺騙，兩位老人卻不爲所動，真的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正氣浩然，

可歌可泣。

從一開始，兩位老人面對強大體制和巨大商業利益的抗爭就具有一種悲劇的意味。這場

良知與權力、文化與商業化的實力懸殊的較量，結果幾乎是注定的。那麽多的專家、學

者、學生、媒體和記者、聞訊而來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志願者自發加入到這場民間

的"四合院保衛戰"中，強烈表達了不容輕辱的民心民意。終於，22號院倒下了。然而，

它不只是一聲沈重的歎息，不只是又一個愚昧戰勝文明的恥辱。它用慘烈的"死諫"發出

驚世的呐喊，成爲北京人民不屈不撓地捍衛古都文化的不朽見證，成爲民族文化、民族

精神不滅的象徵。它雖死而猶榮，將在人們永遠的紀念和追思中獲得永生！

關於中國人對待文物的態度，魯迅曾痛切地說：懂行的是偷，不懂行的是燒。今天，還

要加上一個"推"字。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曾以小說《玉碎》紀念在文革中罹難的老舍先

生。面對歷史文化的不斷"玉碎"，我仍然感到徹骨的心碎……

菜市口的悲劇仍在上演

22號院的慘烈犧牲，不過是古老文明流失的一個小小縮影。當北京四處建"金街"、"銀

街"，孜孜追求成爲中國的"曼哈頓"、"華爾街"時，作爲文化中心的建設卻幾乎淡不可

聞。在巨大商業利益和短期政治功利的驅動下，房地産開發中不受制約的商業化，致使

古都文化風貌嚴重流失，令人痛心疾首的破壞文物事件不斷發生。1993年中央批復的《

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在舊城區已被"全面突破"，幾無嚴肅性、權威性可言。90年代初開

始興建的東方廣場，經修改後仍超高近40米；"金融街"的主體建築超高竟達68米。曾經

極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古老的牛街已經被改造成高樓林立的"現代化"景觀。在1998年北京

召開的世界建築師大會上，來自各個國家的許多優秀建築家沒有掩飾他們對新北京的失

望--他們以爲還有一個"唐詩一般美麗的北京"。在新時期的"建設性破壞"中，北京的"

東方廣場"、菜市口大街工程等所起的帶頭和示範作用，其惡劣影響不可低估。

1998年的菜市口南延線工程，道路長僅2.04公里，涉及的文物建築多達18處，包括一大

批清代會館。這些文物建築除4處位於道路一側而得以倖免，其餘均被拆毀，如粵東新

館、觀音院過街樓、李鴻藻故居，以及休寧會館、潼川會館、中州會館、太平會館、衡

州會館、鎮江會館、川東會館、伏魔寺、松柏庵、永樂寺遺址、廣和居舊址等，令人痛

心不已。

著名的清代會館"粵東新館"是戊戌變法的重要遺址，宣武區文物保護單位。1898年4月

，康有爲在此成立了全國規模最大、影響最爲深遠的維新派組織--保國會。辛亥革命成

功後，孫中山到此發表過重要演說。當知道它將?quot;拆除遷建"之後，著名文物學家

羅哲文、俞偉超、鄭孝燮、謝辰生等聯名向社會發出緊急呼籲，"我們鄭重呼籲有關部

門，重新調整建設方案，留下這一處凝聚民族百年滄桑的見證，慎重對待歷史。"專家

的意見，這一文物是不能遷建的，它不能離開具體的歷史環境而存在，希望道路繞行以

保護文物，如當年保護北海團城、保護德勝門、正陽門、古觀象臺那樣。然而，就在專

家呼籲三天之後，粵東新館就在包工隊的鐵鋤下變爲一堆瓦礫--沒有文物專業人員的指

導，沒有按規定"易地保護"必須要做的測繪、攝像、建築構件編號等程式，拆下的磚瓦

則被變賣。至今未有任?quot;遷建"的迹象。當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100年前

，六君子血濺菜市口，喚起了民族的覺醒；100年後，粵東新館和一大批文物建築捐軀

菜市口，我們什麽時候覺醒？"

令人扼腕的是，這一悲劇果然仍在上演，這一次，地點是在蒜市口。

北京市廣渠門內大街207號四合院，最近成爲海內外關注的熱點。這是目前爲止唯一被

學術界認定的曹雪芹的故居遺址。此院舊時的院落格局清晰完整，現存"端方正直"四扇

屏門，存留的多處遺迹、遺物，與曹寅、曹雪芹有關。據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

會》中記載，江甯織造隋赫德曾將抄沒曹家的 "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

家仆三對，給與曹寅之妻孀婦度命"。曹雪芹從南京回到北京後，就是在這個老宅裏，

開始了"曆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人生旅程。北京市正在擴建的廣安大街，使曹雪芹

故居遺址面臨滅頂之災。曹雪芹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衆所周知；拓寬一條道路

，與爲人類和子孫後代保存一個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孰輕孰重，應當不難認識。然而

