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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案文革史论述提纲（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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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案文革史论述提纲（正本） -- Anonymous - (22108 Byte) 2002-12-16 周一, 下午6:22 (439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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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153 reads) 时间: 2002-12-16 周一, 下午6:28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宋永毅：“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

一、北京市1966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二、屠杀行动是“无

政府状态”下“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吗？

三、军队在暴力和屠杀行动中的角色四、领导者的责任「注释」在60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暴力行为，一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然而，这些暴力与大屠杀却至今仍被刻意掩盖着，不仅官方竭力回避相关的史实，

许多知识分子往往也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结果有意无意地扭曲了历史。在“文

革”后的官版文献或“伤痕文学”作品中，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四人帮”或个别

“红卫兵”、“造反派”在为非作歹；久而久之，国人的记忆中便只留下了“四

人帮”的嘴脸以及模糊的“红卫兵”或“造反派”形像，抽象的符号式形像便成

了暴力和杀戮的唯一罪人，而“文革”时期的领导人、各级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

的众多参与者的直接责任却被遮掩了起来，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重要历史界限

也被刻意地弄得模糊不清了。

2001年7 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发生三十五周年”讨论会上，一位

在美国长大的年约14岁的华裔中学生听了北京1966年秋天的“红八月血案”后率

直地提问：“当时的北京有没有政府？是谁允许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全

场先是震惊、愕然，继而爆发出一片掌声：这个从小在法制社会里长大的少年的

问题如同一个铁锚般的巨大问号沉入思想之海，触及了问题的要害。

一、北京市1966年夏“红卫兵”恐怖行动背后的支持者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国人往往认为，1966年8 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

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

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

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近

10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

33，695 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85，196 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

大都市蔓延，多达40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1]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

1962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

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份不好”

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2] 1966年5 月15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

文件“5.16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

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

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

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3] 5

月16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

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 月18日起调63军的189 师和65军的193 师

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

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份不好”的居民。[4] 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

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居民2 ％的人抄家、杀戮、

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

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

“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5]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国家机器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

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1966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20号发生的一件骇

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

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

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

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

为。那么罗某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年8 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橄榄市附近

广渠门大街121 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份）处抄家，这些“飒爽英姿”（实

为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

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

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7] 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

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8]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

“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9] ；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1966年

9 月12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

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

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

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

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

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的“榄杆市前洒碧血”事

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

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

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领导人，

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10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

“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

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

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10]不难看出，中共上层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

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1966年8 月“老红卫兵”不过是为当局所用，他们充

当了打头阵的法西斯式“冲锋队”而已。可是，到了1967年初，“老红卫兵”也

被中共抛弃了，不少人还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10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年3 月18日，北

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

中共中央1967年101 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

“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佑分子（包括摘

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

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

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

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为。

二、屠杀行动是“无政府状态”下“造反派”的胡作非为吗？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屠杀还有一种流行的错觉：这些大都发生在“造反”

运动兴起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阶段，杀人者大都是所谓的“造反派”。但美

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沃尔德（Andrew Walder ）教授和他的助手苏

扬博士根据80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数千种县志提供的资料统计，“文革”中死人

最多的时期，既不是因“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各级政权瘫

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最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

（当时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已经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器之严密控制的

1968年。[11]

笔者以为，还可以对这两位学者的重要发现作一点补充：在全国著名的大屠

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戮的凶手大多是军队官兵、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团骨

干，这些人无疑是国家机器的代表，而他们的屠杀和暴力行动则可被视为国家机

器的行为，即政权对公民的直接杀戮，所谓的“暴民政治”只不过是国家机器行

为的一种结果和延伸而已。

以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案件为例，此案发生在1966年8 月，当时原北京市委

主要负责人下台了，新的北京市委刚成立不久，这时并非权力的“真空期”，何

况各区、县委并无人事变更。据现在可查到的档案材料显示：这一屠杀行动起源

于1966年8 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议，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不久前

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讲话要点是：（1 ）公安机关不要出

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2 ）“群

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

（3 ）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的抄家暴力“当参谋，提供黑五类的情报，协助

抄家。”会后大兴县公安局立即闻风而动，制定了在县内发动群众屠杀“黑五类”

的计划。[12]据调查，大兴县的屠杀行动固然受到北京市区“红八月”杀戮的影

响，而直接的指令则来自县公安局，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社的主任、党委副书记，

动手残杀“黑五类”、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则大都是民兵。[13]

这种实际上由政权机构策划的对所谓的“阶级敌人”乱打乱杀的现象，1967

年至1969年在农村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尤其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的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等政治运动中。这个无法回避的史实在湖南道县、邵阳县、

广西宾阳县的大屠杀案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道县的大屠杀中，组织者是县政府

人民武装部部长（现役军人）刘世斌、县委付书记熊炳恩等人，执行者是各区、

各公社的人民武装部部长和民兵。广西宾阳的大屠杀则由军代表兼县革委会主任

王建勋直接指挥“公检法”系统和当地驻军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参与屠杀的人都是党员，还有很多“积极分子”因在屠

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至今仍或多或少地享受着党员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和

利益。例如，1968年广西自治区当局以执行中央的“七。三”、“七。二四”布

告为名，对反对派“四。二二”群众团体实行武装大剿杀，当时除了有数万军人

奉命参与行动外，最积极杀人的竟多是共产党员。“文革”后官方内部出版的《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

20，000 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9 ，000 多人是杀人？笕氲车模

作者：Anonymous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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