，儘管周汝昌、馮其庸等國內最權威的紅學家一致呼籲保護，但有關部門仍以不是文物

爲由，決定將其拆除，僅保留一古井，並立碑紀念。這一剛發現不久、目前唯一有史可

查、有圖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遺址即將毀於一旦，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作爲歷史悠久、人文薈萃的文化古都，目前北京市被列爲保護單位的名人故居，國家級

的2處（宋慶齡、郭沫若故居）、市級的11處（魯迅、齊白石、梅蘭芳等），而對外開

放的總共只有6處，足令人汗顔。然而，我們仍然在那麽狂熱地不斷拆毀歷史文化遺

址。關於要求保護22號院的專家意見，東城區文物局的一位副局長竟然狂妄地說："你

們不用找那麽多高級專家，我就是專家！我說它不是文物，它就不是文物"！人們不禁

要問：究竟誰在對古都文化的命運負責？北京市最重要的特色、最核心的價值究竟是什

麽？我們爲什麽一邊不惜鉅資買回當年被英法聯軍掠奪的流失文物，同時又在繼續拆毀

所剩無多的歷史文物？如果把北京改造成一座幾乎沒有歷史文化景觀、歷史建築特色的

新興商業城和開發區，把北京變成東京、香港、馬尼拉、或者所謂的曼哈頓，那真的是

我們的理想嗎？時至今日，北京市有些人仍然只知地皮價格不知文物價值，更遑論文化

的價值。對於那種以爲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就是現代化的畸形認識，有一位元學人這樣比

喻：一個身材高大、滿面紅光、衣衫鮮亮的文盲，能算是一個現代人嗎？

保衛文化的北京

應當看到，事情正在發生變化。畢竟，火燒圓明園、"造反有理"的時代已經過去，人民

也不是愚不可及。違背民意、毀壞歷史的倒行逆施再也不能那麽理直氣壯、肆無忌憚。

就象定海人民將毀壞定海古城的人推上被告席一樣，拆毀22號院的東城區文物局、房管

局成爲被告是一個重要的信號：所有那些仰仗手中的權力，步八國聯軍的後塵，摧殘禍

害文化遺産的人，是民族文化的罪人，他們終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與此同時，許多地方政府順應文明進步的潮流，加入了保護歷史的行列。在作家、市民

的緊急干預下，天津市政府從善如流，收回成命，使天津市古老的商業街估衣街得以保

護下來。杭州市政府對傳統文化街區河坊街?quot;四拐角"從以改造爲主轉爲以保護爲

主，進而提出原汁原味搶救現有歷史地段，原樣恢復部分著名歷史建築，圍繞西湖加快

申報世界自然和文化雙重遺産，迎來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春天。對比之下，北京市難

道不應該痛下決心，改弦易轍，重塑"首善之區"的形象？

近年來，包括吳良鏞、張開濟、羅哲文、單士元、鄭孝燮、謝辰生等一批著名建築學

家、文物專家多次上書、呼籲，提出解決北京城市建設與文物保護這一矛盾的思路，要

求盡可能多地保留北京城的歷史風貌、文化遺迹；要求嚴格按照規劃控制城市中心區的

建築高度、密度和容積率；要求放慢舊城區開發的速度，爲文物的鑒別、保護留下必要

的時間，等等。這些都是對歷史負責、具有科學精神和遠見卓識的金玉良言。無論是

粵東新館、曹雪芹故居遺址，還是美術館後街22號院，許多權威的專家學者都一再呼籲

保護。然而，這些國寶級專家學者的意見幾乎總是如耳邊風，房地産商的利益、地方官

員的"政績"超過了民族的長遠利益。在北京城市建設和規劃、文化遺産保護這一領域，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歷史的態度似乎至今也沒有真正樹立，是十分發人深省的。

在保護歷史文化名城的事業中，北京市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和強烈的示範作用；同時，

北京的發展與保護，必須有新思路，大智慧，特別需要高度尊重知識和知識份子，實現

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近年來，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具有戰略性和建設

性的意見，理應成爲北京市今後規劃、建設和保護的重要指導原則，並爲廣大群衆知

曉。這些意見和建議包括：

--儘快制定《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法》，依法保護這些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産。將保護北京

古都文化置於與經濟建設同樣重要的中心位置，當前的經濟建設、房地産開發絕不能以

犧牲歷史文化遺産爲代價。獨特的歷史文化是北京創建國際性城市的最基本的價值和條

件。北京舊城是唯一完整地在地面上留存至今的中國古代都城，是"中國古代都城建設

最後的結晶"、"世界都市規劃的無比傑作"，雖已遭到一定破壞，但仍值得進行積極的

保護。

--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核心是對北京舊城的"整體保護"：保護舊城的基本格局、中

軸線、成片歷史街區和胡同、四合院。重新修訂《北京城市規劃》、《北京市區中心地

區控制性詳細規劃》，擴大舊城內"歷史文化保護區"的面積。正如專家指出的，二環路

以內的舊城區即便全部保護下來，也僅占規劃市區面積1050平方公里的5.9%，與世界上

許多歷史文化名城不可相比。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確定的25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

面積已由原先占舊城區面積的9%擴大爲34%。但應具體落實，妥善規劃、保護，探索建

立新的機制，並根據實際情況確定一些永遠不允許進行商業開發的地段。

--歷史文化名城的規劃和舊城區的改建應推行吳良鏞教授倡導的"有機更新"模式，改變

"大拆大建"、"剃光頭"式的做法，遵循循序漸進、審慎更新、居民參與、社區發展等原

則，建立適應城市土地開發管理的新機制。所謂舊城居住區"有機更新"的新模式是指：

質量較好、有文物價值的予以保留；部分完好的加以修繕；已破敗者拆除更新，不搞"

一刀切"；居住區道路保留胡同式街坊體系；新建住宅與四合院形式相協調。這一探索

已經在北京市南鑼鼓巷地區、國子監地區、白塔寺街區等的規劃、整治中取得了積極的

成效。

--本著"京津冀區域整體協調發展"的新構想，在京津冀大經濟區的範圍內合理規劃北京

市未來的發展，疏散、遷移部分城市功能，調整産業結構和佈局，從而有效地保護北京

舊城。對舊城的過度開發、城市功能的過度集中，是造成北京市嚴重的交通擁堵和空氣

污染的基本原因。應根本改變延續了五十年的"以舊城爲中心"、"大規模改造舊城"的開

發思路，大幅度削減在舊城區的開發建設強度，促進城市功能向外疏散，在三環路、四

環路建設新的城市中心，從而緩解老城區的交通、居住、污染壓力，走出發展與保護尖

銳衝突的困境。

北京的命運仍然掌握在我們手中，取決於我們這一代人的智慧、勇氣和良知。畢竟，中

國只有一個北京，世界只有一個北京。正如一位旅法女作家說的：我希望一百年後每一

個炎黃子孫都可以對別人說：我們是一個有文化的民族。

原刊于《中華讀書報》

(2)對我國城市建築的文化閱讀---以北京爲個案

作者：楊東平　　

關於城市的界說之一，是美國城市建築學家劉易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的確，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觀，是我們區別、認識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徑。城

市建築被稱爲"凝固的音樂"，它承載、凝固的不僅僅是建築藝術，而且是不同時代的社

會文化、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中國現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兩種不同的歷史：一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島、

大連等，在殖民統治或租界時期，主要在外國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面貌

；而內地的歷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要是在近幾十年的社會變遷中，

由中國人自己管理、建設和改造，形成今天的城市面貌的。

作爲新中國的首都，北京成爲一個活的標本，一個令人讀之不盡、百感交集的"文化的

容器"。它不僅在體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種不同文化的衝突和張力中，形成今天

的面貌和品性。而發生在北京的事往往是具有全國性的。

北京和南京

雖然在許多方面，北京和上海最顯著地形成一種對比；但在城市建設和規劃上，最具有

可比性的卻是北京和南京，它們是兩個時代分別由中國人自己規劃、建設的國都。

1927年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後，即成立了"首都建設委員會"，以美國設計師墨菲和古力治

爲顧問，負責制定《首都計劃》。於1929年底完成並公佈的這一計劃，包括史地概略、

人口預測、中央政治區、建築形式、道路系統、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鐵路與車站、港

口計劃、飛機場、自來水、電力、住宅、學校、工業、浦口建設、城市分區、實施程

序、款項籌集等許多方面。按照《首都計劃》，南京城明確分爲幾個功能不同的區域，

如中央政治區、南京市行政區、公園區、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這是我國按照現

代城市規劃的理念，按功能分區進行城市規劃的最先嘗試。如何設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

該規劃最核心的問題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倫敦之例，在南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設

想，因費時耗力，未予通過。規劃確定的是在中山門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區。

在規劃和城市建築風格的指導思想上，《首都計劃》稱其主旨是"發揚光大固有之民族

文化"，城市建築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以中國之裝飾方法，施之我國建築之上"。

沿街的重要建築，均爲傳統大屋頂的民族樣式，如財政部、勵志社、兵工署、中央博物

院等。出現了一批現代宮殿式建築，如南京大學教學樓、南京師範大學教學樓等；以及

一批在實質上融合中西的優秀建築，如中山陵音樂台、軍區總醫院、江蘇省美術館、第

二歷史檔案館等。由於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該規劃的不少內容未能全部實施，包括

中央政治區的建設。但現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這一規劃奠定的，今日

南京濃蔭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樓、新街口的環島式街心廣場，都是在那時形成的。

與南京相似的是，50年代初新中國首都北京的城市規劃，也是由一批留學歐美的建築家

進行的，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也是中央政治區的設置。出於保護古都文化的考慮，梁思

成、陳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區的規劃思想，提出在舊城之外的公主墳一帶另建中央行政區

的方案，遭完全否定。當時之否定另建新區，除經濟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擁皇

城的心理，以及視舊城爲封建遺留，需要加?quot;革命"和改造等意識形態方面的深層

原因。隨著大規模拆毀城牆、城樓、牌樓，在舊城區內對王府、壇廟、名宅等"廢物利

用"，見縫插針地興建工廠、機關、學校，北京古城的面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50年代確立的以舊城改建、擴建爲中心的思路一直延續至今。對二環路以內舊城的超強

度地開發，致使人流、物流、車流向內城過度集中，造成嚴重的住房壓力、交通擁堵、

空氣污染等問題。它被恰當地定名?quot;破壞性建設"。其實際效果，就建築面貌而言

，吳良鏞先生總結爲"好的拆了，濫的更濫，古城毀損，新建淩亂"。雖然建立功能分

散的、多個城市中心的意見始終不絕，但北京仍以"鋪大餅"的方式迅速擴張。近年來在

近郊已經建立了若干個規模巨大的新居民區，然而，那些擁有幾十萬人口的新區卻並沒

有建立和發育城市的功能，居民們仍需長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動。

今日北京發展的事實已經回答了當年的爭論。城市輪廓線東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

抵大紅門，北達清河鎮，方圓約600平方公里，已經是老北京城面積的十倍。換而言之

，我們已經建設了相當於十個北京城，而那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具有高度歷史文化價值

的北京明清古城，卻終於在我們眼前日新月異地消失了。

新北京：從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北京的建築風貌成爲我們透視體制文化變遷的一個窗口。

1953年所作的首都建設"規劃草案"，其基本要點包括：以舊城的中央區爲中央首腦機關

所在地，使其成爲全國人民向往的中心；首都要成爲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特

別是要成爲中國強大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中心；改建擴建北京，要打破舊格局的限制

和束縛，使首都成爲適應集體主義生活方式的社會主義城市；改造道路系統、改變水資

源缺乏等自然條件，爲工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其總方針的表述十分奇特也很傳神:"爲

生産服務，爲中央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爲勞動人民服務"。這一實現革命化、工業化的

思路，直接導致了"破舊立新"的城市建設方針。

50年代北京建設的突出成就主要體現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的建設和一批標誌性公共建

築上。十裏長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民族文

化宮、軍事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十大建築"，構成了以雄偉、莊嚴、壯麗、堂皇、開

闊等爲特徵的新國都的視覺形象，以寄託解放、新生、自豪感之類的情感。中南海、天

安門城樓等歷史建築文化意蘊的轉換，突出體現了新體制文化對傳統權威的借助和重

構。在很長的時間內，在人們心目中它們已不再是一個歷史建築，而成爲"黨中央"、"

毛主席"的象徵符號，如"天安門上太陽升"、"中南海的燈光"之類話語所寄寓的。

"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這一文化公式在建築學上的體現，是"經濟、實用，在

可能的情況下追求美觀"的原則。一批民族風格的公共建築，體現了當時主流的建築理

念，其典型爲三裏河一帶"四部一會"琉璃瓦大屋頂的建築。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

首先是由於"反浪費"，然後上升爲政治問題--但這一早期嘗試畢竟爲新中國建築的文脈

寫下重要一筆。這一時期的建築實踐與南京民國時期的新建築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現在看來，當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築的"宏大敍事"大體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

一個時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氣度和有明確理念的審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規劃

）的能力。

在城市建設的歷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停滯和平庸的時期，唯一迅速增長的是人口。

以北京爲例，1982年底，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長了4.8倍，達917.8萬人。那

也是簡易房、筒子樓大行其道的時期。除了十裏長街的觀瞻之外，沈重的人口壓力，革

命時期的混亂無序，使城市不堪重負，大多數四合院正是從那時起，變成了破敗凋敝、

人際關係緊張的大雜院。

當80年代新的建設高潮來臨時，和中國的各大城市一樣，北京又一次成爲到處開膛破

肚、徹夜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臨的問題卻已不似50年代那樣單一和單純。城市建設承

載著人口壓力、民生改善、國家形象、商業利益、政治利益、部門利益、政府政績等來

自不同方向的複雜壓力，處於各種不同的欲望、抱負、追求、利益前所未有的緊張擠壓

之中。

在市場經濟、分權管理的新體制下，嚴整統一、"君臨天下"的中央意志漸漸退隱了，城

市改造新的主體是有關政府部門和房地産商，新的強勁動力是商業利益。在全新的制度

環境和利益機制中，統一的城市規劃雖然仍在制定，卻失去了整合、制約的力量。北京

又一次脫胎換骨，但與同期的上海相比，無論在單體建築的新穎和獨特性上，還是在整

體風格的協調上，都遠遠落在了上海之後。號稱"中華第一街"的長安街上的當代建築成

爲北京人調侃的物件：正面棕黃色、側面銀白色的交通部大樓被稱爲"陰陽臉"，門字型

的海關大樓被稱爲"大褲衩"，曲折有致、中間有一月亮門的婦聯大樓名爲"肚臍眼"……

首都的建築何以難以保持協調的風格和應有的水準，這似乎是很令人費解的。其所透露

的其實是體制文化的變異。北京市各行其是、參差不齊的公共建築，可以說是條塊分割

的"部門所有制"（有人稱爲"部落主義"）典型的文化體現。爲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各

部門的建築主要是由本部門按照一己需要設計、製造的，無論選址還是建築風格，都是

首都規劃委員會難以干預和協調的。同時，這種部門主義的建築，較多地凝固了"長官

意志"。

權力所及，各個城市都不乏歷屆領導人留下的"標誌性建築"。在北京，典型爲前市長陳

希同提倡的在高樓頂上加蓋小亭子的建築（被稱爲"戴綠帽子"）。其頂尖之作、也是收

山之作是90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它可能是一個標本，集中了此類建築的某種"文

化特性"：將個人的喜好蠻霸地強加於社會，把"巨大"當成"偉大"，把紀念性的"氣概

不凡"放在首位，而無視公共建築方便、實用的功能。西客站頂上一個沒有實際功能的

巨大亭子，耗資竟達8000萬元之巨。近年來，在一些城市"領導人工程"、"形象工程"仍

呈蔓延擴大之勢，導致無功能建築的大量興起。一些城市大興建廣場、修草地、鑄大

鍾、建城市雕塑之風，在這場比"大"的競爭中，有的縣級市的廣場面積甚至超過了天安

門廣場。

與之相應的是，在部門割據和地方主義的體制格局中，跨地域、跨地區的城市規劃幾乎

成爲不可能。儘管專家、學者一再呼籲，北京市的建設和發展，應在華北經濟圈、京津

冀唐地區的整體發展中、按?quot;大北京"的概念進行設計和規劃，如同大東京、大巴

黎那樣，但這至今仍是知識份子的紙上談兵。

高度之爭：城市建設的"香港模式"

對高度的崇拜和競爭，成爲當代城市建設突出的主題，它也尖銳地體現在北京的建築

中。嚴格地說，這種崇拜非自今日始，它滲透在中國人的"現代化"意識之中。從大半個

世紀以來國人對上海灘24層高的國際飯店的嘖嘖讚歎，到對今日浦東88層高的金茂大廈

的滿腔自豪，都反映了這種"現代化=高樓大廈"的集體認同。事實上，在西方國家經歷

了工業化某個時期對高層建築的新奇之後，對高樓大廈的競爭幾乎集中在東亞，尤其是

那些"從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興國家和城市，無不把自己的經濟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託

在對建築物高度的追求上。

由於特殊的地理條件，80年代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對國人影響早大、接收最多的當屬

港臺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當中國城市開始大規模的房地産開發之時，香港高樓密集

的都市風光作爲"現代化"的典型圖景，早已深入人心，成爲內地竟相仿效的物件。當然

，香港對內地建設的深刻影響，不止于作爲現代化的文化象徵，而主要靠鉅額的商業資

本和大規模房地産開發，爲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記。

在北京城，對高度的競爭是悲劇性的。因爲開闊舒緩的平面佈局和遼闊無礙的天際輪廓

線，正是這座古都的基本特徵和文化性格的體現。對建築物高度的控制和反控制馬上白

熱化。80年代中期，混亂無序的商業開發，致使在緊鄰故宮的舊城的核心區內，在王府

井一帶相繼出現了一批高層建築，如王府飯店、和平賓館等。與此同時，京廣中心、京

城大廈和國貿中心等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樓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傳統的天際線和城市

景觀。今天，無論在故宮、北海還是頤和園四望，背景無不是林立的高樓。在學術界的

呼籲下，1985年北京市出臺市區建築高度控制方案，規定以故宮爲中心，分層次由內向

外控制建築高度。1993年中央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規定，"長安街、前三門大

街兩側和二環路內側以及部分幹道的沿街地段，允許建部分高層建築，建築高度一般控

制在30米以下，個別地段控制在45米以下"。

對這一控制最強烈的挑戰，來自香港李嘉誠所屬集團在王府井路口建立的亞洲最大的商

業性房地産建築群"東方廣場"。它招致海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的批評、引起強烈爭議的原

因基本是文化性的，擔憂其對北京古都風貌將造成難以估量的破壞。斥資20億美元，建

造面積達80萬平方米的東方廣場，原設計方案東西寬480米，建築高度70多米。而近在

咫尺的天安門的高度爲35米；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高度爲38米；人民大會堂的建築高度爲

31米，最高處才40米，總建築面積17萬平方米。這意味著，這座體量4倍于大會堂、高

度2倍於大會堂的龐然大物將使天安門廣場上的這些標誌性建築變得矮小，導致城市中

心偏移，從而打亂歷史形成的以天安門廣場爲中心的首都城市格局。作爲妥協的産物，

東方廣場終於被攔腰截斷，呈現粗壯矮胖的身姿（經修改降低高度和容積率後，仍超高

近40米）。與之相映成趣的是東方廣場西側建于70年代初的北京飯店新樓。它也是經修

改設計後被"裁短"的，原因是出於對中南海安全的考慮。兩者命運相同原因卻大不相同

，也算是一種社會進步了。

近年來，北京市廣建"金街"、"銀街"，"中央商務區"，孜孜追求成爲中國的"曼哈頓"、

"華爾街"和"矽谷"時，作爲文化中心的建設幾乎淡不可聞。在這一建設高潮中，長安街

東側已經被港資爲主的一批寫字樓、商廈"搶灘"。而城市高度控制在舊城區則被"全面

突破"，幾無嚴肅性、權威性可言。這一事態並不是孤立的。類似的一例，是李嘉誠所

屬集團在福州市中心區進行的成片房地産開發，將擁有衆多文物的著名歷史文化街區"

三坊七巷"毀壞殆盡，面目全非。

最早對"香港模式"表示擔憂、發出警告的是被稱爲建築界的"持不同政見者"的建築大師

張開濟。早在70年代末，當火柴盒建築剛剛出現、備受青睞時，他就指出"現代化不等

於高層建築"。當前，他主要是反對北京和內地在住宅建設上盲目仿效香港"超高、超密

"的模式，興建"塔樓+梅花樁"式的小區。高層住宅由於造價高、使用係數低、能源消耗

大、經常費用高，朝向問題造成大量"陽光貧困戶"，以及不利於老人、兒童戶外活動和

鄰里交往等諸多問題，在許多國家已被控制和禁止建設，一些國家則正在拆除幾十年前

建造的此類建築。他認爲比較可行的是用"多層、高密度"替代"高層、高密度"。

一些高層建築的支持者認爲，這是在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情況下大規模解決住房問題的

必然選擇，日本、香港均是在這一壓力之下選擇了這一模式，並以令人窒息的密集高層

住宅群換取了較爲疏朗的整體生存環境。但正如識者所言?quot;超高、超密"的"香港模

式"並不是某種建設理念的産物，而是前港英政府在住房問題上任由市場力量主宰，爆

炒地價至離奇的程度，房地産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産物。它損害的，正是大多數普通市

民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利益。

這恐怕是當下正在中國發生、因而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城市建設爲房地産開發浪潮所

牽引，不受制約的商業化正在成爲主宰城市命運的決定性力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

下，保持不同民族、國家城市建築風格的任務更爲複雜艱巨。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稱，

目前有10家左右美國的跨國房地産開發公司在操縱世界建築市場，以跨國資本爲後盾的

"文化中心"則在製造和輸出各種"建築理論"和"流行風格"，這一現象已引起國際建築

協會的高度重視。

自然，知識份子的意見很難改變什麽。玻璃幕牆高樓仍然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各地推進。

在雲南邊城麗江，興建起了類似希爾頓飯店那樣的華麗大廈。西湖之濱則早已高樓林立

，新建的杭州市政府大廈，被市民詬病爲"削尖腦袋，挖空心思，兩面三刀，歪門邪道"

。適值世紀之交，城市之間對高度的競爭又增加新的動力--興建"跨世紀的標誌性建築"

。據稱，福州市將建一座主樓高306米、88層的"摩天大樓"，主體建築由金銀兩色的玻

璃幕牆組成，總投資20多億，高度爲福建第一，全國第三。而上海浦東在新竣工的金茂

大廈附近，又將建設一座更高的高樓。

建築中的流行文化

當上海以"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自詡和驕傲時，它標識的是城市之間的另一場競爭

--速度之爭。每一個城市的領導者都惟恐變化太小、變得太慢，落在人後，因爲領導人

的任期是短暫的。以北京爲例，近年來僅住宅建設的速度，即達到每年竣工800多萬平

方米。爲了加快速度，採用的是用推土機開路、大拆大建的 "成片土地開發"的模式。

許多有數百年歷史的文化遺迹、胡同和老房子，甚至未及甄別、鑒定便被夷爲平地。當

張開濟等建築和文物專家呼籲北京城市建設應放慢速度，以爲文物保護留下必要的時間

時，建設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了，並且將開發的權力下放到各區，鼓勵各區之間開展速度

的競賽。

當社會向市場化、世俗化轉變之時，建築從過去更爲重視具有恒久價值的審美感受、意

識形態的超越性力量、統治者的意志和權威，以及精英階層的文化趣味，轉爲重視和強

調現實的功利、即時需要、時尚潮流等等。權力的結構也發生了轉移，從建築和文化精

英控制轉爲純粹的商業操作。在許多情況下，地方政府放棄了其應有的職責，成爲房地

産商的合夥人。新的工作機制於是成爲"規劃聽領導的，領導聽老闆的"。這種不甚健康

的商業化，必然意味著歷史傳統文化的流失和建築精英文化旁落，意味著城市的平庸

化、低俗化、"麥當勞化"。一座座失去記憶的城市被大量複製，一批批速成、單調的建

築迅速填充著城市的空間，粗暴地改變著人們的視覺。在新人類的詞典中，"廣場"不再

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間，而只是建築物的前庭路口；"花園"是樓旁狹窄的綠化帶，"

森林"則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園"式諧謔、遊戲的建築，假冒的明清建築和

仿歐洲古典建築紛紛出籠，加入著世紀末大衆文化的狂歡。

大衆的流行文化和社會心理鮮明地積澱在城市建築上。80年代以來，在中國東部的中小

城市、城鎮和廣大農村，不變的時尚是磁磚貼面、藍玻璃的"現代建築"。它爲什麽會如

此深入人心、廣爲流行而且經久不衰，當成爲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課題。在北京

這樣的大都市，建築時尚則經歷了"火柴盒"式的高層建築、高樓大廈+小亭子、摩天大

樓+玻璃幕牆，以及仿歐洲古典建築等不同的階段。許多人到了歐洲之後，只見綠樹掩

映中的小樓而難覓高樓，不禁悵然若失，不知究竟誰更現代化。

"歐陸風情"不可阻擋地成爲最新的流行。當上海含情脈脈地重溫其晚近的這一小傳統時

，各個城市則由娛樂場所大力張揚這一最新時尚。形形色色的"娛樂城"無不裝飾著羅馬

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調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請法國建築師設計成爲最"酷"的豪舉。

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國人之手，在建築風格乃至建築材

料上都十分相似。當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國門的街頭漫步，經常會産生不知身在

何處、時空倒錯的感覺。

法國建築師在北京的最新成就是備受爭議的國家大劇院。由於它的複雜功能和在天安門

廣場一側的特殊位置，其入選方案舉國矚目。它最終被擅長機場設計的法國建築師安德

魯設計成浮在水面之上、銀光閃閃的巨大金屬半球，被北京人稱爲"大水泡"。作爲北京

市最獨特的"另類"建築，它因其後現代風格、建築功能不甚合理和極其高昂的造價，遭

到了科學家、建築師的強烈抵制。有趣的說法之一，是法國人總算報了貝聿銘在盧浮宮

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的確，不論我們喜歡與否，它橫陳在首都的中心和世紀交

替的時點上，是一個觸目的標誌，一個強烈的象徵，宣告著老北京文化的消解、一段錯

綜複雜的歷史和情感的終結，宣告著多元文化、異質文化融合的時期到來。

另一種疑問是這樣的：北京目前並不算很多的文化設施、演出場所得到充分利用了嗎？

北京究竟能爲國家大劇院提供多少高水準的演出？十分巧合的是，廣州市擬建的大劇院

因其耗資巨大，在務實的人大代表的質詢下終告流産。這一提問的價值在於它觸及了城

市現代化的本質。對城市這個"文化的容器"，歸根到底，其中有沒有文化、有什麽樣的

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城市的現代性最終是由其文化"軟體"制約和說明的。正

是在這一意義上，北京和上海的區別，比它們在城市建築上表現出的更爲重大。

十字路口的城市

城市社會的真正內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間、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擴大。"市民

文化"成爲城市社會的一個恰當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衡山路，令人體味了街道的人間尺度和城市的人間情懷。充滿人

道的街道的特徵之一，是馬路兩側的綠樹可以熱烈地相互交接。接續了昔日茶館、咖啡

館的傳統，上海街頭遍佈的紅茶館再次成爲老百姓的生活空間，在那裏年輕人和工薪族

可以放鬆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處。那也曾是老北京生活的況味。然而，北京的茶

館自幾十年前消匿之後，成爲了話劇舞臺上的保留節目。當它重返人間時，卻成爲向洋

人展銷"京味"的旅遊場所，或者臺灣人開辦的高消費去處，在那裏，我看見過白領在下

圍棋。類似地，毗鄰使館區的三裏屯酒吧一條街明確成爲外國人的社交場所、北京的高

級白領和文化"另類"的身份認證處。

廣場的處境是另一個說明。當群衆性政治集會的功能消亡之後，天安門廣場便越來越因

缺乏實際功用而顯得大而無當和無所適從。在這片乾燥、炎熱、堅硬和廣闊的場地上，

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寧，難以解決各種日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廣場則迅速完成了轉型

，用博物館和歌劇院標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場、綠地和廣場鴿使之成爲市民休閒、

購物的實用場所，消解了體制文化的傳統象徵。然而，精明強幹的政府在它巨細無餘的

管理中，也消解著另一種可能性。整潔乾淨的上海，既沒有北京那樣的遍地流民、猖獗

的盜版，也沒有北京那樣豐富活潑的體制外文化空間；既沒有浙江村，也沒有中關村。

被現代生活割裂在胡同、大院和小區裏的北京市民，自有內在的力量和邏輯。當《北京

晚報》炮製著類似小靳莊詩歌那樣歌頌美好生活的"新民謠"時，北京市民對平庸生活的

抗爭從未停止。一種是貧嘴張大民式的，以小人物自嘲自賤的傳統方式，化解生活的辛

酸和無奈。另一種是藝術家張大力式的，他用"把臉畫在牆上"的先鋒行爲，向這個喧囂

而沈悶的社會作出一個怪誕的姿態，發出一個奇異的聲響。而遊歷西藏達十年之久的自

由電視人溫普林，寫下這樣的句子："我深深地懷念有酒有狼有姑娘笑聲的夜晚，那一

切是我們人生中的珍藏"。

城市快車依然循著世俗化和商業化的軌道凱歌行進。北京市開始興建的又一條通衢大道

，使發現不久的曹雪芹故居遺址面臨滅頂之災，引發了知識份子新的抗議浪潮。建築師

和規劃專家的反思認爲，二戰以來在現代主義理論指導下以大規模改建爲特徵的"城市

更新"運動，在西方幾乎沒有成功的先例，認識到"社區發展"規劃、漸進式規劃、公共

選擇規劃、歷史街區修復、小規模改建、住戶自建等多種新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quot;

大城市的生與死"成爲令人興奮的話題，一個重要原因是今年春天狂烈的沙塵暴、嚴重

的乾旱和水資源的極度匱乏，凸顯了北京作爲"沙漠化邊緣"城市的危急地位。人們公開

和私下議論的問題是：北京會被迫遷都嗎？

與此同時，一批國內最著名的民營房地産公司悄悄發起了"新住宅運動"，在深圳、北京

和上海進行了數次研討。這種來自房地産商的文化追求、商業化浪潮中人文理想的蘇醒

，令人有沙漠綠洲般的新感受。儘管這一運動的文化內涵仍待建樹，從理論變爲實踐的

路途則更爲遙遠，但它畢竟爲十字路口的北京、十字路口的城市燃起了一支新的燭光。

原刊於《天涯》2000年第9期

(3)北京理工大學研究員楊東平

人文學者介入電視是不是不務正業，在中外學術界是一個長

期爭論不休的問題。

　　楊東平在首都文化圈中“觸電”的時間不算最早，但參與的

程度恐怕最深。作爲中央電視臺名牌欄目《實話實說》的總策劃

，他每周都要把不少心血奉獻給熒屏。《實話實說》是一種新的

電視節目樣式，實踐著一種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價值觀―――

把平民百姓請到萬衆矚目的電視鏡頭前，放開膽子和嗓子嘮嘮心

裏話，在潛移默化中培養新中國公民的主體意識和參與技巧。由

此看來，楊東平抛擲在書齋外的時間和精力，其實是書齋中傳統

理想的自然延伸。

　　在北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中國文化書院綠色文化分院

的活動中，也總能看到楊東平不知疲倦的身影。在我們這個世界

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常常是一個兩難的選

擇。他們以人文學者的超越眼光和擔當精神，向主管部門和傳媒

一再大聲疾呼：停止砍伐原始森林，制止在三峽絕壁上雕刻商業

廣告，保護靈長類中唯一與人類同爲紅唇動物的滇金絲猴，救救

青海可可西裏無人區的藏羚羊，取消讓遊客用弓箭射殺活雞活兔

的“見血遊戲”……此時的楊東平又成了誠摯的“自然之友”。

　　有時，楊東平深思的目光還會從自然的綠色轉向歷史的灰褐

色。他關注天安門廣場附近大型建築物的高度，關注首都鋼鐵公

司對大氣質量的影響，關注某些歷史街區和四合院的存毀，爲的

是向世界和後人留存一份原汁原味的古都文化。電視、環保、曆

史遺産，其實都不是楊東平的本業。他的工作單位是北京理工大

學高教研究所，教育學是他的學問原點。他把“文革”後愈演愈

烈的考試至上、分數至上現象，抨擊爲“科舉制的復活與強化 ”

。我國中小學教材的難度普遍高出發達國家一二個年級，而學生

書包之重、學習時間之長、參加室外活動之少也在世界上遙遙領

先。重理輕文、重術輕學的傾向，把教育局限爲專業知識和技能

的訓練，忽視人格的養成和道德的發展，同樣令楊東平憂心忡忡

。儘管楊東平的興趣龐雜、社會活動衆多，但並未妨礙他以教育

學專家的身份躋身於全國重量級學者的行列。現主持國家教育科

學規劃“九五”課題―― ―20世紀教育現代化的特徵，著述有《

通才教育論》，編書有《教育，我們有話要說》、《大學精神》

。

　　楊東平認爲，從90年代以來，一批知識份子走出書齋，如給

報紙雜誌開專欄、在文化市場上做策劃，實質上是打開了文化人

接觸社會的一扇窗口，贏得了一個面向公衆發言的機會。早在“

五四”時期，就有過這樣的嘗試，並鑄就了那代文化人最可貴的

實踐品格。蔡元培、陶行知是公認的教育學家，但少有一本教育

學專著，多的是面向公衆的大量講演、文章，以及豐富的辦學實

踐；魯迅的多數思想結晶都是發表在報紙、雜誌上。這一類人文

學者今天被稱爲“公共知識份子”或 “公衆知識份子”。楊東平

和他的朋友們，以及那些高山仰止的前輩，通過與大衆傳媒建立

緊密聯繫，用現代傳播手段來擴散知識界的理性思考，體現出現

代人文學者不平凡的視野、情趣和抱負。

　　楊東平，50歲，上海籍。1969年遠赴黑龍江一個人民公社插

隊落戶， 1972年進入北京工業學院學習，此後留校工作直到今天

。該院現改名爲北京理工大學。90年代初出版《城市季風》，探

究北京、上海兩座城市的文化變遷，一時洛陽紙貴，成爲雅文化

回升的一個標誌。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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